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列侬一起想象:当代无神论小说批评(全)

倪湛舸 2010-10-08 11:21:02
与列侬一起想象:当代无神论小说批评

小说界(2010:6)

这些年和好莱坞电影一起气势汹汹涌进中国的,还有当代欧美小说。那些陈列在欧美各国书店新书专台或专柜的小说,往往很快就会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赢得新一轮的赞叹。这里,我却要唱个小小的反调:我们翻译介绍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既然介绍了文学创作的所谓最新成果,为什么却偏偏冷落了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与时共进?既然中国读者已经对当前的作家和作品有了一定了解,这时候,听听西方的研究者和批评家都说了些什么,岂不是更有意思?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向来纠缠不清,客气点讲,叫做相辅相成;更现实的说法也许是以各自为政为前提的明争暗斗。所以才有这样的两种极端:一边是作家诗人们自以为是伟大作品的生父或生母,而批评家无非跟在别人屁股后头阐释而已;另一边是文学学者强调作品大于作者,作者自己所无法体会的深意,当然要等批评家来点石成金。要是进一步细化批评家的姿态,她们又会落入这样的两套窠臼:一来祭出文学这件大法宝来攻击社会科学和其背后的科学是多么的僵化而霸道,这时候,创作者就会被捧上九重天,俨然是复活历史、直面现实、展望未来的大祭司。然而,“一来”后面总会有“二来”,真正面对创作者时,批评者却总是恨铁不成钢,因为这些作家诗人们的观念未必跟得上她们的批判思维,于是乎,一大批研究专著就有了诞生的理由和必要。倒不是说这些书就要对“矫正”文学创作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作家还真就未必去读它们,它们也并不单纯以与作家对话为目的,但如果读者能够有效地接受到两个方向的声音,长此以往,创作与批评的平行和制衡也许能够刺激到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流变。所以,读外国当代小说而不读外国当代批评,怕是容易把什么新鲜或不新鲜的东西都拿到一个已有的框架里去削足适履,名义上在做跨语际的消化吸收,或者本土语境里的有益变形,但实际上却是在巩固本土语境里曾经被吸收进来的西方模式----比方说科学主义或人文精神等----而这种模式已经被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者们质疑很久了。
批判科学主义和解读当代小说是怎么搭上界的呢?今年Continuum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新无神论小说:后911小说、哲学与论争》的书(The New Atheist Novel: Fiction, Philosophy and Polemic After 9/11),作者是亚瑟•布拉德雷和安德鲁•塔特(Arthur Bradley and Andrew Tate)。布拉德雷和塔特选择做细读的作家里恰好有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和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前者的多部小说均有中译本,据说还颇为流行;而根据后者的《黑质三部曲》(His Dark Materials)改编的电影眼看着就要成为继《魔戒》和《纳尼亚传奇》之后的又一部魔幻里程碑。所以,中国读者对他们应该都不陌生。两位学者是怎样“敲打”两位作家的?和沉浸于小说情节和情绪里的其他读者不同,两位学者竟然搬出了以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为代表的一众科普作家,并论证说麦克尤恩和普尔曼的小说深受道金斯等人的新无神论之影响,是故,可以被称为“当代新无神论小说”。那么,所谓当代新无神论小说的得失利弊又何在?让我们从布拉德雷和塔特对几位科普作家的评述看起。
约翰•列侬的歌,大家都不会陌生吧,尤其是那首“Imagine”,有词大意曰: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个没有宗教的世界。而道金斯2006年的畅销书《上帝错觉》(The God Delusion)就巧妙地引用了这句歌词。与生物学家道金斯彼此唱和蔚然成风的还有《信仰的终结》的作者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 End of Faith, 2004),出版《打破魔咒》的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Breaking the Spell, 2006),以及敢于说出《上帝不伟大》的克里斯多夫•西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God is Not Great, 2007)等人。出于好奇,我走访了附近的书店,时值2010年秋,这几本书俨然还占据着书店里的醒目位置,可见其畅销与长销。生物学家道金斯、神经科学博士哈里斯、认知科学家丹内特、以及媒体人西钦斯共同掀起了这场新无神论运动,他们在书中频频引用休谟、达尔文、罗素等前辈无神论者的战斗宣言,他们继承了十八世纪经验主义哲学、十九世纪进化论生物学、二十世纪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的衣钵,却似乎并没有提出新的观点和论证。那么,他们的写作热情与读者的热情接受是怎样蔚然成风的呢?
在布拉德雷和塔特看来,当代新无神论的涌现,正是为了回应二十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一世纪至今方兴未艾的原教旨主义大潮。“逆时代潮流”而兴起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其实却正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可以被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当时,基督教内部在现代化进程的压力下产生分化,出现了顺应现代社会的自由派与主张回到圣经时代的原教旨主义。由于现代化进程席卷全球,原教旨也在全球范围生根。二十世纪后半叶,尤其是伊朗革命后,原教旨的影响开始深入到政治领域,仅在美国就有基督教右派势力的勃兴,甚至一度要竞选总统。而二零零一年的911事件则一方面暴露了原教旨的极端,即恐怖暴力,另一方面,也激化了美国的民族主义并诱发了基督教右派的又一次高潮。著名的极右牧师帕特•罗伯特森(Pat Robertson)早在911事件时便声称这是上帝对迷途的美国的惩罚(堕胎、女权、同性恋便是罗伯特森眼中“道德败坏”的实例),而他更是针对海地地震继续其天谴言论,说什么与魔鬼定约的海地人注定得此报应。罗伯特森在深受唾弃的同时,仍然赢得了众多支持,这便让人不得不惊心且忧心,乃至大力抵制了。与原教旨相对应或对抗的,就是人们对于现代启蒙话语的原教旨化,换言之,理性、科学、民主等信条被反复吟咏,顶礼膜拜,不容置疑。一时间,我们所身处的,也许并不是个理性对抗迷狂的时代,而是“已趋迷狂化的理性”对抗“迷狂中的另一套理性”的时代。
道金斯、哈里斯、丹内特、和西钦斯就是这“理性”教忠实而狂热的宣教师。他们哀声喟叹我们这个为自杀炸弹袭击、巴以冲突、和北爱尔兰危机所困扰的世界,痛斥希特勒、斯大林与其他魔王的宗教狂热,并带领我们深切向往一个理性昌明、井然有序的未来。然而,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自杀炸弹袭击,巴以冲突中的民族主义因素,以及北爱尔兰于天主教教条之外的诉求。他们也许忘记了,希特勒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而斯大林是东正教会的死敌。他们把人类的解放定义为摆脱神话,却因此而讲述了一个新的神话:人类从不成熟、非理性的幼年走入理性、自由和真理的时代,于是,他们如卢克莱修般地推崇自然,矢志于发扬孔德科学实证主义,以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为圭臬,遵循新教-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并坚信人类在自然和社会历史中的中心位置,而这,岂非又是继承自基督教传统的特色?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为了宣讲这套神话,我们的科学家们----或者至少是科学主义者们----选择了写作,换言之,选择了文学。“理性”教的两大护法,正是科学与文学。科学主义者们纷纷敲打着键盘,写出一篇篇在情在理的文章,目的是为了与宗教狂热分子争夺群众。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是一群坚持以启蒙对抗原教旨的小说家,其中就有麦克尤恩与普尔曼,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学主义者。科学主义者西钦斯把大作《上帝不伟大》献给好友文学主义者麦克尤恩,因为后者的小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能力,能够在阐明神圣境界的同时,不求助于对超自然的假设。西钦斯还把文学作品歌颂为鉴世明镜,能够映射出人类的困境,远胜于幼稚的寓言与道德教化故事,更勿论种种圣书中的教条训诫。麦克尤恩当然不可能辜负西钦斯等人的赞誉,他是科学主义者的忠实崇拜者,为他们频频撰文讲演以示支持,而他的小说《星期六》(Saturday,2006)和《切尔瑟海滩上》(2007)则可以被视为以科学主义者的著作为灵感源泉。与此类似,普尔曼也与科学主义者们互相欣赏、引为知己。
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的工作是论证宗教之破产,文学主义者的任务便是重塑神圣,于是,紧密跟随着理性启蒙、进化生物学与科学实证主义与原教旨针锋相对的,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能够填补上帝所留下的空洞的,唯有文学艺术,唯有自由而非禁锢、净化而非激化的文学艺术。对麦克尤恩和普尔曼那样的文学主义者而言,文学俨然成了世俗社会里取代宗教的、非宗教的新宗教。这样的论调何其耳熟,是的,我们仿佛又听见了十八十九世纪弗利德里希•席勒和马修•阿诺德等人以诗歌、文学、美育代宗教的言论,仿佛又目睹了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中比比皆是的艺术神圣化现象,比如保罗•瓦雷里,比如詹姆斯•乔伊斯。和众多文学前辈相比,当代的新“无神论”小说,或者说,新“文学主义”小说,又有怎样的流变呢?
让我们先来看麦克尤恩。二零零二年出版的小说《赎罪》(Atonement)创作于911事件之前,小说的主人公布里奥妮•塔利斯是早熟的十三岁少女,她想象力丰富,有文学创作的天赋。然而,这位想象力过于丰富的少女却误会了姐姐塞西莉娅和管家儿子罗比之间的两情相悦,以为罗比是潜在的威胁,以至于在表姐罗拉被强奸时错误地指证罗比是犯人,塞西莉娅坚信情人的无辜,为此与家庭断绝了关系,在苦苦等待罗比出狱之后,又追随他应征入伍,参加了二战。时光流逝,历经磨难的情人终于与布里奥妮和解,而这时,叙述者笔锋一转,揭示出故事的真相:塞西莉娅和罗比虽然历经磨难,却未成眷属,他们早已各自孤独离世,美好的结局,只存在于年迈的布里奥妮的小说里而已----这个故事,说到底,讲的是文学的罪与赎。也许有读者要问:这样的“文学主义”探讨了想象与现实,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有什么不好?布拉德雷和塔特的答案是这样的:请随着我们再去读麦克尤恩发表于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五日的文章“惟有爱,继而遗忘”(Only Love Then Oblivion),这篇回应911事件的文章深情地恳请读者为他人设身处地地考虑:如果恐怖分子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那么,他们还能够驾驶飞机义无反顾地撞入世贸高楼吗?人之为人的根本,就是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为他人,只有这样的同情才是道德的开端。布拉德雷和塔特在深受感动的同时,不乏尖刻地反问:万一恐怖分子把自己想象成了受害者并因此而更为暴虐呢?万一恐怖分子的动机并非麦克尤恩所说的“错位的信仰和非人的憎恨”呢?万一恐怖分子工于想象,预先想象出了赎罪的美好结局呢?为什么小说家布里奥妮的罪与赎赢得了我们对于文学之探索伦理灰域的深思和赞叹,而恐怖分子就被不由分说地想象成了毫无想象力和同情心的人呢?
如果说《赎罪》尚且有关文学的暧昧,即罪与赎这两面,麦克尤恩二零零六年的小说《星期六》就彻底成为了文学的宣道书,或者,更确切地说,科学主义的文学宣道书。小说主人公亨利•贝罗安是神经外科医生,他功成名就,生活美满,膝下有一双儿女,儿子是音乐家,女儿是诗人。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设定:难道贝罗安不会让人想起麦克尤恩的密友西钦斯等人?科学的儿女又恰好是文学与艺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使贝罗安遭遇了疯癫暴躁的穷人巴克斯特,这个贝罗安的镜像人物不仅是中产阶级的对立面,更是威胁着科学主义者和其文艺家庭的恐怖分子。巴克斯特为撞车与贝罗安发生了争执,睚眦必报的他竟还闯入后者家施暴,最戏剧化的场面发生了:贝罗安的女儿对着巴克斯特朗诵起马修•阿诺德的名作“多佛海滩”(Dover Beach),暴徒竟然被感动而感化了,而且,这个为神经病痛所困扰的暴徒毕竟还渴望着医生的救赎!这不是科学与文学双管齐下教化野兽的神话是什么?正因为如此,布拉德雷和塔特才顺理成章地提醒读者,二零零七年的《切尔瑟海滩上》恐怕正是向“多佛海滩”的致敬之作吧,多佛海滩上的那对情人感伤于信仰之海的退潮,而切尔瑟海滩上的情人所恐惧的未来,却正是狂热信仰的回潮。我们不如这样戏仿阿诺德的诗句:爱人啊,让我们对彼此忠诚,就好像科学与文学不离不弃!为了一同抵抗那些疯狂的极端主义者!
谈完了麦克尤恩,再来读普尔曼的《黑质三部曲》,即《黄金罗盘》(Golden Compass,1995),《魔法神刀》(Subtle Knife,1997),《琥珀望远镜》(Amber Spyglass,2000)。普尔曼的魔幻三部曲讲述了少女莱拉和少年威尔的冒险故事,他们用魔法神刀切割时空穿梭于重重世界之间,与邪恶的宗教势力乃至上帝作战,寻找据说是意识与生命本源的“暗物质”(dark materials)。故事结尾,莱拉与威尔成为又一代的夏娃与亚当,还与象征着蛇的科学家马隆博士会合,建立了天堂共和国!---这与其是对圣经故事的重写,倒不如说是直接脱胎于弥尔顿的文学经典《失乐园》(Paradise Lost)。离经叛道的弥尔顿把撒旦描写成为了追寻自由而反抗上帝暴君的英雄,而普尔曼三部曲第一部的题词便出自《失乐园》,三部曲的标题“His Dark Materials”更是出自该题词。所谓的“暗物质”即影射物理学上的dark matter,又暗喻着上帝造人的尘埃(dust),而被流放的失败英雄撒旦正寄希望于这尘埃的暗质(dark materials在小说中又被成为dust),因为这暗质中诞生的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人类是他未来的盟军,是他籍以推翻上帝暴政,实现自由民主的力量。如果说弥尔顿讲述了人类如何失去上帝的乐园,普尔曼便接过这革命的火炬,更为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人类如何在历经磨难之后建立起撒旦的共和国,可有趣的是,上帝的园和撒旦的国,竟然都叫做天堂,更有甚者,从乐园到共和国的转变,让人不禁联想到了基督教垄断地位的衰退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原来,普尔曼的魔幻自有其真实,这真实就是世俗化的历史,或世俗化的神话,也就是宗教的退位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领域的兴起,以及科学主义和文学主义对人类理性和情感的双重征服。蛇的化身马隆博士可不又是个科学家,而普尔曼的小说里比比皆是的文学典故让人目不暇接。普尔曼对科学主义者道金斯的推崇备至不亚于他的文学主义同伴麦克尤恩,然而,他的反基督教姿态却并没有激起基督教人士的全面愤慨,倒是有神学家特意撰文推崇普尔曼的护教功绩。究竟是明里的敌人被骂昏了头,还是这些文学主义者不自知的宗教式狂热得到了暗中盟友的肯定,那就不好说了,也许,我们能做而且该做的,就是发挥伟大的想象力编排个错综复杂引人入胜的故事来探讨这个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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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湛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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