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背后的中国女性：不想变成粉末

在国产商业片领域尝试罕见的体育题材，《夺冠》的技术规格高，执行难度大

《夺冠》是一部非常“陈可辛”的电影，技术规范领先中国商业片平均水准，有野心，有表达，且具备较好的卖相。然而如同《投名状》般，《夺冠》在商业上却显得很不划算——因疫情撤出春节档后，提档操作已经足够尽力而为，最终的票房成绩依然不够理想。

可以说，在近几年的国产商业大片里，《夺冠》是执行起来技术最难的，无论是取材真实人物带来的场外压力，还是对时代和比赛的“复现”，体育电影的节奏把握；更别提《夺冠》使用了很多运动员真人出演，我觉得《夺冠》最终的成片已经足够出色，至少在剪辑上是我近年看过的国产商业片里最出色的；当然影片也有明显的失误，比如黄渤16年看比赛家里还是90年代初的20寸日立电视这样的细节，影片在商业上最大的问题除了场外争议，则是片中的矛盾，《夺冠》要借助集体主义热血调动观众情绪做到政治正确，同时又穿插进一些怀疑和困惑。

不过在我眼里，影片最值得聊的反倒恰恰是这一分怀疑和困惑。

“举国”体制在国家体育竞技层面有相对优势，但往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商业化不充分的项目

《夺冠》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魔鬼式训练，不是赢的喜悦，而是剧中主角的彷徨和疑惑，剧中白浪饰演的郎平这样说自己自毁式训练的原因：“我已经没法回去参加高考了”，朱婷一脸苦相说自己打球是“为了爸妈”；以及那个退出国家队去参加高考的球员……

影片在实际上触及的是一个普遍又日常，却又理所当然不被谈及的问题——中国女性的出路，或者说，在中国，一个女孩想要超越上一辈，实现阶层跃升，通道在哪里？

答案不乐观，相对于男性，中国女性的出路很窄，通道有限。

“老”教练的一席话其实说明了为何中国速度能那么快，欧美群众在休闲娱乐时候中华儿女在拼命

过去40年，能够搭着中国快车实现阶层跃升的人群大多来自底层到平民阶层；而高考（教育）正是“普通人”上升通道里最为简便、最为普及，也最为公平的渠道，类似农村多子女家庭更倾向于将教育机会留给家中男孩这种常识就不多提，先姑且假设在高考这个机会面前，男性和女性都是完全平等的。

后续问题是，假如没能获取参与这个赛道的资格或倒在门槛上，其他的出路在哪里？《夺冠》讲述的就是众人都能看到的另一条出路——体育，那么除了极其依赖身体素质的体育之外呢？在男性这边，其他的选择包括参军、协警、消防等渠道；而对女性来说，护校和师范依然属于教育赛道，除此之外，似乎大多最终通向走进家庭这条道。

家境普通的郎平最终达到的成就和她的拼劲头、野心及远见密切相关

《夺冠》中描述了两代女性运动员的困境：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篮球运动员郎平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她只能拼尽全力打出来，才能获得个人成就；郎平出身于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做警务相关工作，既无背景，也没有金钱；如果带着一身伤病以“北京市女子排球队”队员的身份退役，未来不会轻松。有趣的是，《寄生虫》开场没多久就用奖状表明女主人忠淑曾经拿过铅球银牌，显然这对她退役后的事业并没有什么帮助。

而到了已经转型市场经济的时代，身高接近2米的90后球员朱婷赌气说大不了进厂打工，郎平则干脆的回答她“打工人家都不要你”；出生于河南普通农民家庭的朱婷完全是因为身高出众被一层层挖掘到省体校，而父母也为了这个“全村的希望”尽全力投入了家庭资源，这才造就了这位世界女排顶级球员。

郎平和朱婷所处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但她们都跳不出女性寻找出路的困境，假如她们仅仅是身体平均素质普通女性，抛去高考和体育，郎平最好的出路可能是接父亲的班（这要建立在家庭仅有一个子女的前提下，实际上郎平有个姐姐），或者进入工厂或单位成为一名最基层的工人；而朱婷似乎只能如同万千河南农民工一般外出下厂，成为标准厂妹。

农村出身的朱婷通过体育赛道完成了阶层大跨越

事实上，由于越处于底部基层，中国封建传统影响就越深，在这样的家庭里，一般偏向于将家庭资源投向拥有姓氏继承权的男性后代身上，一个普通家庭往往会尽全力动员关系或金钱将儿子送进体制之内，而女儿更多情况下则是寻个好夫家为先。在城市中普遍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倒有强迫性地让每个家庭将资源尤其是教育不分性别地投入倒子女身上的功能。前一阵热门话题山东高考顶替事件中，那位绝望的高中教师，为了让女儿有个未来，用最后的“方法”拿到一个学生放弃的升学机会，恰恰说明了高考之外普通女性的出路是多么有限。

在移动互联网的新世代，不走高考或是体育，早早成为“社会人”的男孩女孩会是什么样？

答案可能在抖音、快手以及社会新闻之中，那些从初中开始就游离于学校之外，出没在县城酒店、网吧、歌厅等社会场所的精神小伙、暴躁老妹不少都穿梭与社会秩序的灰色空隙之中。无论是去年社会新闻中红极一时的最美酒托，还是湖南县城里14岁的夜场少女，非常无奈的是，在这个时代过早成为社会人的女孩往往发现自己唯一的资本依然是身为女性的身体本身，将自己的肉体变现成为她们清晰有效的出路；而围绕着这些稚嫩的身体，则是一张社会小伙、体制内中年男性（教师、公务员）的金钱流动之网。

祁东幼女性侵案中，十三、四岁的少女成为夜场打工人

除却读书上学通向办公室之路之外，无论是体育赛场搏杀的累累伤痕，工厂倒班老去的双手，还是夜场卖笑的肉体；中国女性似乎总是多少要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对她们来说，出路从来不是“海阔天空”，正如这个成语来源的宋词上一句是“酒醒香销人自瘦”。

在某种意义上，《夺冠》讲述的便是这样的故事，主题既是片尾曲里王菲和那英的那一唱一和：

“我灿烂地飞过，或孤独的跌落”

“我曾经彷徨疑惑，不想变成粉末”

幸好我们最终依然拥有一些雕刻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