乔治·奥威尔:评叶·扎米亚京的《我们》

Luke 2010-10-29 09:29:43
乔治·奥威尔 著
孙仲旭 译


在听说有这么一本书的几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本扎米亚京的《我们》,它是这个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之一。在查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二十年》后,我发现它的历史是这样的:

1937年去世于巴黎的扎米亚京是俄罗斯小说家、评论家,他既在十月革命前,也在其后出过几本书。《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它并非关于俄罗斯,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无直接关系——它是一部描写第26世纪的幻想作品——但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不合时宜,而被禁止出版。有一份手稿辗转到了国外,这本书已经有了英语、法语及捷克语译本,但从未以俄语本出版过。英译本出版于美国,我一直未能找到一本,但的确有法语译本(书名为《Nous Autres》),我终于借到了一本。依我所见,它并非一本一流的书,但无疑是本不寻常的书,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的出版商无一有足够胆识重出这本书。

对于《我们》,谁都会首先注意到这一事实——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肯定部分得自于它。此两书都描写了朴素的人类精神对一个理性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进行的反抗,而两书中的故事,都假定发生在现在往后约600年时。两书的氛围类似,大体而言,描写的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在政治觉悟上显得少一些,更多受到了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在第26世纪,按照扎米亚京所写,乌托邦里的居民已经如此彻底失去个性,以至于只以数字命名。他们住在玻璃房子里(写于电视发明前),使政治警察——叫作“护卫”——更容易监视他们。他们全穿同样的统一服,通常一个人不是以“一个号民”,就是以“一个统服”(统一服)相称。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是四人一排行进,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公寓内的幔帘一小时(被称为“性小时”)。当然,那里没有婚姻,然而性生活似乎并非完全是滥交。为做爱目的,每人都有一种粉红色票券的配给薄,跟他度过规定的某次性小时的伴侣在票根上签字。大一统国是由一位被称为“造福主”的个人所统治,他每年由全体人民重新选举,总是全票当选。这一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跟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是幸福的,可他愚蠢地要求自由,就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国通过剥夺他的自由,令他重新享受到幸福。

至此,它跟《美丽新世界》相似得惊人。但是扎米亚京的书尽管在整体结构上没那么好——它的情节很弱,很松散,复杂得不好总结——但它具有政治目的,而另一本则缺少。在赫胥黎的书里,“人性”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因为它设想通过出生前治疗、用药和催眠性暗示,可以做到需要什么样的人类机体,就专门生产出什么样的。一个一流的科学工作者跟一个智力低下的半痴呆人同样容易制造,在制造这两种人时,残余的原始本能,如母性感觉或对自由的渴望,都易于处理。同时,对社会为何以所描述的细致方式形成阶层,则未能给予一个清晰的解释。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成其为动机。不存在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居于最上层的没有待在那里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着,但生活已经变得如此缺乏目的,难以相信这种社会能够持久存在。

扎米亚京的书总体而言,跟我们自己的处境更有关联。虽然有教育,也有护卫们进行防范,但很多古老的人类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尽管是位天才的工程师,但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人,可以说是个在乌托邦中生活的伦敦市的比利·布朗(注:指1942年出版的小说《伦敦市的小比利·布朗》中的主人公),他经常为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震惊。他爱上了(这当然是一种罪)一位I-330,她是某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而且暂时成功地带他走向了造反。造反开始后,好像造福主的敌人事实上数量相当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放下幔帘后,他们甚至纵情于抽烟、喝酒这类恶习。D-503最终免受他自己的愚行所带来的后果。当局宣布已经发现了近期动乱的原因:有人患上了幻想病。负责幻想的神经中枢的位置被确定,这种病可以用爱克斯光疗法冶愈。D-503接受了手术,之后,他就能轻松地去做他一直明白该做的——即向警方出卖他的同党。他看着I-330在玻璃钟形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却丝毫不为所动:

    她看着我,她的手紧抓椅子的扶手,直到她的眼睛完全闭上。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用电震法使她恢复知觉,然后又把她放在罩下。这样重复了三遍,可她一个字也没招。
    跟她一起被带来的别人都显得更老实一些。很多人在受过一次刑后就招了。明天他们将被送上造福主的机器。

造福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京笔下的乌托邦里经常处决人,公开进行,造福主到场,伴随着官方诗人背诵的庆祝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那种古老的简陋器具,而是一种改进许多的型号,能使受害者完全液化,瞬间使他化为一缕烟和一摊清水。事实上,处决是以人为祭,而描写处决的那一幕被有意加上了远古世界邪恶的奴隶文明色彩。是这种对极权主义荒谬一面的直觉理解——以人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得扎米亚京的这本书比赫胥黎的那本高出一筹。

不难看出,这本书为何被禁止出版。下面D-503和I-330之间进行的对话(我做了少许删节)完全足以使审查员行使大权:

“你意识到你所暗示的是革命吗?”
“当然是革命。为什么不呢?”
“因为不可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永远不会再来一场,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告诉我,最后的数字是几?”
“你什么意思,最后的数字?”
“噢,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荒唐啊。数字是无限的,不可能有最后一个。”
“那你干吗说最后的革命呢?”

还有其他类似段落。然而很有可能的是,扎米亚京并非有意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目标。他写时大约在列宁死的前后,不可能想到斯大林进行的独裁,而1923年俄罗斯的状况并非谁都会反抗,因为生活正变得太安全和舒适了。扎米亚京所针对的,似乎并非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工业文明不言自明的目标。他别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不过从格列布·斯特鲁韦那里,我了解到他在英国待过几年,并写过一些尖锐讽刺英国生活的作品。从《我们》来看,他显然强烈倾向于尚古主义。他1906年坐过沙皇政府的牢,1922年又坐过布尔什维克的牢,是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条走廊上,他有理由讨厌他在其中生活过的政治体制,但他的书并非单纯为发泄不满。实际上,它是对“机器”进行的研究,人类有欠思量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却无法将其重新纳入瓶中。此书倘在英国出版,应该留意找来一读。

刊于1946年1月4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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