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从少年嫖客到诺奖得主

胡子(胡续冬) 2010-10-20 11:10:22
略萨:从少年嫖客到诺奖得主
·胡续冬
(杂志约稿,平媒勿转)

       1950年10月的某个诡异的夜晚,当14岁的军校学生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故作老练地叼着一根皱巴巴的廉价香烟、攥着饿了好几顿饭省下来的20索尔钞票、迈着在抖抖索索的期待中强装淡定的步伐和一名同为处男的死党鬼鬼祟祟地踏进秘鲁首都利马的一个叫做瓦迪卡区的红灯区里最为昂贵的“法国女人街区”,去接受一个冒充法国御姐的巴西熟女饱含关爱的“破处洗礼”的时候,这个在“破处”之前就已经无数次在军校那种恶性攀比雄性荷尔蒙的鬼畜环境里宣称自己是个“发狂的种马”并多次在宿舍里的“打飞机大赛”里获得“最远射程奖”的少年嫖客怎么都不会想到,60年后,同样是在10月里的一天,74岁的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这个全球最重要的文学奖也可以看作是某种放大了的“最远射程奖”:小说创造力的最远射程奖。
       14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小小年纪就成为瓦迪卡区的常客并且和以“金脚丫儿”为代表的青楼姐姐们结为至交之后,生猛活泛的妓院、千姿百态的妓女和无拘无束的性能量日后会像快乐的幽灵一样游荡在他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作品中。他对自己的“少年嫖客”经历并不后悔,在半是回忆录半是从政生涯反思的《水中鱼》里他写道:“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从社会意义的角度看卖淫背后包含的那一切;我并不维护卖淫现象,除非有人根据自由原则的去干那一行……我认为,如果不承认在那逐渐走出儿童时期的岁月里,像‘金脚丫儿’那样一些女恩教会了我肉体和感官的快乐,教会了我不要把性作为某种淫秽和侮辱性的东西加以排斥,而是把性作为生活和欢乐的源泉加以体验,还教会我在那神秘的性欲迷宫里迈出前几步,那么那就是对我自己的记忆和少年时期的不忠诚。”
       事实上,“少年嫖客”的经历为略萨的一生带来的不仅是对性禁忌的不断僭越(他最常被人提及的八卦——先娶了舅妈的妹妹胡利娅姨妈再和舅妈的女儿帕特里西亚表妹劈腿最终娶了表妹——正是这一僭越最表层的体现),在秘鲁独特的社会情境下,妓院作为一个与各种类型的社会生活都有着隐秘交集的公共空间,更是略萨感受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泥沙俱下的人类生活经验的起点。少年略萨作为兼职记者曾经为《新闻报导》跑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新闻,而他的主要“对口区域”就是他从14岁起就无比熟悉的贫民窟红灯区,以妓院、妓女为纽带串联起来的那些难以归类的骇闻绯闻杂闻轶闻、那些丰富得无以附加的社会现实在略萨的内心世界里逐渐汇聚成这样一种强烈的写作诉求:通过小说的书写尽可能全面地包括万象、尽可能充沛地借助“讲故事”、“编谎言”的手艺复制一个和现实有着同样复杂性的虚构世界。
       我们可以拿《绿房子》和《潘达莱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这两个表面上是以妓院或者妓女为聚焦对象的小说来看看他的“嫖客情结”背后所包含的浓缩社会生活的雄心。《绿房子》乍看是一部“妓院史”,写了秘鲁丛林地带一个叫绿房子的妓院四十年来的兴衰浮沉,但略萨实际上处理的是一部繁复的秘鲁北部地区社会生活史,他利用妓院本身的“社会连通器”效果,把军人、神职人员、医生、外国冒险家、印第安原住民等不同人物、不同社会生活层面的故事以多线头并进的方式同时展开,使得这部小说最终呈现为对某种特殊社会形态的总体性批判。《潘达莱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主要讲的是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五好军人”如何奉命在丛林深处兢兢业业地组建了一支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劳军队”的荒诞故事,和《绿房子》、《世界末日之战》、《酒吧长谈》等社会图景吞吐量巨大的小说相比,这篇小说似乎显得比较“微型”一点,但即使在处理这样一个经验宽幅相对偏窄的故事,略萨也通过安插一个很有喜感的山寨宗教组织“方舟兄弟会”的副线叙述和对一个看似公正实则私欲至上的民间独立媒体的反讽描述,为这个看似“纯妓女”、“纯情欲”的故事提供了国家机器(军队)、公共空间(媒体)、精神信仰(邪教)三个角度的批判切入点,巧妙地为“小”故事移植了巨大的社会生活胃口。
       这种通过小说浓缩广阔的现实、让每一个“谎言”都尽可能包罗万象的写作诉求正是理解略萨小说的关键所在。对略萨比较熟悉的读者和研究者都会特别执迷于他小说中极为炫目的结构技巧,无论是华丽的多线索叙事、巴洛克般的立体交叉结构,还是大幅度的视点跳切、场景间的蒙太奇叠加、各种戏仿文体的现成品拼贴术,都会对反射弧比较短的智性读者构成极大的诱惑,他的中译本大规模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之时,很多作家都从他那里偷学到了一些组织复杂叙事的结构技能,他也被学界刻意强调为一个“结构现实主义作家”。但如果把略萨从《城市与狗》、《绿房子》到近年来的《公羊的节日》等精力旺盛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结构上的花样只是表像,他最核心的小说梦想、最深层的文学抱负还是那种包罗万象的创造力,结构上的繁复、并置、嵌套、蔓延都是在为他心目中一个理想化的小说形态服务,这种小说形态被他称为“总体小说”(Novela Total)。
       略萨早在1960年代末就通过各种随笔、评论勾画出了他的“总体小说”理念。在他的小说观念里,总体小说须力求探索小说自身的宇宙直至最极限处,拆除意识的挡板、掀开各种沉默;总体小说尽可能全面地把总体现实的各个层面都进行详尽的虚构化处理,进而形成一个具有悖论意味的封闭空间,叙述者要与这个完美复制的社会保持审慎的观察和批评距离;总体小说要求叙述像夜间的潮水一样汹涌上涨,浪涛中要裹挟无比丰富的人类经验,并把它们摔打在与现实社会相对称的精确的虚构地图上。他把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纳入到“总体小说”的谱系中,认为他们的写作真正实现了对社会和人类生活经验的多维度复现,代表了最饱和的小说创造力。尽管他也阅读大量的二十世纪作家的作品并不乏受到影响,但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之外,只有多斯•帕索斯、福克纳等少数作家承续了“总体小说”的衣钵,尝试在书写当代的“总体小说”:那种“希望扩张、成长(的小说),通过写景、人物、故事,甚至耗尽整个世界,甚至要表现出最博大、最细微、世界的各个层次、各个角度来追求数量上的偏爱。”
       在略萨的视野里,他的拉丁美洲小说家前辈卡彭铁尔,他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爆炸”时期的同辈俊杰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何塞•多诺索等等都是“总体小说”的书写者,与同时代以法国“新小说”为代表的、叙述日趋破碎化和平淡化的欧美主流小说诉求相反,拉丁美洲的小说猛男们鼓着一身的“总体小说”肌肉十分威武地闯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学场域之中,令人们重新意识到小说还可以如此彪悍、如此伟岸。可以说,拉美“文学爆炸”最根源的魅力,并非魔幻现实、奇情异想、畸形社会或是异国风情,而是一代人对看上去有些逆流而行、重返十九世纪的“总体小说”的追寻,以及与这种追寻结伴而生的对社会、对政治的批判力度。“爆炸后”的拉美作家里不乏杰出之辈,譬如伊莎贝尔•阿连德、劳拉•埃斯基维尔、曼努埃尔•普伊格等等,但他们多多少少都只继承了“爆炸一代”的表层功力,譬如日益标签化的魔幻现实主义、视角大挪移等等,略萨们骨子里的“总体小说”的精气神,已然大规模流失,“总体小说”的叙事冲动大概只残留在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之中。这也是在“文学爆炸”结束将近40年后的今天,即使已从“少年嫖客”成长为“总体小说家”的老略萨没有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依然需要重读拉美“爆炸一代”的作品并在其中再度汲取小说的壮伟之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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