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后，他们转身成了签证官

“你可以试试大使馆的移民部门，那里应该适合你。”劳森伯格先生对我说——彼时我刚办完上份工作的离职手续，上司劳森伯格请我吃饭，还给我出谋划策。

他是法国犹太人，曾任巴黎地区法官，后被派驻法国驻华使馆任参赞。

“你是法学专业，做签证官可以实践法律，”他对我说，“需要我的推荐信吗？”

恰逢某国驻华使馆移民部招聘，我带着简历和推荐信去应聘，很快就收到了笔试邀请。

安静的使馆区，到处是铁丝网。

使馆区内很安静，建筑被铁丝网包围，面试那天，我被保卫拦住：“你不能上台阶，下去，保持距离。”我懵了，明明是公共人行道，为什么不能走？他不依不饶，我只好照做。

“你来应聘的吧？过安检！”保卫语气很严肃，这成了我对使馆的最初印象——神秘森严，拒人于千里之外。

直到我戴上工作证、正式成为一名使馆员工后，他的态度才180度大转弯，和呵斥我下台阶时判若两人。

北京某大使馆外，穿着橄榄绿军装的武警。图源：Sipa

每天一大早，使馆外就排起了队，形形色色，都是来办签证的人。队伍两端，一边是不苟言笑的武警，另一边则是趁机做生意的商贩，有人卖矿泉水零食，有人做移民中介，还有“代理排队”的黄牛。

使馆内是另一番景象。人们肤色各异，讲着不同的语言，有的打扮精致，有的不拘小节，有在哺乳室喂奶的办公室母亲，也有在院子里遛娃的外交官，氛围轻松，和外面焦急等待的申请者们形成对比。

为了尽快上手，我很快就钻研起业务来。表面上看，签证官的工作和法官一样，都是审判并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工作流程也和我在法院实习时差不多。但深入进去，我才发现其中的区别：

首先，法院开庭听证、公开审理，移民局却不“开庭”，对外保密，在公正性和公共监督方面大打折扣；其次，法院杜绝重复诉讼，有两审、再审、申诉、检察院抗诉等救济渠道，而移民案的救济渠道却很窄，拒签后，申请人只能再交一次申请费，重新申请，或者在目标国首都总部通过律师申诉，过程十分漫长；再者，《移民法》本身就不健全，充满歧义，概念模糊。

这就为签证的审核埋下了隐患。

“你看我们的同事，几乎都曾经是移民”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将是一份快乐的工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问我。”工作第一天，签证官法比安热情地欢迎我。他祖籍阿根廷，喜欢吃中国菜，我们经常一起吃午饭，渐渐地就熟络了起来。

移民部门有近百名员工，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意思的是，大多数签证官还都曾经是移民。有天吃饭时，我请教法比安：“为什么签证官往往自己就是移民呢？你看我们的同事，几乎都曾经是移民，移民局青睐录用移民做签证官吗？”

“这是个好问题，你观察得很细致。”法比安说，“我不敢对移民局的用人标准下结论，但可以讲讲我自己。作为移民，我想说我不仅喜欢，而且适合这份职业。”

工作午餐，法比安学习适应中国菜。

移居X国前，法比安是阿根廷一家大型德国企业的人力资源高管。千禧年后，阿根廷经济下滑，企业不景气，他萌生了移民海外的念头。

为了移民，从小讲西班牙语的法比安苦练了几年英语，直到现在，他的口音仍然带有浓重的西班牙味。因为亲身经历过，他特别理解移民的难处，同时也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适合移民，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移民必须有好心态，能接受生活的巨大变化，并且有潜力去不断迎接新环境的挑战。以前我在阿根廷是中产，移民后，我要从低处做起，这是必须承受的。”

费尽心思来到X国，法比安却找不到HR高管的工作——这行要求非常熟悉本地劳动力市场，还要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他人生地不熟，甚至连人力资源的基层职位都够不着，最后只好从行政、文员做起，收入不高，根本不够养活一家人。困窘归困窘，那段时间在底层摸爬滚打，法比安有机会接触到各色人等，这倒是为他日后考入移民局奠定了基础。

我参加使馆的业务交流会。

“我以前是职业HR，看过无数简历，炼就了火眼金睛，这是我的优势。”法比安自豪地说。

有次，我怀疑申请者的资料造假，便拿着案子和他讨论。一看到材料，法比安立即指出了问题所在：“这个人整过容！他本来长得不是这样。”他指着申请人的照片说，还给我分析了她的鼻梁骨结构、五官比例等问题。

“我会首先看人的长相，这是我当HR时的职业习惯，”法比安笑着说，“相由心生，错不了。”

不仅如此，这段个人经历还深深影响了法比安对案件的判断。

一次，几个签证官对一件案子有争议。申请人本科硕士读的是不同专业，从事的职业也和专业不沾边，还经常跳槽，在很多公司和行业都待过。有签证官认为，职业路径混乱，可能意味着这人朝三暮四，不太稳定，出国后也许会动心思，不想回来。

但法比安却对这位申请人十分欣赏，认为他经历丰富，能驾驭不同专业和领域，有开拓者精神，是有用之才。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这位幸运的申请者通过了审核。

使馆的消防演习，很多移民官曾是移民。

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了不同签证官对案子的审核标准有很大出入。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加斯帕身上。

加斯帕是移民部两位非洲裔签证官之一。1970年，他出生在非洲多哥——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1999年成功移民X国，考入移民局，成了一名签证官。

至于如何从多哥奋斗到发达国家，加斯帕从来不讲。我只知道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留在多哥生活，而他走出了非洲，成了发达国家中产，还担任外派中国的外交官，获得丰厚的外派补贴。如今，他的妻子在美国生活，儿子就读于广州一所昂贵的美国学校，放学后回到广州珠江新城的高级公寓里，和父亲一起享受外交礼遇。

这是一个阶层跳跃的励志故事。加斯帕对自己的工作颇感自豪，同时又保持着同理心，尤其是对那些和他境遇相似的当事人。

供外交官家长阅读的亲子杂志里，国际学校广告展示的“精英教育”形象。

有段时间，我接到很多委内瑞拉籍公民的移民案。和中国申请人不同，他们提交的身份、教育、财产资料很难在中国查证，我一时无从下手，便向更为资深的加斯帕请教。

他对这种来自“落后国家”的案子颇有见解：“委内瑞拉遭遇了经济危机，国家濒临破产，很多国民都开始另寻出路。这些人一定在墨西哥申请过吧？”我一核对，还真是被他说中了，当事人都有墨西哥旅行史，墨西哥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之一，X国移民局在当地设有大型服务点，这里是拉美地区的移民枢纽。

后来我又请教过其他签证官，发现没有人比加斯帕了解得更清楚。我不禁联想，他究竟是怎么从非洲“突围”的？难道也是经过墨西哥？这是他的秘密。

广州小北的非洲人聚居区。图源：Sipa

作为名副其实的“非洲通”，加斯帕对广州的非洲黑人群体也有独到的见解。

广州小北一带聚集了很多非洲人，不少人谋划着从中国向欧美移民。“申请者大多数是居住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加斯帕发现了规律，“尼日利亚被称为‘非洲的中国’，人口最多，最喜欢出国移民，世界各地的非洲人中，绝对有尼日利亚人。”

虽然都来自非洲，加斯帕却不愿和他们混为一谈。已经出走20多年的他，不喜欢被当作非洲人看待。每当遇到非洲申请人的案子，他都看得很仔细，不知内心会有怎样的挣扎。他愿意给这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变成下一个自己吗？

结果是，大部分非洲申请者还是被拒签了。

薛定谔的“自由裁量权”

如今想来，无论是法比安对冒险者的青睐，还是加斯帕对拉美、非洲移民的见解，本质上都是他们作为签证官的“自由裁量权”。

在司法领域，即使有严格的法律，法官的个人认知和喜好仍能左右案子的审判结果。而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签证官，自由度往往比法官更大——签证审批是“独任制”，一人决定，全权负责，除非特别审查，否则其他签证官无权推翻对同一申请的决定。

也就是说，对个案的判断，高度依赖签证官的个人理解。如果同一申请由不同的签证官受理，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有时，甚至会改变申请人的一生。

北京三里屯东5街上的外国大使馆标识。图源：Sipa

我的同事卡洛琳就遇到过这样的时刻。

在一次审核中，她通过研究资料的相关性，推断出申请者是国际人口贩卖集团的人质。

“即使事情过去十多年了，我仍然忘不了。”卡洛琳说。

她当时负责给移民批居留证，某天，接到一位希腊女性移民的举报，说有个男人是移民黑户，在做贩卖人口的勾当，请求卡洛琳批捕他，把他关在移民看守所里，千万别放出来。“因为男人已经知道她举报了自己的事，一旦被放出来，女人很可能会被他杀死”。

那个男人此前已经拿到了合法居留的资格，“我怀疑他是蛇头，但他坚决否认”。卡洛琳审讯了他一整夜，但还是找不到证据，“虽然那希腊女人说他有杀人倾向，可我没有证据断定他会杀人”。

疑罪从无是法律规定，作为移民官，如果仅仅怀疑对方有杀人倾向就将他拘留，这是犯法的。卡洛琳没办法，只能放他走。说到这，她哽咽了起来。

联合国于2019年发布的《2018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显示，2003年到2016年间，全球被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总数呈上升趋势。资料来源：UNODC

就在放走男人的次日下午，坏消息传来——那男人真的把希腊女人杀死了。报案人是女人的妹妹，她愤怒地指着卡洛琳的鼻子骂：“就是因为你，姐姐被蛇头杀死了，她昨天已经说过，如果把那男人放出来，她会被杀掉，可你居然把他放了，你在杀人！”

说到这里，卡洛琳的眼睛泛起了泪光。我能感受到她对希腊女人的愧疚，但即使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她也不会被追责，因为她只是在执行移民法。

“从此我的良心受到深深的震撼，非常内疚，发誓决不让悲剧重演。绑架与人口贩卖，永远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事。在我发现申请者可能是人口贩卖受害者时，就一定阻止，即使只是合理怀疑。”卡洛琳语气坚定。从此之后，她拒签了一系列涉嫌人口贩卖的申请，阻止了一场又一场潜在悲剧。

当然，这些申请可能并非人口贩卖，而是卡洛琳的过度想象罢了。

北京美国大使馆前，排队签证的人们。图源：东方IC（图文无关）

在移民申请中，移民局掌握着100%的权力，申请者可以说是毫无议价权，唯一的办法，就是讨好（satisfy）签证官——在材料上动动手脚，抬高收入，伪造学历和履历，让签证官相信他们无意留在国外。

签证官被赋予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却很少有“枉法裁判”的追责，归根结底，在于那套漏洞百出的《移民法》——这套由目标国自己制定的国内法，却能跨越国境进行涉外管辖，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管辖外国人，本身就不太科学。

有一次，中国签证助理对一份申请做背景调查。申请者自称是保健品行业响当当的“大佬”，还提供了很多自己路演的照片和广告。助理上网一搜，却发现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某百科词条里，相关搜索词条全是“某某卖假药”、“某某是骗子”、“某某是被执行人”……

经过信用查证和电话访谈后，助理确定他是一家皮包公司的老总，招摇撞骗上了信用黑名单，申请外国签证是想卷钱跑路，“黑”在外国不走。

助理向欧裔签证官解释了风险，可对方却不以为然，反而批示了签证——在他的理解中，这位申请者很有经济实力，可以为本国带来投资。就这样，中国的违法者成了外国的“经济推动者”。

类似的，还有非法传销团伙顺利获得签证的例子。在外国签证官看来，中国的非法传销团伙不仅不违法，还有助经济发展。因为传销在国外是合法的，外国签证官不了解中国国情，以为全世界都如此。

上班路上

“别像签证官一样工作，不要像他们一样，变成流水线上的一环，变成机器。”我的同事大卫说，“要像签证官一样思考。”

大卫是犹太人，2013年加入使馆移民部。他认为签证官需要更多思考，才能做好高难度的判断：“我们是在拿一套根据一国国情制定出的不切实际的移民法，去对文化差异巨大的外国人进行判断，然后为目标国挑选出最有利的来访者和潜在公民。”

来华一年，大卫遍读了英文版“四书五经”和中国哲学经典。据他观察，很多签证官对中国社会的理解非常片面，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像国外“唐人街”里的华人一样——只知道赚钱、对社会毫不关心。“签证官们应该在中国到处旅游，走遍大江南北，去看看这个国家的人。你会发现，不是每个来申请签证的中国人都那么向往外国，也未必都想留下。现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外国更需要他们的到来，而不是他们需要来外国。”大卫说。

相比于那些看谁都像偷渡客的同事们，签发签证时，他的态度要开放得多。

“如今这份工资，只够我挤地铁”

市场经济讲求“用数字说话”，近年，这种思维也蔓延到了移民局。2018年，部门主管开始统计全年的申请总数和签证费收入，就连每个签证官的平均工作量也纳入了考核——这直接关系到员工能否升职加薪，领导能否晋升。

除了审核签证，每天下班前，我要填表汇报当天的工作内容和完成的数字，细致到每小时。领导还专门安排了人手，每周每月做数据统计报表。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觉得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自找麻烦。

审批数量和速度都在考核指标里，唯独没有质量要求。因此，申请者花了大价钱准备的申请资料，在签证官面前不过是几十秒一闪而过，因为签证官需要速度——用最快速度，做出一个对自己最有效的决定，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举办投资贸易宣讲会，是提高签证申请量和吸引移民的办法。

为了创造业绩，我的部门领导也开始给自己增加工作量，时不时就来办公室转悠，默默监视员工的一举一动，要是发现员工不在工位上，便开始暗暗计算对方离开的时间。

有次，一位同事从洗手间回来，被领导叫去问话，要他解释“为什么上厕所需要20分钟”。大家觉得这种管理方式荒谬至极，开始怨声载道起来。但尽管如此，面对公派海外的优厚待遇，能抵御诱惑的人寥寥无几。

压力与诱惑之下，有人动起了和核心业务不相干的心思。从2016年开始，每回部门举行节日联欢会，同事费尔南多总是费尽心思坐在首席参赞身边，想着多陪几个笑脸。工作日休息间歇，我常常见到他一个人在办公楼外抽闷烟，郁郁寡欢。一聊才知道，原来他的职位即将被裁撤，他很可能被召回总部，离开中国。

万圣节前夕，使馆区的外国超市门口卖起了南瓜。

在移民局体制里，升职和公派海外，是评判一个人业务能力的标准。在本国的移民局工作，充其量只是个领固定工资的普通工薪族。公派海外，不仅能获得外派、住房和子女教育补贴，还能享受外交礼遇，生活质量提高一大截。

众所周知，中国是很容易出业绩的地方，这里申请量大，KPI好达成，因此更容易升职，是移民官争相想来的国家。费尔南多原本是个工作认真的签证官，但因为没讨得大领导的欢心，如今正面临着即将离开中国的尴尬。

“你以为我喜欢讨好领导吗？如果不讨好，我就不能留下来，就不能认真去看那些申请了。我很想给中国的申请人提供专业的审核，帮助他们实现愿望，但如果我连这个职位都保不住，一切就无从谈起。”费尔南多说。

后来，他还是离开了中国。

使馆经常举办酒会和社交活动，签证官的工作表面很光鲜。

近年申请总量下降，签证官的收入也随之下滑，不再是大家眼中的高收入“金领”了。

2004年，签证官伊丽诺加入了移民部，至今工作了16年。“2008年之前，我每天都打出租上班。可现在这份工资只够我挤地铁”。

过去中国经济落后，外国的钱拿到中国消费就很宽裕；中国劳动力也便宜，外国使领馆用很低的工资，就能吸引到中国高水平人才。但如今情况不同了，越来越多行业愿意提供更优厚的待遇。面对这个变化，使领馆却无动于衷。

2017年，使馆贴出一则招聘广告，想给大使招一名御用厨师，要求“中英文流利，精通中西菜肴，且要有10年以上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的工作经验”——我不禁汗颜，纵观当时北上广深的五星酒店，行政总厨的年薪在70万上下，相较之下，使馆开出的14500元月薪实在少得可怜。

眼看着其他行业工资不断增长，而移民局的工资依旧是十几年前的水平，伊丽诺觉得，这份工作唯一的好处，可能只有“稳定”了。

使馆区紧挨着奢侈品购物中心，每日经过这样的橱窗，却消费不起。

这种“稳定”也并不绝对，这年头，使馆也在裁员。

2012年，移民部就裁掉了一批员工。“当时大家当然很惶恐了。”伊丽诺说，“可后来证明，裁员不见得是坏事。被裁的人都拿到了一笔经济补偿款，有人用几十万的裁员补偿款去创业，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国际教育幼儿园，收入比在使馆时还好。”

签证申请量下滑，加上人工智能终有一日会取代人力，越来越多的人未雨绸缪，主动选择离开。

在中国当了5年签证官后，33岁的查理·梁递了辞职信，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当经理。他觉得这份工作收入少，除了做一辈子签证，没别的出路，不早点跳槽，以后怕是没机会了。

华裔签证官比尔·刘也辞职去了上海发展，和合伙人开了公司，彻底转行。在使馆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为自己终于离开这个地方感到高兴。

位于北京使馆区的公寓

话虽如此，依旧有人不断闯入这座“围城”。华裔签证官陈柯幼年随父母移民海外，考入当地名校，攻读生命科学专业，收入本可以是现在的好几倍，可他还是选择了使馆的工作。

“在国外孤零零的，没归属感。我想稳定下来、成家立业。”考入X国驻华使馆后，他马不停蹄地相亲、买房、结婚、生娃，继续审核那些像他父母当年一样，渴望出国的中国人。

有人则和陈柯相反，从中国折腾到国外，但做的还是一样的工作。

在使馆工作多年后，李念带着太太儿子办理了移民，如今正蜗居在国外的出租屋里。他读传媒专业出身，原本打算在国外大展宏图，但传媒是非常依赖语言文化环境和人脉的行业，李念找不到相关的工作，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当地移民局继续当签证官。

“为了儿子，我只能这么将就一下了。”李念说，“移民第一代往往是牺牲品，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儿子以后可以少奋斗大半辈子。”

2017年，我从北京使馆调任至广州领事馆，5年里接手了数万件移民案，把移民法领域该学的、想学的，都认真实践了一遍。新的发现越来越少，剩下的只有重复。我意识到，再继续下去，就真成了大卫口中的“流水线零件”了。

这份工作经历固然独特，但还有更多的领域值得我去努力。2020年，逢着疫情，我也辞去了工作，开启了新的旅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

[1]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2018，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封面图：Sipa |图/文：罗拉神 | 编辑：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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