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法西斯主义哲学家邓晓芒的儒学观

枫林仙 2010-08-29 10:39:07
评法西斯主义哲学家邓晓芒的儒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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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提示:由于邓晓芒文笔奇臭无比,所以我不得不引用他冗长而无聊的原话。毕竟,邓粉们跟汪粉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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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哲学家邓晓芒最近又抛出了一本扯蛋的著作,《儒家伦理新批判》。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中,他承认自己对儒家的批评来源于对文革的所谓反思。




一,邓的反思来自何处?

在这篇奇异的自供状中,这个法西斯分子却丝毫不提一个重大的事实:当年正是杨小凯的那篇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才启发这个红卫兵积极分子对文革的所谓“反思”。因此,在这篇序言中自我描画出来的先知,其实不过是抬人牙慧。而且当杨小凯通过对宗教、经济学、历史等等的深刻钻研而出神入化之时,这位邓却仍然停留于他在青年时代接受的那套某某某主义的教条之中。

我们来看邓晓芒在《我与小凯》中的自供: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 的,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

这确实是一条不归路。一位到1968年还信奉那些教条的红卫兵,能作出什么样的反思呢?文革结束三十多年了,我们可见到有哪位红卫兵的反省是真正全面系统深刻的呢?

不是我歧视他们,而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很难摆脱那套价值观的影响,而那套价值观和它的思维方式却并非两张皮,而恰恰是二位一体。能反思到这个层面的前红色法西斯本来就已经罕见,更何况,一位到1968年还信奉那套教条,而到至今仍然要建构某某某主义现象学体系的家伙呢?



二,以诋毁农民为首务

正是因为这么一位红色法西斯在思考,所以他不可能跳出左派思维教条的传统——诋毁农民。

历史上,没有哪位左派不以诋毁农民为乐。马恩就不必提了,列宁不是也一样吗?而视农民为主力的毛,他真的就把农民当回事吗?尊重农民要种自留地的自发要求吗?

然而,这都阻挡不了邓晓芒得出如下的诬蔑:

“我发现,农民,正是农民,以及他们的落后分散的生产方式,他们狭隘的血族观念,他们盼望一个“真龙天子”和“明君”来统治他们的普遍心理定式,才是这场运动能够发动得起来的稳固的基础。”

按他的说法,敢情红卫兵最初不是由北京的红五类搞起来的,而是由被饿得半死,吓得半死的农民搞起来的。这种诬蔑符合历史事实吗?

他又说:

““文革”从意识形态上说,正反映了农民中几千年来隐秘的“锡利亚式的狂想”,即在一个“圣人”治下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不仅指财产平均,而且是思想平均、知识平均,甚至取消一切社会分工。所谓“五七道路”,所谓“全国人民学解放军”,都是企图用一种军事化的强制手段实现远古时代没有分工、没有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更没有贫富差别的“大同”社会。这种乌托邦的幻想至今还在一些“新左派”、“新儒家”、“新保守主义者”中间流行,正说明它早已成为我们国民劣根性中一个根本性的要素。他们才是“文革”的思想遗产、乃至于我们这个几千年的农业国的腐朽思想遗产的真正继承人。”

是的,农民确实有某些追求世俗天国的举动。不过此人从来不分析一下,为什么李自成、黄巢、方腊都不追求地上天国?恰恰是与邪教有关的农民运动才会追求地上天国。以上面他所提到的德国农民战争而言,其中所说的“锡利亚式的狂想”,其实是宗教改革时代出现的再洗礼派中的极端小派别的追求。他们发动了闵斯特暴乱,用杀戮来实现一切平等的天国。太平天国却是在另一种邪教的鼓吹下发动起来的。事实上,一旦离开各种邪教,农民几乎从来没有兴趣去追求地上天国。

当邓把文革的一切都归结为农民思维的后果时,却忘记了,苏联的大肃反、集体化也搞得跟中国一样,而俄国革命却根本不是一场农民革命。为什么完全不同参与者的革命最后结果一样呢?这板子能打到中国农民身上吗?所以邓晓芒连历史常识都不合格,却敢叫嚣他的反思是理性的,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三,为了诬蔑农民而诬蔑儒家

当然,为了适应新的舆论形式,这位投机分子还是记得要顺时而变。八十年代以后,此人的打击目标就换成了儒家。

从农民到儒家,这当中的逻辑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他的自供状:

“我发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这不仅是指农民人口众多而言,而且是指农民意识渗透于整个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而言。四十年代开始、五十年代全面铺开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本质上说就是使知识分子接受农民意识的改造;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改造,也正说明他们骨子里本来就流淌着农民的血脉。”

请大家注意,邓在这里对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什么样的理解。大家再联想一下反胡风运动,“洗澡”,以及大军刚一入北京城,冯友兰便写出来的自我检讨书。事实上是,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并非以农民的思想来改造知识分子,而是以某某某主义来洗脑。一模一样的洗脑运动也发生在苏联和德国,但那是俄国农民和德国农民思想对社会的征服吗?何况,德国在纳粹上台时,早就已经不是农业国了。

邓晓芒公然偷换历史事实,无非是想通过曲解历史来为自己的论调作注脚。在这一偷换的基础之上,他把儒家学说完全归结为农民思想的意识形态形式。

然后他就公开颠倒黑白了:

“有的人把“文革”看作“革传统文化的命”,把“文革”中的“批孔”看作真的是一场理论上对儒家思想的清算,所以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在他们看来就是要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这真是一种书生之见,是没有亲身投入过“文革”的人对这场运动望文生义的误解。”

文革明明是在消除和打击儒家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最后残余,却成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儒家复辟了。这么高妙的倒黑为白的手法,只有被辩证法弄坏了脑代的蠢货才能说得出口。

这里最恶毒最愚蠢的一句是:“这真是一种书生之见,是没有亲身投入过“文革”的人对这场运动望文生义的误解。”这话无非是说,你没见过猪跑,就没资格吃猪肉。

好吧,我就来举一位书生,康正果。他就参加过文革。他在《自传》中就明明白白地描写了包括儒家在内的文化是如何被最红最革命的思想及暴力所摧毁的。有办法的朋友请找找康先生的书来读一读。




四,颠来倒去一句话

当然,邓晓芒毕竟是读过几本书的法西斯。所以好歹还是要为自己的歪理堆砌一套说法。这套说法就是对儒家思想的解读。

如果大家对邓的那些又臭又长的文章和演讲多读几篇,就会记得,他像口头禅一样到处套的一句话就是——儒家是狭隘的家族伦理,这套伦理塑造了中国整个文化。这就是他所说的“文化心理模式”。

其实,对八十年代的所谓学术和新启蒙稍有了解,便知道,这是那时候泡沫文化中最流行的一道风景——文化决定论。那时候的李泽厚、叶舒宪等等人等,谁没有玩儿过这一套呢?

什么叫文化决定论呢?我解释一个先。什么叫决定论?很简单,就是用一个概念通吃一切。在解释五花八门儿的现象时,统统归结到这个概念上来。如果你遇上这么一个主儿,你会怎么反应?比如,你问他,为什么太阳会东升西落?答曰因为一切都在动。为什么人有生有死?答曰因为一切都在动。为什么儒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一脉?答曰因为一切都在动。

那么什么叫文化决定论呢?不用我说你也应该会玩儿了。如果把那个“一切都在动”换成“文化”,就叫文化决定论。如果换成“经济”,就叫经济决定论。如果换成“技术”,就叫技术决定论。如果换成“性欲”,就成了弗洛伊德的性欲决定论。很好玩儿吧?

邓晓芒的解释也是这样。例如,在毒奶粉事件时,他在《对毒食品泛滥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说,为什么会有毒奶粉泛滥?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儒家只讲家族伦理。又如,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搞不好?还是因为中国人的儒家只讲家族伦理。还有,中国为什么会有专制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儒家只讲家族伦理。反正无论什么现象,都往上面套。这个套逻辑,可真是万应灵丹。

具体来说,这套解释中的要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从费孝通的那本《江村经济》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粗陋分析中鹦鹉学舌而来的解释:家族伦理是讲亲疏远近的,所以是只针对特殊利益的,不会理解普遍的伦理原则(以上为费孝通的解释),因而这是极为狭隘的,不利于普遍的交往关系的建立(这部分是马克思的说法)。

看清楚了他的这幅套套逻辑来自何处,再来看他是如何自鸣得意,恬不知耻的:

“我的中西文化的比较不只是笼统的各种观点和口号的比较,而是“文化模式”的比较,不是单纯的各种命题的价值选择,而是深入到了两大文化体系的逻辑构成。”




五,以偏概全不讲逻辑

下面就以邓晓芒在《对毒食品泛滥的文化反思》一文中的逻辑推理为例来讲讲这套文化决定论的套套逻辑是如何不讲理,如何蛮横的。

先引用他的大棒语言:

“高等学府里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把诚信不当一回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为什么会这样?特别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造假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良心谴责?我想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不联系到我们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来分析,否则只能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触及不到根本。 ”

邓的推理是:仅仅因为毒食品泛滥标志着道德败坏,就“不能不联系到我们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来分析” 。

这话太怪异了。毒食品泛滥事件,怎么就和文化中的基因有关?这里潜藏着的大前提是:

文化基因(什么叫文化基因?一个研究哲学的人说出这等不严谨的话来,实在是丢脸。)与食品安全之间存在因果必然关系。

小前提是:

毒食品泛滥是食品安全问题。

于是推出结论:

毒食品泛滥是因为文化基因有问题。

而因为文化基因在邓那里又主要是儒家思想,所以再来一个三段论就可以推出:毒食品泛滥直接根源于儒家思想。

但是,我们忍不住要质疑这套扯蛋的三段论推理。

首先,不受良心谴责是中国人的固有特点吗?这里有一个假设嘛,那就是: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印度人、越南人、老挝人、缅甸人……造假时都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如此进行归纳,然后跟中国的情况作比较,找出当中的差异项,才能说中国人(天呐,邓还居然用的是全称!)的这个特点是“固有的特点”。可是邓做了这一件归纳上的事了吗?他不但没有做,而且他也不可能做。他的这个说法根本在逻辑上就是不周延的。
      
其次,就算不受良心谴责是中国人的固有特点,那它就是文化心理模式导致的吗?即便这个关于“固有特点”的判断成立,它是否就与所谓的“文化心理模式”有关,也还是没有解决——因为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的是因果判断。而这一项邓并没有论证。他唯一的貌似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一句话:“当一件事情反复发生而找不到根治的办法时”于是就因果了。

由此可见,邓晓芒的逻辑推理既不是建立在普遍归纳的基础之上,更不是建立在明确的因果分析之上。而仅仅是依据自己粗浅而充满偏见的观察,就粗暴至极地作出独断。这甚至可以说是强奸。强奸普通的中国人,强奸汉民族的传统文化。

如此强辞夺理,是什么作风呢?显然是不讲道理的文革作风。扣帽子,打棍子,大家一点儿也不陌生。





六,致命的自负和法西斯情感

但是仅仅提出这些毛病还看不出来邓对儒家思想的批评是法西斯主义的。其实并不复杂。邓所主张的一套其实就是用一套普遍的强制性的伦理来确保他所期望的普遍的道德。

乍一听这个理想不是很美好吗?

但是,邓从来没有说清楚这个所谓的普遍理性的伦理来自何处。当然,他引用了康德,但是康德的伦理学是把有限的人性放到了神的位置上。而康德的理论并无法办法保证每一个人都会用他虚构的实践理性来作出同一判断并确保这些道德判断必然有效。

邓也批判新儒家在寻找普遍的道德标准时的无能,看起来似乎他击中了新儒家们的要害。但是实际上,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的抨击无非是说,新儒家不可能建构起这个东西,而只有他邓晓芒的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才能建构起来这一套道德标准。

实质上这不过是话语权的争夺。因为在他和新儒家那里,无论由谁来建立,都是由人来建立。这是把人抬到了世间君主的高位上。在这一点邓和他攻击的新儒家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人是有限的存在,他的智力和道德也一样是有限的。所以邓所主张的,用于建立那个普遍道德标准的“反思”或者“理性”,其实只是一种出自空想的夸大了的人类的傲慢自负。因为任何从真实而有限的理性出发而冒充打扮而成的普遍理性,都是把偏见装扮成真相罢了。这里面的实质是人的自我欺骗和欺骗他人。

——这恰好是自由主义者们都清楚的一件事,哈耶克告诉我们,这一类的理性主义狂人们是这样的:

“人类因为按自己的设计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而感到自豪,因为没有对这进行更好的设计而感惭愧。”(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75页。)

显然,邓就是这样的一个妄想狂。

接下来,哈耶克进一步告诉我们:

“不但传统的宗教信条,譬如对上帝的信仰,以及许多涉及性和家庭的传统道德,无法符合这些要求,甚至我这里所关心的一些特殊的道德传统,私有财产、节俭、交换、诚实守信、履行契约,等等,也是如此。”(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74页。)

儒家传统的家族伦理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简单地因为它是家族伦理这个事实,就一杆子打死,显然这正是邓推理的逻辑。

事实上儒家思想的两个层面至少必须分清:与亲情伦理有关的道德-情感层面的传统行为规则。经如尊重长者,重视情谊等等。另一方面,儒家又包括了官僚主义的原则,这一方面表现为张载式的官僚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一方面表现为荀子一类的礼法之教至上论。而这种官僚主义的原则体系才是恰恰应该好好批判的。事实上,这一个层面也恰恰是中国的历史最独特的地方。因为中国是官僚制的故乡,儒家的这一方面内容包括了它的精英主义意识,大一统观念,皇权思想,等等。这些都不是家族伦理的直接推演。古人尚且知道忠孝不能两全,这已经表明了他们对于家族和国家-官僚两种原则内在冲突的认知。

显然,邓是从来不打算对此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讨论的。而是一概斥之为破烂和四旧。

当然,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的儒家人格思想和人本思想也被邓一笔抹杀。且不说孔子对仁的境界的高度实践,单单看看论语中那句名言,便知道孔子也深知人类的局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反对人的任性胡为,特别是反对人狂妄自大。中国历来讲佛学的人,在批评儒家时都会承认孔子的这一思想之深刻。但是邓却从来没有领会这八个字的朴素的道理。相反,邓把所有的认真实践上述人格理想的儒生一概斥之为乡愿和伪君子。这风格不就是文革时唯我独红,唯我独革的典型作风吗?

因此,邓对儒家所说的先亲后己的伦理推演的原则大加斥责。孔子告诉我们,人首先是亲近父母和兄弟姐妹,才会进尔推己及人,爱顾他人。这是一个符合人类普遍经验的事实。连伟大的犹太人先知和耶稣都在要求人们要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能推广而去爱自己邻人。但是邓不一样,邓要求人们首先要博爱,然后才谈得上对亲人的感情。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无耻更反人类的情感要求!博爱是神才能周济广施的东西,人类这种可怜的有限生命怎么可能有做到跟神一样?从这里不难看出邓晓芒的感情方式其实还停留在文革阶段,那个时候不是广泛宣传要首先有普遍的阶级感情,才能谈得上对父母和家庭的感情吗?如此矫情!邓晓芒的心理跟卢梭如出一辙。




七,尊重传统,远离法西斯

邓晓芒显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唯理主义者。他对传统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都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

这种立场可以与德国法西斯略作比较。

希特勒和斯大林都主张要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必须彻底改变人性。这个主张邓晓芒虽然不是在口头上赞同,但是他的逻辑表明他是赞同的。

这种先抹掉一切,再从一穷二白起家,在一片空白上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的做法,正是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而这种思维方式正是笛卡尔以来的大陆理性主义的传统精髓。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邓晓芒不遗余力地反对伯林,批评英美分析传统,不遗余力地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破口大骂。

确实,自由主义者怎么可能会赞同这一套主张呢?尽管自由主义不可能无条件赞成传统中的一切,但自由主义者会尊重传统。他们相信,对传统的筛选不是仅凭几个人的唯理主义狂妄就能加以分辨的。对传统的筛选和淘汰,是一个文化演进的经验积累的试错过程。因此自由主义从不选择搞一刀切的批判和否定。因为他们没有邓晓芒这样的人愚蠢和狂妄。

事实上,当邓全力攻诘儒家思想时,他同时也是在为自己信奉的那套红色乌托邦价值观作辩护。既然这些价值只是被儒家所污染和败坏,因此,它们就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么多坏事和灾难负责。这个辩护非常曲折,但却巧妙。而且一般人会根本看不出来。


至于邓批儒的私人动机,我们也可以瞎猜。看看他的一段自供:

“现在想来,父亲的行为是矛盾的。他既知道封建思想是落后的、反动的,在政治上他不屈从于权势和不公正的压力,但他在家里的行为却是典型的封建专制,没有民主,没有平等,只有暴力和权威,他把他的子女甚至我母亲都当做自己颐指气使的奴仆。母亲则天生具有正义感,也许她从小在家里处于被贱视的地位,她对于人与人的平等具有特别的执着。”

如果你相信弗洛伊得学说,知道俄底浦斯情结,那么你不难看出当中意味着什么。他对儒家的愤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他对早年的家庭生活的泄愤式表达。

不管邓的私人动机是什么,滑稽和可笑的误会却是,有人居然把这个红色法西斯指认为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我对此表示抗议!

总结一下,像邓晓芒这样的红色法西斯现在竟然在大学里大行其道,实在是中国社会愚昧的表征。

我们渴望自由,我们当然要批判传统,但绝对不能轻视传统,抹杀传统,更不能辩不清是非善恶。
枫林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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