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误读》——文理思维之差异

SWX 2010-08-02 00:23:03
这篇我大概说一下我的想法,我就只说想法,不讲究文章章法了,也不怎么举例子,大家看着明白就是了,不同意见欢迎反驳。

首先先说明一下,这里的文科指的是一般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的那些学科,例如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

艾坷的《误读》里有几篇明显是只能是文科思维下的产物,例如《波河河谷下的工业与性压抑》,可能对文化人类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笑话,因为以往的现实中的人类学里面实际上也是充满了这种误读。往往一些人类学家就看到的一点点东西就能推出一大堆东西,有时来自傲慢,有时来自无知,有时来自缺乏正确的方法。如果看一看十九世纪时期的人类学著作,像摩尔根,弗雷泽,爱德华·泰勒,里面还能站得住脚的理论寥寥可数。有过两个同做一个社群的田野考察的人,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更何况出于猎奇欲的话,更不知道能做出什么诡异的结论,比方说摩梭族的走婚被完全误解了。在这个意义,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误读。他们往往从一点上即推出一大堆东西出来。

有时这种「误读」还会是故意为之的。这又是我另一个想写的标题:「当他们在谈论东方的时候,他们在谈论什么」,想说一下西方对东方的不同想象,尤其是近代思想家们对中国的不同看法,东方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东方在不同人眼里有着不同的图景?例如孟德斯鸠笔下的中国是一个邪恶的专制国家,伏尔泰笔下的中国又是一个开明专制无比美好的国家,亚当斯密的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农业国,黑格尔笔下的中国是一个撒谎之国。因为他们往往只是为了验证他们自己的说法,而并非是真的对中国做一个论断。

以前看过一个数学家的故事,已经记不清是谁了。数学家以前是学历史的,又一次为说明一个论点找到了一条论据而欢呼雀跃,导师告诉他,你有一条证据是不够的。数学家就问有什么学科是只要一条证据就够了的?导师告诉他是数学,然后他就转行去学数学了。

历史学训练里有孤证的说法,即单独的一条证据不能说明什么。中国的传统史学里又有非十不立的说法,即要有十条证据才能确立一个结论,当然这个是夸张了,一般三四条就够了。而这恰恰是一个受理工科思维方式训练的人涉足文科领域时常犯的错误,他往往以为一条证据就已经足够,而且跳跃得飞快,简直就像是在走钢丝。

倘若仅仅是材料的真伪问题,那么错即错,对就对。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史料需要被理解,被解释。而往往你的解释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知识体系和你的世界观。这又是一个更大的陷阱了,这个可以单独地写文章来论述,这里也不多说了。

任何一个文科生在读论文和写论文的时候,都得习惯一大堆描绘不确定性的术语:「并非不可能」,「可能」,「很可能」——甚至几重否定,「这并非不是不可能」,etc. 而且往往为了谨慎,还会更退一步。在他说「并非不可能」的时候,他想说的是「可能」;他说「可能」的时候,实际上他说的是「很可能」;在说「很可能」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是」了;至于「是」,一个严谨的文科生应该是只有在他非常非常确定的时候,才会这样说的。一个可能是可能,两个指向同意结论的可能就是很可能,三个可能就是非常可能——但是这加在一起仍然还是可能。这是时刻要记住的。

这种思维体系远不如数学和物理这样的硬邦邦的推理显得那样精致和让人赞叹,但是这是应对社会科学的繁复性而定的。而且,这还是一个随时可能断裂的推断之网。你得时候警惕你哪些是可能,哪些是很可能,哪些只是略有可能,而这些又没有数学符号的帮忙,你只能在脑海里推导。而且这还取决于个人的风格,有人习惯与大胆的跳跃,有人习惯于细密的推导,而这个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有时候只能依赖作者自己的心证。这个繁复的推断之网,随时可能在一处断裂。一个出色的推理则是让这网更厚更密集,即使在某处破裂,依然在其他地方可以成立。

说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在进行的时候,却是非常困难。比方说,一个结论本来只是可能,但是长期以来,大家都习惯于它,而就把它当作「是」了。另外,推理的时候,往往稍不注意,把「也许可能」当成「很可能」,进而推导出一个稀奇古怪的结论出来了。即使在那些最出色的学者和思想家那里,这也是很容易发生的。这也即是「误读」何以发生的原因。



我的思维方式有点古板,倒过来的东西我往往要掉过头来才能明白其意思,所以也许这篇对于《误读》就是十足的误读了。

另外两篇很想说的是那篇《很遗憾地,退还你的……》,那篇是针对语境,文学批评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足的,那些成为经典的著作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后者,跟这个话题的意义不大,这里不多说了。

艾坷还有几篇针对的是术语炮制学,即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术语。这个也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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