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我的新衣

魔宙 2020-08-24 19:36:46

■消失在衣服里的女人

清朝末年,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机器,学习洋人的技术。 但在穿衣上,他觉得外国衣服不行,大清礼制不能丢。

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

当时,日本搞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科技文明,从宫廷、官场到学校,兴起了洋服热。 男人穿西服,女性穿西洋裙子。 俩人见面就讨论了下穿衣服这件事。

李鸿章和森有礼。

李鸿章很不理解,为啥非得把民族服装都改成西洋衣服呢?

森有礼说日本传统衣服太宽大,西洋衣服适合劳动工作。

李鸿章不高兴了,他觉得衣服旧制是对祖先的追怀,你们都抛弃了,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表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李鸿章说:我国绝不进行这样的变革! 在当权者看来,国家服饰制度非常重要,衣服就象征着身份和阶级。 黄色就只能皇家用,鹌鹑就只能绣在八品文官的官服上。

一不小心穿错了?那你可能要掉脑袋。

1880年代清朝官员。

而清朝女性,只有满族能穿长袍,汉族女子基本上是“两截穿衣”。 也就是上面穿袄或衫,下面穿裙子或者裤子。

1900年代青岛寄往欧洲国家的一张明信片,照片中右侧女子展示了当时中国女性的典型服饰。

在清朝,你要是说一个男人“两截穿衣”,他能跟你打起来,因为这等于骂他娘娘腔。

这种服装形式,从清朝建立之后几百年也没什么大变化。 大的服制改不了,就在小事情上搞得特别复杂,比如做复杂的刺绣。

清代佚名画家所绘油画,刻画晚清女性服装的繁复装饰。中国美术学院藏。

或者学习西洋女性的衣服装饰,在领口、衣襟、袖端等等地方镶边或者滚边。

清代,“蛋青纱多重镶滚女衫”,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什么三镶三滚,五镶五滚。最后甚至搞到 “十八镶滚”。 镶边还能挖出镂空的花样来。简直就是奇技淫巧。 因为许多复杂的镶边是跟西洋女装学的,当时有人形容这是“鬼子栏杆遍体沿”。

修复上色的慈禧太后照片,服装华丽至极。

清朝女性下身的裙子也特别讲究。

在家日常穿黑色,喜庆日子穿红色。 而且正妻穿大红,妾只能穿粉红。 寡妇一年到头就只能穿黑的,而到老了可以改穿黄裙。 是什么人,就得穿什么衣服,死水一潭。

另外,她们的衣服还得穿好几层。 晚上睡觉,脱了外面一层大袄,里面还有中袄,里面又套着个紧窄的小袄。 而裙子里面,不管冬夏都得有个长长的“亵裤”。

1870年上海女子冬装图。

基本上我国历朝历代的女性衣服实际上就一个目的: 把女人严严实实包裹起来,把她们限定在自己的身份里。

女性再美,在这种衣服下也“失踪了”。

到清末,洋人早用大炮轰开清朝国门。 在那些开埠的港口,中西交流频繁,风气渐开。 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在1898年给光绪皇帝上了个奏折,叫《请断发易服改元折》。

折子里说,辫发和机器“不相容”,清朝人的长辫子容易绞进先进的机器里,人一下就死了。 另外,就是得穿西服。

1904年皇贝子(清朝爵位)溥伦参加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安世博会留影,现场西服和清朝官服PK。

老祖宗的规矩不能坏,光绪和慈禧当然没准这个折子。 大清那把人罩起来的衣服,还得穿上十几年。

■穿啥由我不由天

1912年,大清没了。 一夜之间中国变了民国,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 刚掌握新政权,要在面子上把国家搞一搞清爽,清朝的衣服不能再穿了。

袁世凯。

袁世凯让法制局去调查中外服制,考察人民习惯和社会情况,“从速拟定民国公服、便服……” 法制局初步确定,民国国民礼服首选西式礼服,要用呢布材料,这种布料在当时可都是进口货。

这新闻5月22日上了报纸,马上就引起爱国人士的愤慨。

这钱不都让洋鬼子赚去了!

5月31日,武汉救国会成立大会上,一个叫程玉佩的年轻人跑上台演讲,说外国的衣服帽子现在畅销全国,简直可恨! 说完抽出把刀,切断了一个手指,在一张纸上用血写“请用国货”四个字。

台下掌声雷动。

然后一个青年学生不甘示弱,也跑上台,激烈地指着会场上穿洋服的人大骂。

说完,也抽刀断指,血流当场,他比程玉佩多写了八个血字: “用外国货不用国货亡国奴也!” 后来因为民情汹涌,临时政府颁布的《男女礼服服制》就规定礼服分中西两种,着重强调,就算用西装做礼服,也得用国产布料。

1912年民国政府服制图示,西洋礼服和中式大褂混搭。

但民国刚刚成立,政权不稳,这种法令也只有那些临时政府里的官员当回事。

在民间,没了大清朝的穿衣限制,人们突然间不知道自己该穿啥。 有人说,满清的不穿了,可以再往前找找,可以照着《七侠五义》里的宋朝大侠们那么穿。

于是,庆祝民国成立时,浙江丽水有人戴着方巾,穿起了明代的古装。

明代服装长这样。图为明代著名画家陈洪绶自画像。

走近一看,他腰里还别了把明晃晃的龙泉宝剑。 还有人说,都民国了得马上换西服,都说西方更文明,西洋服装可是“文明新装”。

1912年《北京新报》报道,在西单报子街的大饭庄聚贤堂门口,有个人穿着西式短装,戴了个圆礼帽。 看着可真是文明。 可这人一转身,嚯!脑后拖着一条大辫子。

报上说: “这条豚尾还是又长又黑,摇头摆尾,洋洋得意,路上看的人,没有不乐他的……” 至于女性,她们不会贸然穿着西洋衣服上街。

但上海、广州这些开埠城市,照相馆里,专门为她们准备了艺术照装备,让她们“扮番妹”。 什么手表墨镜小洋伞,皮包草帽蓬蓬裙,要啥有啥。

图为1900年前后女子在上海宝记照相馆拍摄的洋装与孩童水兵服照片,手工着色。

当时青楼女子在服饰上一向大胆,什么新鲜事物都乐意尝试。 报纸报道,有个十五岁的青楼女子,跑到市集上买了“内装电灯之绢花”。 她把花儿挂在衣襟上,打开开关,走在路上,像个行走的LED灯。

晚清名妓祝如椿,她曾于1912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青楼进化团”,主张组织妓女学习文化,解决没有文化和经济不自立的“沉沦”根源。她们大胆尝试穿着男装,一度为人诟病。

最好笑的是紫禁城前,末代皇帝溥仪虽然退位,但小朝廷还暂时保留着,给他优待。

于是,紫禁城内外,清朝的“玄色袍袍褂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中西合璧,“并肩进出”。 民国这种乱穿衣的状态,难免要引起一些人的恐慌。

一方面,怀念大清等级森严的穿衣制度的老家伙,他们觉得服装就是阶级的徽章。 比如在清朝,皮衣只有皇族和当官的能穿。 而紫貂皮只有皇上能用,到晚清咸丰年间,才放宽到三品官员。

有个道学先生看到有钱人家里的小孩儿穿了皮衣,在报纸上写文章咒骂: “七八岁的小孩也穿起皮子来了,我们小时候连丝绵也没有上过身,这样穿是要遭报应的——据说穿了狐狸皮是要出鼻血的,因为小孩子的血气旺。” 还有一些清朝的遗老遗少,思维也一时很难转过弯来。

在清末,广州开埠最早,天高皇帝远,穿衣风俗比内地更开放。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留学归来,看到广州的女孩儿穿上了裤装。 她们摒弃了肥大的裙子,上身衣服短到腰间,屁股都盖不住! 以前青楼里女子穿穿就算了,现在良家女孩儿也在穿。

清末民初的裤装妓女。

康同璧痛心疾首,在香港发起了一个“中国复古女服会”。 她号召大家按传统穿衣,还在大会章程里讨伐乱穿衣服的现象: “彼女子也,何着欧洲之男装?岂止不文,几近服妖矣!” 好像是在说: 你们女孩子呀,为啥要穿欧洲男人穿的衣服?何止是有辱斯文,简直就是妖精啊! 时代虽然是洪流,但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变得那么慢。

■民国制服风云:学生与妓女

1930年,上海小报《金刚钻报》开始连载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十里莺花梦》。

小说里,作者拂云生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一个名叫莺莺的高级妓女。 这姑娘为了提高文化,白天去教会学校上学。

她“疏疏打着几根刘海,鹅蛋脸儿,窄窄身材,穿件阴丹士林布旗袍,脚下一双黑漆镂花皮鞋,腋下夹了个书包,一幅女学生的打扮。” 到了晚上,她得去“出堂差”。也就是客人打电话来,她就要涂脂抹粉,换上高级“法兰绉旗袍”去应酬。

她到了客人那儿,客人问:“像你这等品貌,学校的老师就看不出来你是做什么的?” 莺莺怒了,说: “你当我上学堂也打扮的出堂差一样吗?爱国旗袍一件,本色面孔一只,哪一个敢说我不是女学生?”

这段文学描写,实际上捕捉了民国时两种走在时尚前端的人:大城市的妓女和学生。

1912年《民立报》刊登的漫画,并配文字说“今日之妓女与女学生装饰无异,可叹。吾愿女学生首宜俭朴,勿以妖头怪状之态谄人,致与妓女无分。”

对于青楼女子来说,紧跟时尚是她们的职业素养。 必须找到最时髦的衣服,迅速效仿,以吸引客人。 其实在晚清,“时髦”二字最早是上海人对穿着时新的妓女、优伶的称谓。 比如“时髦倌人”,“时髦小妹”。 到了清末民初,服装禁锢被打破,穿时新衣服的人越来越多,“时髦”就成了在消费方面的标新立异、变换花样。 在妓院中,只要能吸引客人,女子可以穿任何新奇的衣服。 既可以穿上男装长袍马褂,戴个墨镜; 也可以穿西洋宽大的女裙扮欧洲人, 日本和服、满人旗袍更不在话下。

《点石斋画报》描绘的晚清妓院景象,图中走进来的妓女中有穿西洋服装、穿男装扮公子的。《点石斋画报》是近代中国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份新闻画报,1884年创刊,1898年停刊。

1922年上海的通俗文学杂志《红杂志》里有篇《妓女的衣着》的杂文,也说妓女是创造衣着时尚的领头羊: “不领之衣,露肌之裤,只要妓院中发明出来,一般姑娘小姐,立刻就染着传染病,比什么还快…… 学生也是时尚先锋。 民国时期,女学生成分复杂,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就把国外的穿衣习惯带进学堂。 还有富人家的少奶奶在家闲着无聊,进学堂读书消遣时间的。 甚至还有像上面的小说《十里莺花梦》里写的那样,妓女去学堂补习的。 在上海的汉口路,有一个美国教会办的中西女学,四周有不少妓院。 这所女子学堂就附设了一个妇女补习学校,让妓院里的雏妓去上学。 学生接触新思想,也喜欢穿洋服。 东洋发型、西式围巾、皮鞋、手表、怀表、阳伞、手提包,从上到下什么都有。

民国时期圣玛利亚女中,不少学生撑阳伞。当时的女学生多为富家子弟。圣玛利亚女中(St. Mary's Hall)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女子中学,建国后被上海教育局接管。

有人这么形容当时上女学堂的富家千金: “穿双外国皮靴,套件外国呢子的对襟褂子,一条油松辫子拖在背上,男不男女不女的,满街上跑了去。” 还有人给报纸投稿,写文章说看不惯女人围围巾,说围上围巾,就缩颈曲背,难看的要命。 作者总结:“在我看来,娼妓用之则可,若讲解放的妇女以及读书的学生,千万别要出丑。” 这种论调,基本上就是民国的网络喷子了。 还有人评价:“民国时期的上海女子,只有两种打扮,要么是堂子里打扮,要么是学堂里打扮。” 学生穿得过于花哨,政府就要来管了。 1913年,上海《教育杂志》刊登了广东教育司的“取缔女学生之服装”的规定。 规定里先讽刺了一下妓女,说“近来有一种女子,举止佻达,长袜猩红,裤不掩胫”。 没知识的人这么穿就算了,“人格尊贵”的学生怎么能穿得这么艳俗! 教育司接着说,为了维持风华起见,女校的学生“女生褂裤,俱用竹青洋布,褂与膝齐,裤须没胫”。 学生必须穿校服。 而且校服必须整个学校都一样,家庭不管贫富都得置办起。

1916年,12岁的林徽因(右一)和表姐妹合影,身上穿的是北京教会学校培华女中的校服。

但学生赶时髦的心,怎么可能被校服禁锢。 清末民初,一般女性还是传统打扮,下身如果穿裤子,上身都有较长的袄或衫罩到大腿处。 但青楼女子,却常常大大咧咧露出整条裤子,上面的衣服只到腰身。 而学堂里的女生也是穿裤的引领者,主要因为上体育课方便。

1917年4月12日《民国日报》漫画,图中是“清华女学”学生穿着操衣在做运动。围观的男人们还没有剪掉辫子。

1911年9月3日,末日将至的大清教育部颁布了《学校制服规程令》,规定女学生只能穿裙子。 但是各地教育部门琢磨着,学习先进文化,必须也要强健体魄。 于是出规定,女学生可以穿裤子,但衣服长度都很保守。 比如武汉教育部门颁布《武昌女生服装取缔》规定: 女生的褂子和裤子都得用“竹青洋布”,褂子得过膝盖,裤子要完全盖住小腿。 这样,女学堂就可以光明正大地上体育课了。

民国时期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上体育课的学生。

很多学校还设计了体育课专用的运动服,当时叫“操衣”。 据1920年代曾在浙江杭州省立女中师范部任课的教育家俞子夷回忆,这操衣非常帅气。 领、袖、裤管上都有红镶边的宽黑条,“穿上十分威武”。 因为穿着好看,学员不上体育课也穿,甚至直接就穿出街了。 出去就是这条街最靓的女仔。 女生穿着短窄的运动衫,确实比在清朝看着精神多了。 于是有人写文章夸赞道:“短衫在精神上,卫生上,都比长衫好得多……”

《上海女校运动服装》,载1930年第14期《今代妇女》杂志。

在这种影响下,女生的裙子、裤子都开始变短。 到1920年代中期,基本上短裤,以及只到膝盖处的裙子,都出现了。

1917年至1923年女装上衣下裙款式,裙子渐渐变短图,载周锡保著《中国古代服饰史》。

有人在报纸上夸赞,说觉得非常“武气”。 大部分学校也不大反对,唯独限制鞋袜的颜色。 绝对不许穿红色,不然不仅会开除,还要 “永远驱逐学界外”。 这是因为,当时衣襟挂花、裤子下面露出红袜子是妓女才有的装扮。 后来还禁了丝袜。 1917年10月,上海先施百货商店开业,这种大型商场开启了魔都的摩登时代。 全球时尚货品就从这儿开枝散叶。 其中有一样就是丝袜。

民国时期上海丝袜广告在报纸上和街头随处可见,图为一个挑担的苦力站在丝袜广告前。

丝袜穿上之后,显得女性的腿特别好看,女学生蜂拥而买。 可丝袜那种透明的“肉感“,让守旧人士大呼受不了。 北洋政府二话不说,让学务部下令,说近日各校女生穿得单丝洋袜,“透露皮肤,殊于外观不雅,务须禁止”。 女学生制服在各种校规限制下,显得整洁纯朴,很快就成为一种时装风尚。

阮玲玉1931年《恋爱与义务》剧照。

青楼女子也特别喜欢。 民国时期的笔记小说《清稗类钞》里记载,自从女学堂兴起,女学生“无不淡妆雅服,洗尽铅华”,不再是清朝女子涂粉抹脂的“恶态”。 于是,青楼里的女子也开始仿效这种小清新风格,甚至因此身价倍增。 1937年出版的《北平风俗类征》里说,打扮艳俗穿着貂皮大衣的妓女,被视为“庸妓”。 穿学生装的妓女,才是“时髦而高尚”。

1931上海女性时尚杂志《玲珑》刊登的学生装漫画。

妓女这么搞,有些地方的政府看不下去,觉得怎么能让娼妓和良家妇女混为一谈。 官老爷们想出了“高妙”的法子。 1912年,民国刚成立不久,上海警务长发现福佑路一代有妓女仿效女学生装束。 这些学生装妓女在黄昏时“倚门卖笑,勾引青年子弟,妨害风俗”。 警务长派出暗探,调查取缔。 到了1935年,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 于是山西当局发布了个很搞笑的规定:官方许可的妓女,必须佩戴桃花章,一律烫发,穿高跟鞋,跟学生区分,不然被抓住就按私娼进行严厉处罚。 这种对人的公然侮辱,实在是很可悲。 ■严厉实行胸部解放 经过民国初期的混乱状态,中国女性对服饰采取了十分开放的态度。 而戕害女性身体的缠足风俗,也被禁止,放足成了社会共识。 但有另一种潮流,无论政府怎么禁,都没什么效果。 那就是束胸。 1920年,上海《民国日报》上一个叫吴明的作者发出“天问”:“为什么要缚乳?” 他说,缚乳这事,在娼妓、姨太太、小姐和学生中间都很流行。但危害很大。

1928年《通俗教育月刊》刊登的“解除束胸”文章及漫画。

吴明认识一个剪了短发,进了学校,离开家庭,开始自由恋爱的女性朋友,简直是新女性标本。 但是这个朋友有一件八寸长的紧身背心,“两肩不过四寸宽,上面绽着十几个扣子……” 1930年代以前,见过西式胸罩的中国人还不多,吴明看到的,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束胸小马甲。 这种马甲的功用,就是怎么紧怎么来,最好是看不出有胸。 这种以含羞、窄小为美观的“平胸美学”,已经固化在国人脑中。

1927年《北洋画报》刊登的中国女性束胸衣物图。

1920年代中期,为了“解放女性身体”的高尚目的,全国媒体人和知识分子都不断讨论“放乳”。 他们甚至掀起了“天乳运动”,号召释放乳房。 1926年,大名鼎鼎的性学博士张竞生站出来,说自己是“中国第一人反对压奶最力者”。 他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时候,出版了一本《美的人生观》,其中就说: “我在此应当提出一个极紧要事即是‘束奶帕’及为此目的的各种束缚物,都是应该废除……女子有大奶部,原本自然,何必害羞。况且奶头耸于胸前,确是女子一种美象的表征。” 他不断加深这个概念,认为束胸危及种族存亡。 更在自己主编的《新文化》月刊上刊发文章《裸体研究》说: “把美的奶部用内窄衣压束到平胸……这不但丑的,而且不卫生,女人因此不能行肺腑呼吸,而因此多罹肺痨而死亡。又压奶者常缺奶汁喂养所生的子女,其影响于种族甚大。”

张竞生创办的《新文化》封面,十分大胆,不得不打上码。

1926年,鲁迅的弟弟,生物学家周建人写了篇文章,从社会道德角度批判束胸。 他说束胸是因为社会太保守,看到裸体画就跟看到鬼,“在这样的性的敏感的社会,女子束胸束到畸形,扁平的像金陵的板鸭”。 胡适从欧洲回国,也大力提倡解放胸部,要搞“大奶奶主义”。 1930年,江苏省妇女协会杨石癯女士在镇江妇女补习学校讲课,讲到第14课,内容就是解放束胸。 发完讲义,她开始台上演讲,劈头一句是: “妇女的两只奶奶,是养孩时最重要的东西,但一般女子当青春期发育的时候,每每把小马褂紧紧地束缚着一对活泼泼的乳峰……” 接下来杨女士又说束胸对身体的危害,说“解放妇女的束缚,应当先从解放自己的奶奶做起。” 但是台下发出了神秘的笑声,根本没人认真听。 而且,妇女协会的教师们看到讲义内容,说杨女士“说话太赤裸裸,简直是发神经病……真的不是人!”

在知识界和政府提倡解放女性胸部的时期,月份牌画家敏感地感受到了时代召唤。图为著名月份牌画家杭稚英绘制的《骑自行车的少女》和《机车女郎》,十分酷炫。

这种强硬的天乳运动,不仅在江苏被反对,在广东很多地方也根本搞不下去。 当地有句谚语,“男人胸大为丞相,女人胸大泼妇娘”。使得当地女性都觉得胸小才美。 而且,束胸在城市流行,还成了城市女性的身份象征。 如果胸太大,就会被讥讽。

1930年《时报》刊登的浦东地区女子束胸照片,左边是紧缚胸部,“为害最烈”的新式小马甲。

在广州大沙头,一位农村男人带着不束胸的妻子上街,结果三个穿着时尚的城里人轻薄地叫她“村下婆!” 这位妻子 “不愿意佩这个村下婆的徽号”,借了小衫,依样葫芦,也开始束胸。 广东民政厅响应天乳运动的号召,发布过束胸罚款五十元的禁令,但根本没人听。 在省会广州,警察局甚至派出女警员上街巡查,看到胸平得不正常的,立即惩罚。 有个富家的儿媳,想听从政府要求,为自己“放乳”,但是她公公坚决反对,说这简直是丢人。 于是一天上街,这位儿媳接连被罚了三次。 可是架不住婆家有钱,你罚你的,我束我的。 1928年,民国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内政部发公函告知全国: “妇女束胸实属一种恶习,不但有害个人卫生,且与种族优胜有损。亟应查禁,以重卫生。” 但这场主要由男人掀起的运动,结果还是挺失败的。

1930年上海《时报》报道镇江的“民众教育馆”陈列的模型,告诉民众“女子束胸与不束之利害”。

任凭知识分子怎么呼吁人体的曲线美,渲染胸部“丰隆”才健康,平胸美学仍然顽强地流行在民国女性中间。 而那种“亡族灭种”的束胸理由,又暗暗藏着把女性身体据为己有,拿来传宗接代的深层意味。 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媒体、急迫地要看到“放乳”结果的知识分子、愣头青一样制定强制惩罚政策的民国政府,是否真的关心女性心中是怎么想的呢? 他们究竟是真的要解放女性,还是急切地要重新把女性管起来? ■姐姐妹妹站起来 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正式《服制条例》,把中山装定为男公务员制服,而女性的国服,就是旗袍。

民国政府《服制条例》及配图。

很快,一些政府部门就规定女公务员要穿旗袍,成为和中山装相配的法定制服。 1930年代,旗袍“称霸”都市女装。

民国时穿旗袍在照相馆照相的两个女生。

用朴素的布,就可以是学生校服; 换了华丽的纹案,就可以是舞女的舞衣; 用庄重的颜色,就可以是官员夫人待人接客的礼服。

1935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穿着旗袍在汉口会见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

如今,经过影视剧的放大,旗袍也成了民国女性服饰的刻板印象。 其实,民国女性走向社会后,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她们的服饰,远不止旗袍一种。 生于1900年的董竹君,14岁时因为父亲病重,家庭困难,被押入当时四马路(福州路)长三堂子卖唱。 长三堂子是上海高级妓院,里面的女子都是时髦打扮。 进堂子时,董竹君去照相馆拍了平生第一张照片,她也给自己打扮了一下。

14岁,入高级妓院前的董竹君。

她戴上自己最喜欢的碧绿色翠玉耳环,穿着当时最时髦的窄身高元宝领上衣,黑纱透花夹衣裤。 脚上的黑缎鞋口上打着一个花结,头发梳成最时兴的剪刀式刘海。 没多久,董竹君结识了四川籍革命党人夏之时,嫁给了他,成了督军夫人。 夏之时当时被袁世凯悬赏三万大洋捉拿,两人逃往日本。 董竹君在日本上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了知识。

日本生活期间的董竹君,穿洋装。

回国后,董竹君开始创业。 她在成都东胜街创办过富祥女子织袜厂,招收女工从事生产。 又在桂花巷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 不过两间公司都没办下去。 1929年,董竹君和夏之时感情出了问题,她带着4个年幼的子女回到了自己传奇一生起步的上海。

1929年董竹君,穿西式毛衣和长裙。

她继续创业,办了个群益纱管厂,但1932年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 历经磨难之后,董竹君在1935年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开了家锦江川菜馆。

1935年创办锦江川菜馆的董竹君,穿大衣。

1936年,她又开了家锦江茶室。这两份产业,逐渐发展成今天还开着业的锦江大饭店。 我们看到,这位民国董小姐,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衣服。 但她的照片里不常见到旗袍,她的毛衫、大衣甚至是西式男装,都在体现她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的干练风范。

穿西式男装的董竹君。

而西式职业女装,也成为越来越多民国职业女性的选择,比如著名律师史良。 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抗日七君子遭南京国民政府逮捕。 逮捕的时候,邹韬奋走在后面,他后来回忆了史良当天的穿着。 “她身上穿着西式的妇女旅行装,上身穿的好像男子西装的上身外衣,下面穿的是好像水手穿的广大裤脚管的裤子,外面罩一件女大衣,全身衣服都是黑色的。” 史良作为大律师,服饰一向西化,这是知识女性当时的代表服饰。

1936年史良(前排左二)、沈钧儒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这是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外化符号,和“时髦”关系不大。 这是民国女性真正要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站起来的先声。

1940年代职业女性所穿的西装。

■拥抱未来OH MY BABY 其实上面说这么多,都在说从大清走到民国的女性,是如何在服饰上解放自己的。 这种解放的第一枪,也是放得最响亮的一枪,其实是禁止缠足。

晚清照片,被裹的小脚。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刚成立,就公布了《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 女性的脚很快被解放了。 但人们的观念还没变。 缠足的时候,女性的三寸金莲一般都是自家制作,穿上走路,鞋子常常隐匿在裙子里,人们看不见。

晚清,大户人家穿小鞋的小姐和不裹脚的丫鬟。

但是提倡放足之后,这点“羞涩之风”没了。 女人也转而跑到鞋店里去买正常鞋子,有许多花样能试穿。 有卫道士看不过眼,写文章说,缠足固然要禁止,但怎么就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脱鞋露脚,试大小了呢? 这简直有伤风化,完全是矫枉过正! 直到1946年,新中国都要成立了,才有人在报纸上大方承认: “所谓风化,仅是浪子们在作非非之想而已。” 人心上的裹脚布,怕是今天还缠在一些男性的心里。 但是民国女子没有在乎这些纸上的纷争。 她们要行动。 专门研究和收藏中国传统鞋饰的钟漫天先生收藏过一双三寸金莲鞋。 蒂凡尼蓝,滚精致的棕边,内里衬着时髦的蓝白方格布。 鞋面上绣着巨大的英文:THE BABY。

三寸金莲上绣着时髦的THE BABY英文字样。

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任谁都会想到一幅苦哈哈的脸,对旧社会深仇大恨的样子。 但这双鞋其实告诉我们,这些女性没有停留在痛苦里。 她们要在新时代到来时打扮自己,穿自己想穿的新衣。 用时髦来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洪流中,笑着摆手的小脚女人。

林语堂不喜欢西装,曾经写过篇文章骂了一大通。 他说西服紧贴身体表现人形简直是毫无美感,领带是狗领。 这些话今天看来都很好笑,只能代表他一时的直男观点,毕竟他自己后来西装也穿得挺开心。 但他还说了一句关于服装的话,挺有道理: “因为生活就是由这些所谓表面的东西构成的,改变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改变了自己整个的生活观。” 就像当年曾经穿着这双THE BABY小鞋的时尚女人,她在一个铁屋般的黑暗社会里接受了自己小脚的命运。 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新世界的光照耀进来,她毫不犹豫接受时尚风潮,轻轻改变了小鞋的表面设计。 她一下变成了个民国潮人。 那西洋文字的“THE BABY”,像炸药一样炸开了一个新世界和新未来。 比一万双潮鞋还要有力量。

参考资料:

《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袁仄、胡月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吴昊,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民国衣裳:旧制度与新时尚》,周松芳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

《身体视角下民国女性服饰变革探析》,郭丰秋,载《服饰导刊》2015年9月第三期

《民国时期“天乳运动”的兴起与反思》,历史研究,搜狐,2019.1.12

《更衣记》,张爱玲

《论西装》,林语堂

魔宙
作者魔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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