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胡兰成论金瓶梅

鱷魚飛行曹亞瑟 2010-06-27 10:41:54
    对任何喜爱文学者来说,《金瓶梅》都是座绕不过的大山。我甚至认为,若想了解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看他如何评价《金瓶梅》可也。那看一下张爱玲、胡兰成如何评价《金瓶梅》,就有此功用。

张爱玲专门写过一部《红楼梦魇》,专门考据几个抄本的异同、续作的真伪和一些情节的差异,但未专文评过《金瓶梅》,只有零星文字涉及到,但我们从她的小说中能感受到《金瓶梅》的影响。张爱玲自己在《红楼梦魇》的“自序”中也坦承“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

张爱玲对小说情节非常敏感,她从《红楼梦》的残缺,用细密的文字做了很多探讨,并比较了《金瓶梅》:

我本来一直想着,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也是八九年前才听见专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派屈克…韩南(Hanan)说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写的。我非常震动,回想起来,也立刻记起当时看书的时候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游东京,送歌童,送十五岁的歌女楚云,结果都没戏,使人毫无印象,心里想“怎么回事?这书怎么了?”正纳闷,另一回开始了,忽然眼前一亮,像钻出了隧道。
我看见我捧着厚厚一大册的小字石印本坐在那熟悉的房间里。
“喂,是假的。”我伸手去碰碰那十来岁的人的肩膀。

张爱玲很敏感。那时的资料发掘还不充分,我们现在知道,说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腐儒”补写,这个说法从沈德符给 的信中就提到了。但这五回是怎么阙佚的,谁也不知就里。但我看从第五十二回中就有些疑问,这一回官哥躺在在芭蕉丛下的席子上玩耍,李瓶儿去和吴月娘说话,叫潘金莲帮忙看着,而金莲忙着到山洞里与陈敬济调情,孟玉楼发现官哥正一个人在那里登手登脚的大哭,玉楼看见“不知是那里一个大黑猫,蹲在孩子跟前”。这段描写分明是为后面白猫雪狮子抓伤官哥所做的铺垫,但这一回怎么变成黑猫了?其他章节也没提到这只黑猫啊!

    细心的人都能看出,从第五十三回到五十七回的笔墨与以前有些迥异的地方:一、应伯爵帮黄四、李智借钱的情节,出现过多,重复;二、西门庆最痛恨姑子,经常“毁僧谤道”的,五十三回中竟然主动请王姑子来诵经、印经来为官哥消灾,他第五十一回刚痛骂过薛姑子,要“拶她几拶”,这回却拿出三十两银子让薛姑子来印造《陀罗经》,与全书描写明显不符;三、前番苗青害死了个扬州的苗员外,五十五回又冒出个扬州苗员外,而且是“故人”,究竟是“何故”,书中也从没交代,让人疑心是苗青顶缸,或有“扬州员外都姓苗”的疑问,还平白送了他两个歌童;而后来送歌女楚云的是回到扬州的苗青,想来这送歌童莫非是受后几回的启发?四、常峙节典房子做生意,后面第六十回明明给了五十两银子(花三十五两银子买房子),五十六回又给了十二两银子(花三四两银子典房子),西门庆很精明,绝对不会在一件事情上花两次银子的;五、在五十三回中,潘金莲与陈敬济终于得手成奸,这与第八十回中西门庆死后,潘金莲对陈敬济说“我儿,没娘今日成就了你罢”不符,看全书明明应该是西门庆死后两人通奸成功才说得通,前番只是调情;六、第五十五回西门庆去东京为蔡京拜寿,是从五月下旬出发的,但到六月十三日才到东京,这时间明显不符,正常是骑马半个月打个来回,单程应该七八天才对。

    当然,张爱玲其中的质疑没写这么详细,只是觉得“游东京,送歌童,送十五岁的歌女楚云,结果都没戏”,有些疑惑;而我在读这几回时明显感到它们有与前后情节、文气不符的地方,因详记如上。

    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张爱玲以小说家的眼光,明确地指出:“《金瓶梅》采用《水浒传》的武松杀嫂故事,而延迟报复,把奸夫淫妇移植到一个多妻的家庭里,让他们多活了几年,这本是个巧招,否则原有的六妻故事照当时的标准不成为故事。不幸作者一旦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浒》的架构内,就机械化起来。事实是西门庆一死就差不多了,春梅孟玉楼,就连潘金莲的个性都是与他相互激发行动才有戏剧有生命。所以不少人说过后部远不如前。”这是说潘金莲的个性也只有与西门庆互动才能充分表现,“相互激发行动才有戏剧有生命”是小说家的经验之谈。至于说“西门庆一死就差不多了”,这与田晓菲认为如果把《金瓶梅》比作一部电影的话,西门庆死之前的情节都是彩色的,而死后就变成黑白的一样,见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爱玲还认为《金瓶梅》中的“色情文字并不是不必要,不过不是少了它就站不住”。在《论写作》一文中,她探讨了是否“越秽亵越好”的问题,“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所以她他觉得不能把低级趣味与色情趣味混为一谈,“所以秽亵不秽亵这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这也是从小说家的角度,肯定了色情描写是对人物性格塑造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从教化的角度认为色情描写没有必要。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记述道:“她看《金瓶梅》,宋蕙莲的衣裙她都留心到,我问他看到秽亵的地方是否觉得刺激,她却竟没有。”这与张爱玲自己的说法是一样的。张爱玲非常注意颜色搭配等细节,她在《童言无忌》中就说过:“《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张爱玲在《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小说中的颜色描写中就深得其中三昧。

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里说:“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往往悲观。”这从日常生活的丰盛,看出人生意义的虚空,确实是具有哲学意义了。

    张爱玲还注意到了“《金瓶梅》中仆人无姓”的问题,说“明人小说《三言二拍》中都是仆从主姓”,这实际上是我们论述过的明时虽然法规禁止人口买卖,但有变通办法,所有仆人丫嬛都是以养女、养子的名义出现,所以仆人称主子主妇为“爹”“娘”。

    关于《金瓶梅》所用的吴语,张爱玲在《“嗄”?》一文中做了很多探讨。她从自己的旧作电影剧本《太太万岁》中的“下饭”都被改成“嗄”说起,说到《金瓶梅》中屡次出现的“嚣纱片子”是淮扬地区方言,疑“嚣”为“绡”,一种古代的丝织品,说“绡”是薄得透明的丝绸,因此称“绡”是极言其薄。张爱玲还认为“停当(妥当)”、“投到(及至)”、“下晚(下午近日落时)”是皖北方言,因为她从小听合肥女佣说“下晚”,疑是古文“向晚”之讹(即“向晚意不适”的“向晚”)。她还怀疑旧小说中没地域性的“晌午”一词是“向午”之讹,实际上字典上解释“晌”字就是午前午后这一段时间,非常简单的口语,我觉得张爱玲就有些故作艰深了。

    张爱玲很留心这些细节,与她是作家有关。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一章中专门写到,他想形容一下张爱玲的行坐走路,总觉口齿艰涩,爱玲代他回答:“‘《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我觉得淹然两字真是好”,张爱玲说“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从探讨文学技巧上升到人生经验了。


接着说胡兰成。

我一直对胡兰成的学问体系感到怀疑,其驳杂是一定的,但深邃谈得上吗?这从他的两篇论述《金瓶梅》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证。

胡兰成第一篇涉及《金瓶梅》的文章是1942年给曹涵美的《金瓶梅全图》第二册写的序言,其时他正在汪伪中宣部次长的职位上。这时胡兰成对《金瓶梅》的印象好像已不大深了,这篇序言更有些像应付差事之作。他把《金瓶梅》与张岱《陶庵梦忆》和袁中郎散文做起了比较,说“我对《陶庵梦忆》较之《金瓶梅》更亲切”。其实这二者一为对昔日豪门生活的回味,一为对现实社会的描摹和批判,相差好像较远。他只记得“《金瓶梅》里则被无厌的肉的追求所淹没了。但仍然是,淡淡的哀愁,无出息的生之苦难呀”,这实际上与当时日本全面侵华、举国一片悲观、汪伪打出“合作”旗帜时的氛围有关。胡兰成说:“如今的时势,一种没落的气氛正威胁著中华民族,有梦可忆的,许多人都回到张岱的路上去了,有钱的都回到西门庆的路上去了,既无钱,又无梦可忆的,都回到袁中郎的路上去了。但是我相信,在这些之外,中华民族,应当还有人在。”有些标榜他提倡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拿着《金瓶梅》说事,与小说无关了。

在1944年时,胡兰成已经在武汉创办《大楚报》了。这时他又写下一篇《谈论〈金瓶梅〉》,这次他是刚重新看完这部小说,心中有话要说。胡兰成对《金瓶梅》的评价始终不高,他对沈启无说:“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觉得写的欠好,读了只有壅塞的忧伤,没有启发。于是启无说了些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的事。《金瓶梅》里的人物,正如阴雨天换下没有洗的绸缎衣裳,有浓浓的人体的气味,然而人已经不在这儿了,也有熠熠的光辉,捏一捏还是柔滑的,可是龌龊”。这种比喻倒是奇特,说明胡兰成的艺术感觉还是好的、敏锐的。

胡兰成还是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位在类似西门庆这样的富家开过馆塾的教书先生,只接触过此类人家的浮层,并不了解其实质。他说:“《金瓶梅》的作者对于故事只有取,没有给。让故事自己去完成本也说得通,但人生的完成仍有比故事的完成更广大的,作者的不足处就在于他描写书中的人物,而不能超过书中的人物。但凡作者,都是描写自己的,从外界的人物里描写自己,也使读者从这里发见自己。读了《金瓶梅》,可是不能有这样的发见。……作者在《金瓶梅》里也不能发见自己。他不能赋予故事以人生的完成,只能写出故事自身的完成。”我觉得在这点上他的认识确实不如张爱玲,张爱玲读出了文字后大悲哀,我也觉得小说的内涵是超乎情节之外的,或者说是这个社会的寓言,已经预言了这个社会的崩毁。

反过来,胡兰成又说了《金瓶梅》的优点:

但《金瓶梅》仍旧有他的不可及处,中国至今还没有把文字与言语结合得像《金瓶梅》这样好,这样活生生的。人物出处也写得切切实实,没有一点传奇化。西门庆那么荒唐,对李瓶儿还是有真的爱,但也不因此影响他的荒唐。潘金莲与春梅都是尖刻到不能再尖刻的,她们相互间却也有真情真义。孟玉楼温温柔柔的再嫁西门庆,西门庆死后又温温柔柔的三嫁李衙内,没有一点感情上的损伤。她三嫁李衙内时已三十七岁,还是当初再嫁西门庆时三十岁的孟玉楼“行走处暗香细生,坐下时淹然百媚”,没有想到要责备她。落后春梅做了周守备的夫人,依她的为人很可以报复月娘的,但她还是敬重月娘,来往走动,过去的主奴关系不论是狼毒也罢,恨毒也有可怀念的,事过境迁,倒是变成了亲切的,人生往往如此。顶委委曲曲的是李瓶儿,她是西门庆家惟一可以献给神的牺牲,而她也已饶恕了西门庆一家了。

我想胡兰成写下这些时也与他当时的心境有关,对孟玉楼“三嫁李衙内”很可以看出一点自况的意味。后面,他又写道“全书几乎没有一处写得不好,气魄也大,然而仍旧像少了一些什么似的,永远失落了,又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与前面说的“写的欠好”虽是对立统一,但也有些矛盾处。反正,他觉得读后“只是壅塞的忧伤,解脱不了”,这种感觉倒是贯穿始终的。

胡兰成到日本之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话》,只提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全书丝毫未提到《金瓶梅》,对于这么一个巨大的存在竟视若无睹,不知何故。

    
鱷魚飛行曹亞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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