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弗里德曼和“中国模式”

蓑笠翁 2010-09-17 14:20:50


蓑笠翁
2010年9月17日

一、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江湖恩怨

弗里德曼在他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开头分析了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说中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他认为前半句“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国家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是家长主义式的;而后半句“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则意味着国家是主人而公民是仆人,是集体主义式的。

这两种关于国家和公民关系的方式他都不赞同,他认为作为一个自由人,应该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这句话意味着将个人和国家(政府)置于一种平等的地位,既避免了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又避免了无政府主义的失序。

这似乎意味着弗里德曼是一个调和主义者,用今天的时髦话语讲是一个中间路线主义者。但显然不是这样的,在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政府)和自由市场(个人)之中,他显然偏向后者,信奉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是公认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和他针锋相对的则是新凯恩斯主义,更加强调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主张政府应该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干预,代表人物为萨缪尔森。

在比较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有一点必须要注意,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不同是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框架之内的分歧,差别并非那么明显,而且似乎还越来越表现出折中的趋势。就象凯恩斯绝对会反对共产主义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弗里德曼也并非一味反对政府的作用,他认为“也存在着一些例外情况”。在公共交通、学校制度和公共保健等领域,虽然他也认为“存在着很多通过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力量来进行改善的可能性”,但认为政府在这些领域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英国绅士凯恩斯在剑桥大学任教时提出他的经济学主张,但他在亚当•斯密的家乡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真正使他的学说成为“凯恩斯主义”的是美国的罗斯福。遭受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重创的美国采用了凯恩斯的主张,很快便从萧条中恢复并站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凯恩斯已经取代亚当•斯密,成为资本主义的新上帝。这是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个回合,英国人凯恩斯拯救了美国经济。

好景大概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时一个叫“滞胀”(即经济停滞、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怪物结束了资本主义世界对凯恩斯的顶礼膜拜,因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政策(当然不可避免要产生通货膨胀)可以降低失业率。资本主义又一次遇到了麻烦。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力排众议,果断采用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终于把资本主义世界从“滞胀”的梦魇中拯救出来,一直繁荣到2008年。这是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回合,不过这次反了过来,美国人弗里德曼拯救了英国经济。

这两个回合与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回合发生时,国共两党正打得不可开交;第二个回合发生的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对这个世界还很懵懂,采用的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策略(即他有名的“猫论”),离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似乎还都很远。

2008年,一场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将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较量搬到了前台,被压抑已久的凯恩斯门徒这次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领军人物萨缪尔森对两年前已经去世的、他的朋友兼对手弗里德曼冷嘲热讽:“今天,我们见识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到底有多么的错误,凯恩斯的观点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性角色。我希望弗里德曼还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了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的失败的”。当然,萨缪尔森也没有看到这场较量的结果,于2009年12月去世。

这次,中国终于站到了历史舞台上,而且还似乎站到舞台中央。

二、弗里德曼的预言和中国经济

有一个传得神乎其神的预言(据说是弗里德曼说的),那就是如果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独有偶,对弗里德曼持批评态度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也预言,如果中国学者弄懂了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原因,就可能会得诺贝尔奖。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重量级人物都提出了类似的预言,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经济学界俨然已成显学,另一方面也说明要把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弄清楚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如何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和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时,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经济学者往往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取得共识的一点似乎是:中国经济已经和正在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就是掩耳盗铃了。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然而,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自由市场的范围在一点点扩大,极大地释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潜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从每五年一次的经济规划到中央政府手里似乎越来越娴熟的宏观调控,从大手笔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到全球金融危机后四万亿巨额资金的投入,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也许全世界都没有一个政府象中国政府这样对经济增长投入了如此之大的精力,甚至已经变成一种GDP崇拜。一方面是自由市场,另一方面是宏观调控,那么,怎样来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自由市场的作用,弗里德曼1988年曾经给中国的一位前领导人写过一封信,提出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其中包括“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全面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和“由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现在看来,不管后来的中国是有意还是无意,起码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按照这几点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他在信的结尾写到:“只要继续进一步依靠自由私人市场,中国完全能取得进一步的巨大成功!”

作为一个坚定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经济主张在这封信中表达得一览无余。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不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经济自由,是不可能取得政治自由的。结合上面的这封信,我们应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期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上的期望。

然而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如果一个自由市场就可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也就不会有弗里德曼和斯蒂格里茨的预言了。被《时代》周刊称为“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萨克斯,先后在玻利维亚、俄罗斯和东欧实施他的“休克疗法”。这种经济改革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展到极致:在经济自由化上,主张一步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结果除了在玻利维亚取得成功外,在另外的地区则遇到了程度不一的挫折。相比之下,以“摸着石头过河”方式进行渐进改革的中国经济似乎稳健得多。于是,很多人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强调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正是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特点。斯蒂格里茨2010年在接受中国《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中就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国家。

中国经济的未来

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新自由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同样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斯蒂格里茨显然对中国经济有着不同一般的好感,虽然他也认为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人们买房困难、太过依赖出口和公共投资等等(见《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但他还是延续了对中国经济一贯看好的观点。相比之下,弗里德曼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则并不看好,他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的采访当中,对中国与印度的前景做了特别的论述:

《华尔街日报》:“你对中国VS印度有什么看法?”

弗里德曼:“当然有。鲜明的对比。中国在政治上至今是集中的制度,经济体制上却逐渐放开,走向了市场经济,至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前面却面临一个政、经体制的冲突,因为这两者最终不能够相融。印度有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过去却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如今印度放开了经济体制,从而在各方面增加自由的程度,因此,相比之下,印度却是处在更好的境地。”

另一位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萨缪尔森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的态度显得摸棱两可,他一方面认为中国拥有自由的市场和贸易(这一点我表示怀疑),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表示乐观(2009年1月,保罗•萨缪尔森的专栏),另一方面也表示出和弗里德曼一样的担忧,他认为中国对资本实行严格控制弊大于利,对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也不以为然。用一句外交辞令,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三、林毅夫的“后发优势”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

虽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古语,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当局者也有其优势所在。尤其是要解释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和西方截然不同、曾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今又对之进行彻底改革的国家的经济问题,西方学者似乎也不敢有太多自信,所以就有了前面所说的弗里德曼和斯蒂格里茨的预言,而后者干脆将这一希望寄托在华人经济学家身上。

据说,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有蒋硕杰、杨小凯、张五常和林毅夫,遗憾的是,前两位已经去世,尤其是杨小凯,去世时只有56岁,令人扼腕叹息。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体系(当然,也有人认为经济学并非一门实证科学,这里暂且不去争论),想完全归纳一名经济学者,尤其是具有极大专业成就的经济学家的思想不太可能,也非我所能。这里我们只着重比较一下其中两位极富传奇人生色彩的学者杨小凯与林毅夫的部分经济思想,主要是他们分别提出的“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理论。因为这两种理论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林杨二君,一位出身台湾,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胆识只身横渡海峡来到大陆,然后去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学成归来,掌舵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学者,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位年少时在“文革”中即以一篇〈中国将向何处去〉声名鹊起并因此遭受牢狱之灾,险而因此丧命,历尽坎坷后至普林斯顿大学求学,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新兴古典经济学之创始人。两君之惺惺相惜和针锋相对,恰如前述之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这一对“优雅的对手”。

林毅夫引起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主要是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善于引进技术,就会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这取决于政府追求的发展道路及其制度安排”。既然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后发优势,那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功?他认为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幸运、地理条件是否优越、是否具有文化优势以及是否为外向型国家,而是出在制度安排上。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他认为政治领导人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稳定执政,取得自身的历史地位;但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目标与整个社会目标可以完全重叠”。他认为这才是中国等国家经济转型成功的主要原因。

他的理论前提就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而后发优势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水平落后,但同样具有其比较优势,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之所以有成败,“同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利用了比较优势有关。利用比较优势,就会有后发优势,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就能赶上发达国家”。“那些发展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起步,在积累了资金、人力和资本后,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

他同样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休克疗法”之所以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失败的原因,认为“其‘因’则在于这些经济体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他也认为,“‘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改革,认为东欧国家中表现较好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都没有完全实行“休克疗法”。(以上观点均出自林毅夫在马歇尔讲座上的发言)

惨痛的个人经历,使杨小凯深刻体会到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其附身的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桎梏和对人性的摧残,所以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由:自由市场和人的自由权利。杨小凯的研究集中于两大块:以劳动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研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研究。前者使他在国际经济学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原因,但他从未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与林毅夫对政府作用的看重(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不同,杨小凯更加崇尚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市场的作用(自由主义的观点)。总体而言,杨小凯对中国的现状持一种比较负面和悲观的看法,虽然他的很多观点大家并不一定认同,但的确提出了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他始终强调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之间的联系,认为“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

杨小凯并不同意前面林毅夫提到的“后发优势”,认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技术的模仿固然可以看作“后发优势”,但如果制度不能跟进,则就是“后发劣势”了。他在《重新思考比较优势理论》一文中认为“后发优势”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本身也可能有错。

持平而论,杨小凯也并未完全否认“后发优势”,毋宁说他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而他更看重的是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可能会出现“后发劣势”。短期来看,“后发优势”肯定是存在的,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这一点毋庸质疑;但如果不能进行制度改革,长远来说,“后发劣势”可能就会凸显出来。这是很值得人深思的!

四、“中国奇迹”、“拉美化”还是“苏联陷阱”?

回到第一节结尾我们提到的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第三回合,我们提到这次中国终于站到了舞台中央。不管是“G2”(中美两国集团)的荣耀还是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引来的一片赞扬之声(当然,4万亿投资的部分恶果已经或正在凸显,买单的似乎仍旧是中国老百姓),中国似乎已经从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地位中重新恢复了自信。于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奇迹”这些未经证实的说法流行了起来,似乎应了那句“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古谚。

外来的溢美之词听听无妨,但如果从此沾沾自喜就不应该。目前中国的问题之多、之复杂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是最乐观的经济学者,都无法否认目前的经济改革几乎已经停滞,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国进民退)出现了倒退,整个社会的不平等格局非但没有象邓总设计师所期望的那样“先富带动后富”,反而正在朝着一个加剧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于是,很多人担心所谓的“中国奇迹”只是一个镜花水月,反而更有可能陷入“拉美化”的泥潭: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金融危机频繁和政局不稳定等等。

弗里德曼认为,“虽然经济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政治自由,尽管为人们所企求,却不是经济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晚年的他甚至还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会促进经济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会约束经济和公民自由”。拉美国家的现实情况正好符合他的这一描述,和我们目前的现状,即没有实现政治自由,显然是不同的。

西谚云:太阳底下无新事。我倒觉得如果现在不能积极地处理好各种社会危机,我们将来更可能陷入的不是“拉美化”,而是“苏联陷阱”。虽然我们今天的情况有别于前苏联,但从某些方面(如执政党的性质、制度的落后、经济结构中国企独大的格局、政府部门过大的权力等等)看,二者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前苏联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除开“二战”那几年)曾经有过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1933至1940年间年均增长8%,1948至1958年间年均增长9.4%,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这也是当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感到厌恶和疲倦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向往苏联社会的直接的经济基础,当然,真正到过苏联的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又回过头来批判它,习惯了自由的人对不自由更加敏感。

按照杨小凯的解释,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苏联可以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然而,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一个政府有意设计的,而不是从自发的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而哈耶克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这样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所以苏联无法建立这种有效的制度,这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发展也挽回不了苏联最终瓦解的命运。

结语

不管是萨缪尔森还是弗里德曼、不管是林毅夫还是杨小凯,虽然他们对于政府和自由市场各自作用的认识有些差异,但谁也没有否认政治自由的重要性,因为相对于物质经济来说,人的自由更加宝贵。历史学家唐德刚把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比喻成“过三峡”,三峡虽长,总有走过去的一天;学者李泽厚曾经提出过一个四阶段说,他认为中国会走一个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道路,果真如此,是中国之大幸,怕就怕始终停留在第一条路上,甚至连第一条路都走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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