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警惕分众正在撕裂社会
“以往看似没有边界的地方,其实新的边界正在产生。”著名学者戴锦华如是说。
一场疫情,让似乎不可逆转的全球化遭遇空前挫折,在全球各地,保守主义的声音日渐响亮。当退群、甩锅、栽赃、推诿、抱怨等成为常态,当隔离、封闭、图存、自保等融入生活,明天的世界将向何处去?
疫情期间,作为电影达人与大学教授,戴锦华不得不采用网络授课,“一辈子没有跟学生发过几次脾气”的她却发了脾气,因为许多学生没打开摄像头,“我的感觉是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在黑暗里看着我”。
人类正进入互联互通时代,值得警惕的是,新的割裂也在同步产生。这种割裂悄然而来、不为人知,一旦凸显,却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后果。
如何面对这些潜藏的割裂?如何弥合由此产生的裂痕?这关系到后疫情社会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未来。在参加2020年腾云峰会期间,特专访了戴锦华。
新边界正在产生
问:全球化已深入人心,可一场疫情,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戴锦华:新科技让人类不断越界,各层次流动都在发生,但这次疫情呈现出另外的一种状态——隔绝、封闭、图存、自保……疫情本来需要全球共同应对,结果却是国家之间相互封闭,单独应对。这种隔绝与疫情并不直接相关,但它提醒我们:过去看似没有边界的地方,新的边界正在产生。
在互联网中,“火焰战争”(指尖刻辛辣的在线交锋)已存在多年,“火焰战争”最早源于网络的匿名性,可取消了匿名性,它依然存在。其实,这种隔绝并非网络的质的规定,网络没有这样的规定。
虽然疫情非常突然,但并不出乎我的预料。全球化危机不以这种方式爆发,就会以另一种方式爆发。其实,此前在科幻写作中,这种情况被无数次预警过,只是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些警报,事到临头,才觉得诧异。
疫情造成的文化倒退,乃至非常强烈的保守主义出现,并非没有征兆。只是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无时无刻不在激变,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反思,可不静下来反思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各种情绪就都有可能发生。
中国电影支撑住,全球电影才有希望
问:疫情会对全球电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戴锦华:冲击非常大,因为疫情前,电影业已举步维艰。我在美国旅行,进一些艺术影院就想笑,因为里面都是白头发,且坐得稀稀拉拉的,夕阳感很强。新冠疫情几乎持续了一年,目前还看不到头,在历史上,除了发生战争,美国从没有长达一年时间,电影业停工停产,所有影院都不能延续放映。
我真诚地认为,中国电影业能维系,世界电影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中国电影业就此衰落,那么,“电影将濒死”这件事恐怕就不可逆了。
问:为什么说中国电影业能维系,世界电影还有一线生机?
戴锦华:我们的市场太大了。在国际会议上,我会引用一些统计学数字,每一次都能让下边听的外国学者晕倒。比如我说中国的小众文化,大概有多少人,我按官方数据说,是七千多万,他们就晕倒了,这已经相当于他们的全部国民数量。
疫情后,我在批评一些电影时,一些爱电影的网友说,闭嘴吧,只要有电影看,就足够了,不好也没有关系。我特别高兴还有这些人存在,这个群体不需要有太多,哪怕一个很小的比例,已是巨大的人数了。
与社会充分对话更重要
问:这几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上取得巨大反响,您如何看?
戴锦华:主旋律这个概念非常含混,在使用中,至少有三种意思:一是具有强烈主流价值导向的电影;一是指大制作、高投入,并追求高票房的电影;一是有产业引导性的,同时又有亲和性的电影。我们谈这三种主旋律,不是在讨论一个特殊的片种,而是在讨论要制作什么电影,和怎样与观众联系。过去100年,我们都在追赶,可能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有了一点心理空间,能够从容地来看自己,伴随中国崛起,产生认同和自信,是必然的。
过去我们必须召唤主旋律,现在可以让它在我们的文化中自然的生长,我认为,我们更需要一种亲和与对话,即:在中国电影和中国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会成为一个让社会成长的力量。
我总说,逆定理不成真,不是高票房电影就一定意味着价值传输、与社会对话等是成功的,太多太多的偶然因素会影响到票房。相反,一种水乳交融的对话状态,到今天为止,是我们与好莱坞的真正差距。
问:好莱坞制片人为何能更好与社会对话?
戴锦华:好莱坞的制片人紧张地瞩目着美国社会和世界的问题,并在电影中予以回应,这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而不是搬套子、搬梗、对表,中国社会与美国区别太大了,你不可能照搬。
好莱坞制片人的敏感,本身是工业化的一部分。电影工业是文化工业,好莱坞人说:好莱坞电影和通用流水线下来的轿车没区别。这种说法亦是亦伪:说真,好莱坞电影确实是高度工业化的,它拥有流水线式的、成熟的生产方式;说伪,轿车只提供功能和性价比,文化产品则需与人对话并深入人心。大家总以为可以分开看,但从来都是同一个东西。
我觉得要有这样的真诚度。
流动不靠技术,靠观念
问:在网上,观众之间的争论似乎也很极端,您怎么看?
戴锦华:互联网连接了整个世界,为知识共享、思想共享、生命体验共享提供了硬件条件,但在虚拟空间中,分歧、分裂、区隔呈白热化状态。在一个班级里,我讨厌哪个同学,会绕着他走,可他仍然在场;在网络空间中,我把他拉黑,他就不存在了。所以,留在我的网络空间中的,都是相似的人,我们好温馨、好和谐。结果,网络世界没能让我们遭遇他者、遭遇异类,让我们看到世界差异和多样空间,相反,使世界呈现为背景。我非常希望,能有流动产生。
流动不是技术所能提供的,而是我们的观念。
网络呈现为趣缘社会,它的存在无可厚非。我是诺兰的粉丝,也不必侮辱小西天资料馆观众,小西天资料馆观众也不必鄙视《漫威宇宙》《西虹市首富》的观众。我作为小西天资料馆观众被辱骂。有人认为我们在搞精神俯卧撑,可你不是我,你安知我之乐?我没有辱骂你的趣味,你也没有理由,辱骂我的趣味。
我经常说,电影是复数的,不是只有一种电影,而是有各种各样的电影,每个电影系统背后的工业支撑、生产结构都不同——只是不同,原本没有什么高下。
对进步不要太乐观
问:趣缘社会中,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冲突?
戴锦华:一般来说,不同趣缘社群彼此不相遇,内部不会发生“火焰战争”。冲突经常发生在越界时,出现这种错位,说明趣缘从属者本身不纯粹,但这并不重要,我觉得,经常引发“火焰战争”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经常是一种社会情绪、一种社会判断,引申到电影中来,彼此拒绝倾听不同意见,以立场性的、价值性判断在先,通过有罪推论的思维逻辑,已经对你作出审判。每个人只想表达道德义愤,因此享有道德高度。
网络时代,整个世界已进入分众时代,21世纪已不再有大众文化,大家都是分众。电影工业也逐渐萎缩,从大众变成小众,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在电影中,可能也有不同的分众,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但我们要警惕这种文化的分众变成社会的撕裂。
问:短视频的制作人变成大众,在知识界,这被看成是文化民主,您怎么看?
戴锦华: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问题。电视遥控器给电视观众创造了一种掌控幻觉,可以在500个台之间任意切换,但内容是固定的。这种掌控幻觉带来一种民主的想象,带来一种主的满足和自恋。
刷短视频的掌控感比摇控器更进一步,因为它更具身体性。现在要讨论的是,当你的手触屏选择操控时,到底被你操控的世界是你身体的延伸,还是你成了它的延伸?在这个问题中,体现出我们对于进步的乐观,以为所有进步都在一起——科技进步、社会进步彼此关联,其实不一定,我们总是忘了20世纪最著名的反面乌托邦之一《美丽新世界》,技术完全可以成为控制手段。
既羡慕又不羡慕年轻人
问:疫情期间,您只能通过网课教学,您的感觉如何?有没有科幻感?
戴锦华:两三个小时网课,疲惫感比现场上两三小时课累得多,累到人完全透支。为什么?我自己的解释是:我下意识一直想穿透那个屏幕,我觉得那是一个窗子,穿过就到了另一个空间,其实它是一个镜子,使的劲不仅没有穿过去,反而会返回来,穿透又被反噬,所以特别累。
我一辈子没有跟学生发过几次脾气,上网课却发了脾气,因为很多同学不开摄像头,我的感觉是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在黑暗里看着我。我说这是起码的平等,为什么你们可以看到我,我不可以看到你们?真的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但后来我自嘲,觉得可能他们根本没有看,可能玩去了,或者睡觉了。我太自恋了,所以后来他们愿意开就开,不愿意开就不开,我一辈子上课不点名。
问:今天年轻人面对的世界更丰富了,您是否感到羡慕?
戴锦华:既羡慕也不羡慕,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几乎拥有一切可能,可以找资料,可以重复观影,可以找到高清图象……所有这一切,我非常羡慕。但从另外的角度说,我完全不羡慕,我觉得我们这种在匮乏、动荡的年代中长大的人,今天回头看,都是历史的馈赠。匮乏才能让你享有物质和真正的享有快感,过剩只能造成疲惫和麻木。我们那时没有这么充裕的选择,但落入一种毒品式的文化消费的危险也不多,如果当时有一个更能提供快感的文化,我也会朝着那个走。我真的不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在我生命最好的年华,遭遇人类历史最好的年代。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大众传媒、电影与性别研究。曾获北京市社科研究优秀奖,国家级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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