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的阴影:中国电商行业的数字资本运作与创业劳工的形成

纪恩同学 2020-05-30 10:09:13

原文刊发于《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知网已上线。

2018年“双十一”前夕,笔者认识的一些电商卖家在微信群中讨论知名电商企业A集团是否会在即将到来的网购狂欢节中创造新的销售纪录。考虑到A集团旗下的TM平台2017年“双十一”的成交额达到了1682亿元,有不少卖家预测2018年的数字要超过2000亿—事实最后达到了2135亿。然而他们做出这一预测的根据并不是中国消费市场的增长动力有多强劲,而是A集团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企业。卖家李先生断言:“成交额百分百超2000亿,达不到刷都要刷上去,小二为完成KPI肯定会给卖家压力,以前一直都是这么玩的。”他说的“刷”是指卖家通过虚假交易的方式来提高销量和成交额,这是电商行业内默认的玩法—按照平台的规则,销量越高的产品越容易在平台搜索排序中靠前,这也就意味着更容易被消费者看到。而在“双十一”这类促销活动中,进行虚假交易不仅是为了提升卖家自身产品的排名,也是为了满足平台管理人员(在A集团的电商平台体系中称“小二”)在其公司内部的绩效考核需要(即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之所以要帮助平台管理人员完成考核,原因还在于卖家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管理人员分配资源(包括客流、上促销活动的机会等等),同时也受制于他们的管理(比如违反平台规则时他们掌握惩罚权)。

这种依附关系导致了卖家对平台管理人员普遍采取取悦奉承的态度,但私底下却常常抱怨后者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包括在促销活动中给他们摊牌任务指标。加上开网店需要向平台支付的其他费用,包括购买运营软件的费用、购买付费客流的费用(行内称“开直通车”),以及A集团旗下TM平台的入驻费和每单成交5%左右的交易佣金(平台称“技术服务费”),卖家们感慨说外人觉得网店老板是独立的商人,实际上他们都是给A集团打工的,赚的大部分钱都被它拿走了。

自从2009年A集团推出“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以来,每年的11月11日都被媒体和电商平台本身表述成消费者网购的嘉年华,A集团旗下平台的单日成交额连年刷新纪录。这一现象被学者视为中国社会消费主义盛行的标志之一(王璐,2014;Meng and Huang, 2017)。消费者的网购热潮被认为是刺激内需、维持国民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李予阳,2016)。在网购另一端,电商经济的崛起也孕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创业和就业机会。2017年,我国电子商务产业直接和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达到了4250万,年交易额达到了29.16万亿元(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2018)。然而在这看似皆大欢喜的网购嘉年华背后也有不同的声音,不仅许多消费者担心自己被电商平台裹挟和欺骗,中小卖家也深为电商平台的管控和剥削所累。通过对全国最大电商产业基地之一,浙江省Z市在A集团旗下平台开网店的卖家进行田野观察和访谈,本文意图揭示包括A集团在内的中国电商平台企业凭借其高度集中的客户与数据资源已经形成了具有垄断性的数字资本主义企业运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中小卖家虽然是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市场主体,但同时又严重依附于电商平台,成为了身份上颇为矛盾的“创业劳工”(entrepreneurial labor)—“创业”表明他们是商海的遨游者,“劳工”却揭示了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是被更上层的资本控制和剥削的劳动者。①把握这一职业身份形成的政治经济背景,并对电商平台和卖家之间的互动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数字经济时代的劳资关系。

从上世纪末开始,互联网行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学者断言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Schiller, 1999)。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中国也被认为卷入了这一时代进程(邱林川,2014;Zhao and Schiller, 2001)。在这一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劳工研究学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便是劳资关系在新形势下的演变。他们提出了“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网络劳工”(network labor)、“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等概念来描述数字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劳动者身份,揭开互联网企业试图通过种种手段进行隐藏的新型剥削关系,以此反驳对互联网科技乌托邦式的想象(邱林川,2014;姚建华,2017;Fuchs, 2013; McKercher and Mosco, 2007)。举例来说,互联网企业常常标榜自身的企业管理模式具有平等和民主的特征,强调尊重技术人才,然而在实际机构运作中仍然采用科层制的绩效管理方式,前者不过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后者所缺乏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进行修补(梁萌,2016,2019)。文学网站看似给文学作品提供了发行和传播的新渠道,但它们实际上却是以梦想的名义将成本低廉却富有创造力的大众网络写手发展成知识劳工,积极为网络平台创造资本价值(胡慧、任焰,2018)。网约车平台打着共享经济的招牌,事实上却是用抢单和补贴的方式将数据加工以外的劳动任务外包给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的竞争来降低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劳动保障水平,借此收获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杜鹃等,2018)。就连看起来纯粹服务于休闲娱乐的网络游戏和社交媒体都可以被平台用来进行内容生产,进而获得商业价值(佟新、申超,2018;吴鼎铭,2017;尤里安·库克里奇,2018)。从信息技术人员、网络写手、网约车司机到游戏玩家、微博用户,这些研究暗示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几乎每个上网的人都无法避免成为受资本操控和剥削的劳动者(Qiu, 2018)。

本研究试图展示中国的电子商务领域也被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所统治。以A集团旗下平台为例,在这个电商世界的运作过程中,平台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同时还是商业游戏的参与者,这个三位一体的身份令其完全凌驾于普通卖家之上,通过权力垄断的方式在电商交易的各个环节抢夺利润,使普通卖家(尤其是中小卖家)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受平台剥削的劳动力。考虑到海内外学界还少有关于中国电子商务领域劳资关系和权力关系的研究,本文希望在此方面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

另一方面,尽管在电商世界的结构中卖家实际上是依附于平台、受其剥削的劳动力,但在个体层面上他们仍旧是企业家,其身份有别于其他各类数字与网络劳工。这种差异来源于卖家进入平台时自带了资本和商品等生产资料,而非像其他互联网从业者那样只能通过向平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间或知识技术来赚取收入,又或者只是从事无薪劳动。也是考虑到这一差异,笔者将他们定义为“创业劳工”。这一群体在身份上的双重性不仅显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经济下劳资关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这一经济形态在劳动控制方式上的复杂性。已有研究指出互联网技术的更新催生出新的劳动形式,例如通过互联网外包工作的模式使数字劳工获得了一定的工作自由,但却依然难逃资本通过新技术手段进行的劳动控制。而针对亦商亦工的电商卖家,尽管平台也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操控他们,但卖家自身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条件使得他们在与平台的互动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包括拥有退出平台的自由。

有关数字资本主义经济下劳动控制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它“制造同意”的过程。以往数字劳工的研究常暗示作为资方的互联网企业成功通过各种手段隐藏了它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包括利用文化宣传令劳动者自认为受到了尊重和认可,或是为了自身的梦想在奋斗,因而积极地参与到对自身的剥削中去。此外,营造同意氛围的行业文化元素还包括工作的自主性、灵活性,工作规则的透明性等。本研究同样会呈现电商平台为制造同意、掩盖剥削关系而进行的话语生产,但绝大部分卖家并未被这些话语所蒙蔽。相比于其他数字劳工,他们可能是更务实的: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选择屈从于平台,一旦弊大于利则会抗拒,甚至退出。这一状况表明,他们屈从于平台时的同意本质上是利益导向的,而非文化上的认同。而抗争与退出机制的存在一方面表明数字资本主义对卖家的生活还未达到全面控制的程度,同时也显示了他们作为创业劳工所具有自主性,以此与部分学者关于数字资本主义业已构成新的奴隶制的提法进行商榷。

通过解析平台对创业劳工这一新型数字劳工群体的管控与剥削,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协商与抗争,本文试图更进一步对话当下西方社会科学界流行的平台研究(platform studies)。立足于西方社会数字资本主义发展与更迭的大背景,平台研究的学者主张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商业扩张和对社会的全面渗透造成了两大历史性的变革,即社会的平台化(platformization of society)和平台的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 of platforms)。范·迪克等学者认为互联网平台已然成为西方社会运行新的结构性基础:它们一方面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另一方面也操纵着市场和劳动关系,改造着民众的社会观念和行为,甚至对政治制度的运作也颇有影响(例如谷歌搜索对总统候选人人气的操控),由此将工业化的西方社会改造成了所谓的“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而互联网平台企业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还在于它们在商业扩张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身打造成这个时代新的基础设施,务必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例如信息获取首先想到谷歌搜索,社交活动少不了脸书。新近的研究已经将上述这一整套观察和分析迁移到中国语境,认为当下的中国社会也在全面经历这两大历史性的变革。笔者赞同中国的互联网平台有基础设施化的趋势,但对它们已经强大到建立平台社会的看法持保留态度,本文中电商卖家群体作为创业劳工能够反抗和退出平台即说明平台企业及其构成的数字资本主义体制还未获得全面的胜利。这一经验事实同时也质疑了平台研究中的主流文献对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已然或不可避免走向数字资本主义平台社会这一总体性论述(totalizing claim),以及它们对数字奴隶制即将到来的夸张预言。

本文的研究素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为在宏观上把握中国电商行业的发展脉络,笔者参考了电商行内人的论述,同时也阅读了大量国内主流电商企业及其创始人的传记。而为了解这一行业发展脉络对卖家商业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响,笔者又在浙江省义乌市进行了为期13个月的田野调查(2015年2月-2016年3月,此后又有多次回访并进行补充访谈)。义乌拥有全球最大的批发市场,也是依托这一优势,该市在近十年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电商产业基地之一,有近20万的电商从业人员,电商年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列全国所有县级市第一。被总理誉为“中国网店第一村”的青岩刘就坐落于此。笔者的田野调查主要便在青岩刘和另一个卖家集中的城中村展开,通过邻里关系、朋友介绍和参加创业论坛、电商培训班等活动结识了不少研究对象,他们中大部分都在A集团旗下的平台开店。笔者总计对106位卖家(70位男性,36位女性)进行了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访谈地点多在他们的经营场所或家中,有时也会在电商培训机构或创业论坛等场合。90%的受访卖家是80后和90后,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8岁。他们在电商行业内的从业时间,最短的只有几个星期,长的则有10年以上。笔者的访谈主要围绕他们的生命史和从业经历展开,包括他们进入电商行业前的生活、入行时的情形、创业的经历、创业活动对他们当下日常生活的影响等方面。作为研究重点之一,笔者也在访谈中设置了专门的问题,询问他们对A集团平台经营策略的看法以及他们对此做出的回应。为了进一步了解卖家具体的商业运作,尤其是他们与电商平台、消费者等机构或群体的互动,笔者还选取了10位卖家,对其店铺运营和日常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每位的观察时间从一周到两个月不等。筛选的标准包括卖家的年龄、性别、籍贯、店铺规模和销售的产品类型。通过将微观的商业实践和宏观的行业历史结合到一起分析,下文将解码A集团数字资本企业运作的逻辑和手段,同时呈现卖家如何在与其互动过程中形成创业劳工的身份。

(后文请参见知网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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