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国中学哲学的三件小事

驳静 2020-06-17 12:47:04

我问劳伦斯,现在这场疫情中,如果你还在教高中哲学课,如果你们可以像平常一样在教室上课,你会同学生们讨论什么问题。她说,“如果我还在教高三,我会跟学生们谈谈‘确定性’和‘自由’等哲学概念。”

《将来的事》

2015年,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了一部名为《将来的事》的电影,她扮演的角色,是我们中国观众比较陌生的职业:中学哲学老师。我第一遍看这部片子时,对她最欣赏那个男学生的选择感到好奇,一个巴黎高师的毕业生,出过哲学专著,却选择远离巴黎,搬去一个偏远农场,在那里过远离城市的集体生活。消费社会里的年轻人,会因为信奉何种观念,才会做出看上去挺反叛的决定?

我采访巴黎五大哲学老师阿维莎格(Avishag Zafrani)时聊起这部电影,她提示我,我应该想办法去采访于佩尔扮演角色的原型,也就是导演的母亲,劳伦斯·汉森-洛夫(Laurence Hansen-Løve)女士。劳伦斯出生于1948年,毕业于索邦大学哲学系,退休前一直在高中执教,出过不少哲学会考指导书,也出过许多哲学著作,在哲学界有不小的名气。

我找到劳伦斯·汉森-洛夫的博客。博客照例有“联系我”的选项,我在那个很小的框里写了一封长邮件,希望跟她约采访。发出后,我开始仔细看她的博客,更新很频繁,几乎每天都更新一篇《疫情里的哲学课》,4月21号那篇的标题:雷欧·汉森-洛夫去世。

我盯着那个日期,心里涌起复杂情绪——那不是就是昨天么。几个小时后,我收到劳伦斯的邮件回复,老太太也不含糊,没有寒暄,没有落款,直接回了我两句话,一句是,“你应该知道我前夫刚刚去世了吧,博客里通告了”。另一句是,“然而,我还是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告诉我何时以及如何”。

劳伦斯本人

浪漫的事

对劳伦斯·汉森-洛夫而言,一切始于1964年秋天。这一年她16岁,比同龄人快两级,读高三。

高三,法国中学生要开始上哲学必修课。这门科自然不容易,首先因为它“面目全新”。高三之前,学校一般不会正式开设哲学课。这一年里,他们要学习大量概念,真理,美,艺术,幸福,意识与潜意识,时间……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抽象。谈论这些的哲学家们,有些距离现代十分遥远,语言习惯让当代学子感到陌生,有时佶屈聱牙,光是理解就属不易。苏格拉底,康德,笛卡尔……这些名字鱼贯而出,通常是,今天讲其中一位,还没来得及消化,第二天又换成全新的男主角。大量信息涌入,学生目不暇接。

另一个难点是,哲学会考在一年后等着他们。虽然根据高中文理分科不同,哲学会考得分最终所占比例有轻重之别,但被称为“女王之考”的哲学考试,会引发全国媒体的热烈讨论,哲学老师会被请出来讨论、分析考题,其关注热度并不亚于我们的高考作文题,这样的社会氛围当然叫学生压力倍增。

哲学课还会挑战这些哲学菜鸟们的既有认知。比如说“美”,“当一件事物是美的,那意味着它能够让所有人感到愉悦”,学生听完可能立刻会想,怎么会呢,“美”当然是我个人认为好的、取悦我个人的东西啊。

劳伦斯属于那种第一堂课就被打了一个下马威的学生。她遇到的第一位哲学老师是位年近六十的夫人,第一堂课就跟学生讲“死亡”。她听老师说,“死亡是灵魂从身体的开释”,这话来自柏拉图。再往下听,劳伦斯反应过来,这等于是在否定上帝的存在。“那时候大家都是信上帝的”,第一次接触哲学,迎面撞上一个颠覆性的真理。16岁的孩子突然窥见另一个世界,又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更多。头两个月,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有康德,老师挨个儿地讲这几位哲学家,这些人和讲述这些人的老师组合在一起,迷住了劳伦斯。她现在回想,仍然感到她的哲学启蒙老师充满魅力,“很苏格拉底”,她讲课时激情澎湃,言语中有股魔力,这些都非常能够感染年轻的孩子们。

这样上了两个月课,有一天,他们突然得到消息说,哲学老师死了。头一天,她还给他们上了课,毫无征兆地,人就没了。“突然其来的死亡给年轻孩子留下印记”,劳伦斯记得他们还去参加葬礼,心里感到震动。哲学课要继续,新来一位老师,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我一开始没遇到那位老太太,很难讲我会不会从事哲学”,所以对有一件事她十分认可,也一直都在那样做:把自己对哲学的激情传递出去。她教中学哲学的头几年里,就碰到一个很聪慧的学生,后来这位学生也成为哲学老师,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她是劳伦斯最好的朋友之一。年轻一代去走哲学老师这条路的学生,现在还会向她请教备课时遇到的问题。

阿维莎格

听到这种受高中老师启发而毅然投身某项事业的故事,总是令人心头一热。我于是也问今年37岁的阿维莎格这个问题:何时以及如何认定自己要当哲学家的。她说,也是因为高三哲学课。那是2000年,阿维莎格开始上哲学课后,读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一段话,触发了她对哲学的热情。那段话在《神学政治论》第16章,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自然界中,每个存在者是根据其他存在者受到限制的力量来行动的”,阿维莎格被这个概念触动。一开始也觉得困难重重,不过她非常坚定地想要把哲学课学好。学期过半,阿维莎格交了一篇上述斯宾诺莎思想的文论。老师课后留住她,特意告诉她,“是了,有了质的飞跃”,又说,“我认为哲学可能是适合你的东西”。从那时起,她就觉得自己不太可能会去从事哲学以外的职业。“后来我到索邦大学,一直读到哲学系博士,当然遇到过很多困难,但老师当年那句话,是决定性的,给予年轻孩子初始信任。后来当我感到困惑,会回过头去咀嚼老师当时的认可。”

索邦大学哲学硕士系主任罗西(Jean-Baptiste Rauzy)教授也有相似经历,他学习哲学的动力源于一个题为“存在和虚无”作业,老师把他的作业当堂展示,少年深受鼓舞,从此也走上了哲学的道路。我采访的三位哲学老师,都是从高三哲学课得到的哲学启蒙,并很早就决定了也要走哲学这条路,能在十几岁就确知人生兴趣所在,并以此为职业,是件幸福的事。

虽然所有学科上,老师与学生的关系都是紧密的,但哲学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会更私人化,阿维莎格觉得,这关乎“内省”,而哲学本来就是一个人与他自己的对话。

劳伦斯开始给高三学生上哲学课后,也经常从上帝谈起。“上帝是否存在?”十七八岁的孩子正处在对宗教充满疑惑的年纪,谈论这样的话题,经常能使课堂变得活跃。有的学生会告诉劳伦斯,“我认为,上帝存在,句号”,她则回答学生,“不,这不是一个观点”。有时,劳伦斯会换一种方法切入,她给孩子们讲述上帝存在的依据,正当他们开心不已,她再抛出更多证据,说明为何之前的证据不可靠——一个让学生沉浸在课堂氛围里的小把戏。

劳伦斯发现,学生们对梦境很感兴趣,通常,只要讲一讲弗洛伊德和潜意识,课堂气氛总是很好。实际上,“意识与潜意识”,原本也列在高中哲学教学大纲的必学概念清单上。“那些潜意识里的念头,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人产生影响,这是最能引起广泛兴趣的一个题,一但讲到这里,他们就被迷住了”。

除此之外,劳伦斯还经常在哲学课添加电影内容,他的学生里因此还走出过一些电影人。她认为,有不少电影在阐述哲学内容,比如约翰·福特导演的经典电影《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它关于“正义”,“权力”, 提出的那个哲学思考是:我们是否可以仅仅通过正义性就能获取政权——这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哲学会考题目了。电影的回答是否定的,除了正义性,还得有武力和权力。通过这部电影,劳伦斯希望年轻的孩子们能获得一点对政治图景的感知。

于佩尔和导演

理性的事

法国经常罢工,诉求中常涉及对现行劳动法的改革。而“劳动”,也是基本概念之一,比如,与此相关的一道题目是:拒绝工作有它的合理之处吗?

劳伦斯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还遇到过与切中“劳动”题目的现场——学生因为反对退休改革而上街游行,劳伦斯和她班上几个学生被游行队伍挡在学校门口,这个细节被她女儿原样搬到《将来的事》里。“他们不让我进学校,阻止我工作,我挺生气,就把课堂搬到了公园”。

电影里,老师与学生们坐在公园草坪一棵大树下,讨论“真理”,关于“真理是否可以争辩?” 。学生问,“我看不出来真理怎么就不能争辩了”。老师反问,“是吗,你们看不到有些领域里有些真理已经确认了吗,比如科学领域”。学生又问,“那我们可以质疑真理吗”,老师反问,“那你看现在还有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的吗”……这一幕,不管是学生提问的踊跃程度,还是那种开放的氛围,当然不会是高三哲学课的常态,不过,却的确偶有发生过。它是哲学老师自己心中非常理想的上课形态,也是围观者眼里“中学哲学课的浪漫一面”。

正因为哲学在公共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新冠疫情在法国爆发以来,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被媒体或访问,或约写文章,对当下问题提出思考。我问劳伦斯,现在这场疫情中,如果你还在教高中哲学课,如果你们可以像平常一样在教室上课,你会同学生们讨论什么问题。她回答我,“如果我还在教高三,我会跟学生们谈谈‘确定性’和‘自由’等哲学概念。”

“我会跟他们说,你们看,在宗教里,是有确定性的,但科学里没有,因为科学处在持续进展当中,它受批评、争吵和辩论等影响,这听上去令人震惊,但你们去看疫情下的医生们,他们互相之间无法达成一致。”

“我经常告诉学生们,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自由不是说每个人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今天你们必须戴口罩,必须待在家中,这些就是自由的限制,它们不避免。而限制,与自由并不矛盾。”

得意门生也有原型

2014年至2015年,阿维莎格在一所中学教了一学年高三。新冠疫情在法国爆发后,她也收到一些来信,当年的学生在邮件里向她感叹,最近的疫情,使他们想起当年哲学课堂上讲到过的福柯,主要是其关于“生命权力”的概念。

1975年,在法兰西学院的一场讲座中,福柯讲述了欧洲历史上治理疫病的两大模式,由中世纪对麻风病的“驱逐”模式,转变为近代对鼠疫的“规训”模式。即,机构代行个体生命权力,这种权力具有压迫性与否定性的力量 ,也具有生产性的、肯定性的力量,它们行使着“生命管理”的职能。在这场疫情里,切中要害的问题是:有些决定强加给了整个人类,在这个前提下,如何阐明每个个体的自由?阿维莎格经常与同侪讨论疫情这场危机引出的问题,孤独、自由受限等等,身处其中的人危机重重。她告诉我,“问题本身就是哲学的要义,在这些问题上思考,并试图解答这些它们,正是一代又一代哲学家在做的事”。

法国人认为,哲学教育是公民教育中顶重要的一环,它关系着公民是否被启蒙,是否能组成一个充满“citoyen éclairé”的社会。“citoyen éclairé”,即“被启蒙的公民”,或者“被照亮的公民”,谈到法国哲学教育时,经常会提到这个词。它显示着法国人的野心,他们期望自己的国民,从中学时期就能完成文化人格与哲学辩证思考的基础,面对危机时,公民参与其中,思考与批判——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自由地判断应是公民的美德。

“独立思考”因此几乎是整个高中哲学课的目的所在。劳伦斯经常会跟第一次走进她哲学课堂的学生说,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话,甚至,要怀疑学校教的东西,“从现在开始,忘掉迄今为止你学过的东西,开始独立思考”。对年轻人而言,高三哲学课,就像是一个与过去告别的过程。当然,“独立思考”这话说起来容易,也有点理想化, 但先哲早就这样做,笛卡尔年少时,就说他要默认之前所学皆为错,然后尝试靠自己重构认知。

能够展示独立思考程度的哲学作业,就是针对一个命题的文论(即“dissertation”),它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立论-反论-综述,这也是哲学会考时的标准文体。劳伦斯说是否独立思考,完全能从这些文论里看出来。我在法国读硕士时,曾不断遭遇以“dissertation”为作业形式的专业课,直到学业结束,也没有完全领会这种文体的要点,而我的法国同学们,从中学开始,就接受大量训练了。

不过,我们国内的高中也都学习过议论文写作,二者最浅显的区别在于,我们的论文只申明其中一个立场,再用论据加以证明。不过,何以见得,“文论”与“被启蒙的公民”之间有明显的联系呢?我把这个疑惑抛给阿维莎格。

她解释说:“哲学中,我们经常以‘理性’需要区分人与动物,并不是说动物没有智慧,而是说动物无法像人类一样以理性创造概念。文论的目的就是‘以理性思考’,学生能够以此完善他们的分析、总结能力。”

“博物馆里一幅‘美’的画作,小说描述的一位‘美’的女人,两种美各有不同,那么分析完两种‘美’后,最后要作概括。这种方法是康德提出来的。现实中充斥着混乱,分析与概括,有助于厘清现实中的这些混乱元素,换句话说,这是在认知过程中推进思考。而思考过程,又凝结了大量资料研习,因此这也是提升知识的方式。康德还说,在思考过程中寻找方向,因为每个人都会思考,但思考本身,会令人迷失。哲学提供了理性思考的工具。”

“不过,在‘公民’之前,首先是个体,擅长思考的个体,或许我们还可以将切口放置地更小一点,比如,具体到某一个单一问题,这个单一问题,可以是哲学会考题,回答它们的形式,就是dissertation”。

《将来的事》中那位极有哲学天赋的学生,现实中也确有其人其事。拜劳伦斯所赐,他领略到哲学魅力后,也走上哲学道路。几年后,学生后来质疑老师,“你觉得参加示威游行和请愿活动,就认为足以自称为积极份子了,这是有良心的行动,但却不影响你过资产阶级的生活”。老师回答说,“我没有要革命的雄心,我的计划很谦虚,我只想帮助年轻人学会独立思考——起码这是我教会你的东西”。

下一代的事

牛津大学政治研究员苏迪尔·哈扎吉萨(Sudhir Hazareesingh),在其《法国人如何思考》一书里提出,“法国式进步的思考方式是极具生产力的,它有助于启动强有力而迷人的思想体系”,这种生产力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想象力。而1968年的五月风暴,则让“想象力当权”(l’imagination au pouvoir)。

1968年,20岁的劳伦斯已经进入索邦大学,读哲学系,“五月风暴”发生时,她就住在索邦旁边一栋公寓的一层。撬起铺路石,堆成街垒,以此为战壕与警察对峙,这是19世纪里昂工人起义的传统,巴黎学生将这项传统发扬光大。劳伦斯的公寓大门离其中一处街垒非常近。白天,她在公寓里招待热血沸腾的“同志们”,夜里,她有时会被窗外明亮的火光震慑。

她们那一代年轻人,四下环顾,目之所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政治与哲学信仰上“不用特意寻找”,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得了。尤其在索邦大学哲学系,同学们都是立场鲜明的左派。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劳伦斯将自己深刻地纳入其中。

风暴中心的索邦大学里,教室变成医务室,剧院变成自由讲坛,哲学系首当其冲,老师们当然也没袖手旁观。劳伦斯在索邦大学的哲学老师杨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是俄裔犹太人,出生在1903年,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一直坚定地支持学生们的运动。另一位巴黎高师的哲学老师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则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他们“思想上的导师”。与此同时,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1963年出版的那本《单向度的人》,其批判“消费主义”的主张,成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扛出的一面大旗。

风暴结束后的第二年,她去参加了中学教师资格证考试,落败,这年她才21岁。考到第三年,考上了,这意味着,她终身不用为找工作犯愁。退休后,劳伦斯也没有停止给中学生上课。50年哲学教学生涯,劳伦斯看到年轻思想的转变,别说一代又一代年轻了,“五月风暴”结束后,劳伦斯自己感到非常失落。在随后的10年里,她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1975年-1978年这三年里,劳伦斯数次前往前苏联,终于对原有信仰彻底灰心。现在,她称自己为“相对激进的环保主义者”。

劳伦斯注意到,十几年前,当她给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上课,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梦想是去大企业,用挣很多钱的方式来获取生活上的成。但是这几年,她遇到的学生更关心有意义的活动,讨论最多的是环境问题,为拯救地球呼吁,上街游行,批评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他们被命名为“气候一代”(génération climat)。“在法国,像埃德加·莫兰这样的哲学家,不断强调要停止工业社会,对环境问题提出警告。你看疫情爆发后,政府仍在不断强调,抓紧恢复经济,要支持航空业,汽车业,快重新投入消费。我看到那些受教育最多的年轻人,对这样的社会十分厌倦,经常为此组织游行。我也经常参加,但我对这样的游行也感到厌倦了。”

年轻学生的转变就发生在最近十几年里。劳伦斯有个十岁的孙女儿,有一天她跑去跟奶奶说,老师今天告诉他们,他们会死。一问才知,老师带他们去看了一场关于环境危机的展览,看到因此死去的动物,孩子们挺受触动。在法国,有名为“教师为地球”(Enseignant pour la plante)的运动,初中乃至小学的老师,被呼吁去从培养学生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劳伦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信奉者们原本希望获得一个更慷慨的社会,没有成功。后来这一页揭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年轻人失去目标,玩物丧志,他们沉迷于电子游戏,智能手机,他们自私,致力于自我娱乐,哲学思想在这段时间对年轻人的影响是萧条的。这是失去集体目标的一代人。直到这十年,对环境问题共同的诉求,集结出一股新浪潮,年轻人获得了新的集体计划。

劳伦斯和阿维莎格二人年纪相差35岁,却都认为汉森·约纳斯(Hans Jonas)是与我们这个时代最相关的哲学家。1979年,德国哲学家约纳斯出版《责任原则》(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提出人类道德之必要性在于,不只是关心当代,还要关心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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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

驳静
作者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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