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过的语文课,大多没有摆脱功利底色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11-27 10:34:02

贴在郭初阳身上的标签从来不少。作为一名独立语文老师,他是“新生代语文教育领军人”,也是“体制教育的反思者”。作为语文教学创新的实践者,他的公开课被称为语文界的“巴黎时装发布会”,让前来旁听的同行、家长屡屡惊呼“语文还能这样教”。

但对于郭初阳来说,这些标签都不重要。自2008年离开执教六年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后,郭初阳以更为独立的身份审视和反思语文教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通过离开学校来接近教育的。”

“独立”意味着边缘,也意味着自由。2010年,郭初阳与蔡朝阳、吕栋(三人也被称为“浙江三教师”)出版《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分析考察三大小学语文教材权威版本中涉及“母爱”话题的课文,直指小学语文教材诸多不合理性,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2013年,郭初阳参与编著的《让性回归常识》正式出版。他也借由此书向大众疾呼“儿童性教育应该被完全学科化”。

郭初阳长期致力于语文教学的创新改革。离开学校之后,他既有关于“教什么”“怎么教”的选择权,但同时,他也需要自行研发教材,并接受来自市场、家长和学生的三方检验。

到了今天,郭初阳将语文教学比喻为“造船”。在他看来,我们不能为造船而造船,不然造船本身就会变得无聊而乏味。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应当能够借由“造船”,唤起学生行驶向远方的渴望。

近日,这套集结了郭初阳二十多年教学心血的《郭初阳的语文课》正式出版。这本新书既是他在漫长教学探索中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完整的语文课堂实录。同以往一样,这十堂语文课远远超出了人们对语文的既有认知,以经典文本为起点,郭初阳带着学生们潜入文本内部,并从中扩展出更为广阔的话题空间。

“莫泊桑的《项链》和《灰姑娘》的叙事传统有什么关系?” “如何给《南方周末》投稿?” “从《牧人的故事》来理解‘自由’的重要性。”

在新书发布之际,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采访了身在杭州的郭初阳,与他聊了聊什么才是“自由而有光的教育”。郭初阳认为,理想的教育有如一场化学反应:学习的人有一颗渴慕的心,教授的人既想教又能教。当师生刚好在某个“可教的时刻”相遇,好的教育就自然发生了。

《郭初阳的语文课》,郭初阳著,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社,2020年10月。

采写 | 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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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初阳,独立语文老师,语文界新生代领军老师,语文课堂的革命者。代表作有《郭初阳的语文课》、《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言说抵抗沉默:郭初阳课堂实录》等。

01

十堂“超纲”的语文课

“好的语文课,能将人带往远方。”

新京报:这套《郭初阳的语文课》和传统的语文课本非常不同,比较像是西方人文通识课的课本,借由“语文”的概念,跨学科地教授人文知识。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本书的?

郭初阳:这本书算是我十多年来教学的自然成果,属于瓜熟蒂落的过程,也和这些年来我对语文的理解更新有关。

我现在更倾向于将语文课理解为“语文+”。我认为“+”的概念很好地阐释了语文本身的特质和语文这门学科的功能。

首先,语文的基底是语言,而语言又是思维的体现。朱光潜曾在《诗论》第四章提到过,所谓“有话说不出”,“说不出”因为它根本未成为话,根本没有想清楚。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清楚了,你就可以说清楚,也可以写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和思维是同一的。

语文作为一门课程,它必须要有承载性的内容,就像其他学科也都需要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所以,一个好的语文课,既是完全语文的,同时,又像一艘船,载着我们到各个地方去。狄金森的《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 一页跳动的诗行那样- 把人带往远方”。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比喻。如果学习语文就是“造船”,我们不能单单为“造船”而造船,这样的话,“造船”本身会变成非常无聊的劳动,会让人厌倦。一个好的老师应当能够唤起学生行驶向远方的渴望。

上课中的郭初阳。

为了达成这样的使命,语文课就不只是学习教材那么简单,它要有更丰富、更有趣的承载性内容。同时,它需要穿插通识教育内容,比如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经济学等。

新京报:这种“语文+”的尝试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郭初阳:这种尝试主要还是从我离开学校之后才开始。出发点很简单,为了激起学生的兴趣,让他们觉得语文课是可以好玩、有趣,也是值得深思的。

新京报:当时是如何选择这十堂课的主题的?

郭初阳:从这10节课的内容上来看的话,刚好一半文本是教材里的,一半文本是教材之外的文本。比如《珍珠鸟》、《愚公移山》、《项链》、《鞋匠的儿子》,还有《父母的心》,这些原本就是在教材里面的,另外5节课就是自选教材。

之所以会有自选教材,是因为语文教材的容量实在太有限了。当年我们做《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中国海洋大学的朱自强教授就认为,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总结下来就4个字:短小轻薄。篇幅很短很小,文体不分明,多以散文为主。

《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朱自强 / 郭初阳 / 徐冬梅 / 王荣生 / 李庆明 / 周益民 / 张学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

如果老师拿这样的教材来作为语文课的教学内容,学生从中获得的营养会严重不足。因此,我觉得,学校里的语文课,语文书与补充教材的比例,五五开是一个恰当的比重,既充分考虑到语文本身的营养,也充分考虑到应试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每一堂课的文本选择上,做了哪些考量?

郭初阳:之所以选择这些文本,是因为它们兼具经典性可阐释性。例如,这本新书里面有一堂《愚公移山》的课。《愚公移山》是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范本。我前后上过3节《愚公移山》的课,越来越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有阐释的空间。

《珍珠鸟》也是一样。你既可以把它看成是简单阐述人和动物之间相互信赖的一个文本,同时,你也可以从普通人不太会留意到的,比如从梳理作品中的笼子个数、对笼子本质的思考,以及小鸟到底有没有离开笼子等层面来做延伸讨论。

《珍珠鸟》,冯骥才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

02

自由阅读vs应试阅读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

新京报:具体到每一堂课的设计,这本书也是超越了传统的“八股”教学,更像是针对性的文本细读+延伸讨论。

郭初阳:对。文本细读,英文里也叫做“close reading”。我认为它是一个语文老师的看家本领,或者说是立身之本。

一个好的文本,就像湖泊或大海,我们不应当只是在表面滑行,而是得跳进去游泳,深入到文本的字里行间,才能有所发现。

读书方法中有一名为“八面受敌”的精读法,说的是,我们对待每一本书都需要用“一意求之”的方法,也就是说,一本书可以反复读,并且每一遍都要带着不同的目的去读:

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与王庠》

可惜的是,我们日常的阅读很多都是为了追求情节曲折的猎奇式阅读,只是被情绪牵引,在文本的表面滑行。所谓的传统八股教学,也只是谈中心思想,标段落序号,没有真正进入到文本中去。这样一来,学生就会觉得无聊、无趣。

所以,一堂好的语文课,需要老师带着学生进入文本内部,这样,才能产生充沛的信息流,也才能吸引学生一直读下去、听下去。

《郭初阳的语文课》,郭初阳著,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社,2020年10月。

新京报:能举一个例子吗?

郭初阳:我们以莫泊桑的《项链》举例。小说的开头有这样一句,“她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如果我们拿这句话做文本细读,第一个问题就是,作者为什么在这里用一个“也”字。

“也”就意味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并不是唯一美丽动人的女性。读到后面,我们会发现,这个“也”指代的是佛来思节夫人。她是玛蒂尔德在教会中学的同学,也是一个有钱人。小说的后来写道,10年之后,玛蒂尔德和佛来思节夫人再次相逢,佛来思节夫人依旧年轻,依旧美丽动人,但玛蒂尔德因为操劳而容颜不再。

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更广阔的文学源流来看,就会发现,莫泊桑很有意识地写了一个“反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的故事里面写青春,莫泊桑写的是衰老;《灰姑娘》的故事里面写的是借由爱情超越等级,莫泊桑写的是漫长婚姻里的阶层跌落(最开始玛蒂尔德家里还有一个女仆,最后弄得连女仆都没有了,自己变成女仆了);《灰姑娘》故事里面讲的是两人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项链》里的夫妻二人用十年的艰辛还清债务以后,才发现项链是假的,辛苦是白费的,这是一个加倍的不幸的结局。

通过“也”的分析比对,我们就能知道,一流的小说家莫泊桑,在一开始就告诉所有的读者,我也要给你们讲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反灰姑娘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文本细读那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文字训练,就不会留意到这个“也”字的存在,也就不能进入到文本的深处,去理解小说更广阔的意涵。

新京报:我最惊喜的是《社会写作课》那堂课,教孩子们如何给《南方周末》投稿,读下来感觉也是在培养孩子们的公民意识。很好奇这堂课的由来?在你的学生中,给杂志或媒体投稿的孩子多吗?

郭初阳:这个说来话长。从2011年开始,我们要求初中学生每周带着当周的《南方周末》进课堂。我们也在课堂上专门设置了一个读报时间。

刚好《南方周末》有一专栏,专门开放给读者来信,谈论读者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或对报纸上讨论的问题做一些回应。我们和《南方周末》当时评论版的编辑很熟,他们也都知道,杭州有一群学生,每个礼拜都在读《南方周末》。

所以,我就想着学生们可以借着投稿,学习评论文的写作方法。这也是《如何给南方周末投稿》这堂课的由来。

这么多年下来,这节课还蛮有效果的。在课堂上,我们不仅教学生研究评论文范本,还让他们互换角色,分别从“撰稿人”和“编辑”两个角色来研读稿件。这两种角色的眼光不同,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很不一样。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的学生在《南方周末》上发了几十篇稿子。主题也很多样,比如说“路旁的梧桐树为什么要把它砍掉”;“公交车可不可以停得离站台更近一点”等等。

《公交车,请停近一点》:2020年8月13日《南方周末》夏梓涵同学文章。

这堂课也是“建设性写作”的训练,目的是告诉学生们,你必须要关注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生活是重要的。同时,我们鼓励学生要善于发现生活中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种不合理,往往也是很多人会面临到的问题和麻烦。最后,我们还要求学生以自己审慎的思考和资料收集,来对这个问题做出看法层面的回应。

新京报:这套课堂实录和传统应试教育系统下的教材很不一样,会担心学生要面临的应试问题吗?

郭初阳:我曾经在学校教书12年,6年在翠苑中学,6年在杭州外国语学校。我对应试也不陌生。当年的翠苑中学语文组在应试方面,还是很厉害的。我们带的那一届初三学生就拿了杭州市中考语文的第一名。

现在我独立出来了,不太需要考虑学生应试的问题。这也是因为,愿意来上课的学生,基本上都不是为了应试而来,遇到应试问题的学生,也不会选择来我们这里上课。

郭初阳课堂上的学生合影。

如果一定要问我的看法,我希望学校里的老师能够把应试阅读和自由阅读做一个清晰的划分。比如说,这节课是自由阅读课,我们就好好做文本细读。下节课是应试阅读课,我们就做考试的练习。

换个角度来讲,自由阅读和应试阅读并不冲突。自由阅读多了,学生的应试能力自然会变强,只是效果没有那么直接。我打个比方,应试阅读和自由阅读都有点像跑步。自由阅读像我们平时跑的马拉松或者体能训练。应试阅读像跨栏跑。一个马拉松跑得很好的人,在没有接受任何跨栏训练的情况下去参赛,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但马拉松和体能训练肯定能给他打下很好的底子。

03

教师身份再思考

“做一个帮助者、陪伴者和守望者。”

新京报:你在评述集里提到,最早你是偶然而成为语文老师的。如果选择语文老师是偶然,是什么让你在之后一直坚持从事语文老师这一职业?

郭初阳:回过头来想,我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比如,我的母亲是一名教师,我和我小学语文老师的关系也很好,今年教师节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回忆她的文章。

那么说回来,当老师确实很辛苦,中间有一段我也短暂离开过,去做小学语文教材的批评和杂志撰稿。但回过头来又继续来做教育,我觉得是我自己成长了,同时,我对教师身份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我刚从杭州师范大学毕业的时候,一心只想着逃跑。现在我却觉得,老师或者说语文老师,简直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郭初阳和他的第一届学生合影。

首先,老师是服务他人的职业,但不同于其他服务行业,老师面对的,都是最年轻、最朝气蓬勃的一群人。也就是说,这个职业本身让人感到年轻。

同时,当一名老师,还能让我对人生的可能性保持好奇。比如说,你的学生小时候是这样的,但长大后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从事着你完全意想不到的职业。这就会让你感到人生的可能性太玄妙了。

再者,当老师还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完全没有功利地希望一个人有所成就,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有好的发展。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我也愿意长期当学生的帮助者、陪伴者和守望者。

最后,一个好的老师也可以获得长期的友谊。像去年国庆节,我重新给我带的第一届翠苑中学的学生上课。他们现在都是中年人了,小孩也都上小学了。那堂课最后变成,我给我的学生和我学生的小孩一起上课。

2019年10月,郭初阳给他的第一届学生和学生的孩子上了一堂《小王子》。

新京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你对教师身份有哪些不一样的思考?我记得你之前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后来为何还是选择回到教师身份?

郭初阳:一个词,自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厌倦教书了,尤其是天天要处理冗杂的事务性工作,还要抽身处理学生打架的问题。后来,我和几个朋友聊了之后发现,自己其实还是蛮喜欢上课的,厌烦的只是无谓消耗的那部分事情。

体制内的老师只能教别人规定他们要教的内容,对于教什么、怎么教,都不太有选择权。离开了体制,我发现我可以上我自己想上的内容,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教。这样一来,我作为老师,就有充分的选择权,只需要学生认同、家长认同、市场认同就可以了。

当然,自由本身也来之不易,要付出很艰苦的劳动。比如,教材全部由你自己来研发,课程需要获得市场的认同等,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新京报:在你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谁或者谁的教育理念对你的影响最大?

郭初阳:如果只能选一个人的话,那肯定是美国教育学家斯蒂芬·克拉生的《阅读的力量》。我还专门写过这本书的书评。

克拉生是南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对语文教学做了详实的调查,发现常规意义的篇章讲授、语段阅读等直接教学方式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没有功效。他在书里说道:“大部分老师花了大量时间,在课堂上教字词句、语法规则、语文知识、阅读方法,基本上是浪费时间,远不如让孩子自由阅读成绩更突出。”

这本书的发现很刺激我。当时我们都很骄傲,我们的学生拿了杭州市中考语文的第一名。但这项研究发现,我们这种做法虽然能让学生取得好成绩,但无法真正促使学生在阅读上的进步。

后来,这本书也成为我们课程建设的奠基之作,每一年也都会推荐给家长们阅读。作者在书里提出了自由自主阅读(Free Voluntary Reading)的概念。他发现,只有那些“没有要求、没有任务、没有压力、不需要讲课的阅读,才是提高语文能力最有效的手段”

《阅读的力量》, [美]斯蒂芬·克拉生著,李玉梅译,王林审译,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2年1月。

新京报:最近,家长群事件也引起很大的舆论反响。你有关注到吗?随着微信家长群的普及,老师和家长的关系更加剑拔弩张了。这次事件也延伸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责任权利边界。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郭初阳:微信是一个工具。既然它是工具,就看我们怎么来使用它。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用的是最传统的短信,来和家长交流。但微信群的趋势很难抵挡,后来我们也建了家长群。

我对家长群的看法主要分这几个层面。首先,这个群的功能更多是做通报,让家长了解基本的情况。它不应该用来捆绑家长,或是用来对家长下命令,尤其不能要求家长打卡。其次,老师不能把教学的担子转嫁给家长,比方说100斤的担子,我挑80斤,家长挑20斤,这也是很不恰当的做法。

如果双方能保持基本的原则——不增添负担,没有硬性要求,不转嫁压力,那么,我们还是能很好地利用“家长群”这样的沟通工具。我们自己的家长群就一直很好。因为这个群没有负担,我们只是通报家长上了哪些内容,穿插对家长问题的解答,比如应当选一些什么书,什么书的版本比较好。平时的气氛也很友好。

04

理想的语文教育

“好的教育,不应该囿于学校。”

新京报:这几年,你一直在做非学校化教育的探索。你心目中理想的语文教育是什么样的?现在达到了吗?

郭初阳:吴康宁翻译过一本叫做《去学校化社会》的书。这本书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什么是“学习”,什么是“学校”的思考。学校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概念。我们一直说学校怎么怎么好,但为什么学校导致这么多学生厌倦,甚至有人希望炸掉学校?

《去学校化社会》,[美]伊万·伊利奇著,吴康宁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9月。

对我来说,我是通过离开学校来接近教育的。今天有些学校恰恰成了离教育最远的地方。当然,这也涉及我们对教育的理解,究竟什么是教育,什么是语文教育。

我认为,很多好的教育是可以通过自我学习来达成的。比如阿城,他就是在北京的旧书店里完成了语文教育。所以,很多时候,好的教育或者好的语文教育,其实并不需要老师。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做常规性的理解。我认为,理想的教育,是学习的人有一颗渴慕的心,教授的人很想教,也具备教授的能力和经验。同时,他们之间刚好就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可教的时刻”。

这样的教育未必一定要发生在学校里面。很多社会空间也可以被视为是学校或课堂。说到底,我们只需要一个空的空间,好的教育就会发生,因为自愿想来学的人就会来,爱教的人自在那里教。

新京报:2019年,全国开始统编教材的改革,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我记得你在2009年的时候就做过一项课题调研,出版成《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你如何看待这几年体制内的语文教育变化?感觉整体上是不仅教学负担更重,选材也趋向保守。

郭初阳:用鲁迅的一句话来讲,叫做“城头变幻大王旗”。我最近把新版的小学语文教材全部拿到了,稍微翻了一下,只有一个评价,换汤不换药。

首先是经典文本的不足。其次是对某些名家名作的不明原因地删改。最后,还有“三无”问题,没有作者、没有出处,没有出版年月,甚至还出现了“自我引用”的问题。比如说,2010年版的语文教材中的某篇课文没有出处,到了2019年的时候,这篇课文依然存在,但在引用处注明出自2010年版的小学语文教材。

小学语文二年级教材中《黄山奇石》一篇出现的自我引用问题。

新京报:今年年中,也出现了教材分性别的争议。感觉性别教育、性教育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中一直是缺失的。你有想过做这方面的拓展吗?

郭初阳:2013年的时候,我参与编过一本叫做《让性回归常识》的书。我们当时回顾了民国时期的一本教育类杂志——《教育杂志》。这本杂志可谓包罗万象,什么内容都有。1923年的某一期,就有性教育专号,整整一期,大概十几篇文章都在谈性教育,话题完全跟国际接轨,整体的观念也蛮先进的。

我之前出的《课堂实录》里面,讲到契诃夫的《套中人》,教材里把它改成了《装在套子里的人》,那节课我们也是很自然地涉及到了性教育的话题。

我一直认为,性教育是基础教育,应当完全学科化,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同时,有些家长的性观念也很落后。比如北师大出的性教育课本,因为涉及漫画形式的男女生殖器,被部分家长抵制。我甚至觉得我已经有点跨界了,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出身,不是性教育的专家,但看到这样的境况,都急得自己冲上去了。

新京报:接下来,在语文教育领域,你还想做哪些新的探索和尝试?

郭初阳:我还是会继续做语文老师,发现更多经典文本,然后用好的方式把它传递给学生。这基本上是长期的任务。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青青子;编辑:王青;校对:李世辉。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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