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学的老师们

这里 2020-05-17 12:27:08
来自话题 影响一生的老师

有段时间,我很羡慕食品学院的老师。那是在二十多年前,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同班一位女同学的父亲是食品学院的老师,家住在我家楼后。有天放学后,这位女同学应她父亲的请求,邀请了几个同学去她家里试喝酸奶,我也在内。在她家里,三箱酸奶整齐的摆放在地板上,酸奶厂的工作人员站在一旁,客气的给我们每人递上三小杯酸奶,请我们一一品尝。尝过酸奶后,我们在厂家打印的调研问卷上认真填写下试喝的感受,然后挑选出最喜欢的口味。 那一天下午,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做着某种精密的科学实验,小心翼翼的把每一杯酸奶送入口中,在酸奶绵密丝滑的口感中不断探索着酸与甜的微妙差异,然后郑重其事写下这“科学实验”的结果。我记得,三杯酸奶中,一杯味道略酸,一杯味道略甜,第三杯是酸甜适中的,我长久的回味着其中的分别,好像这世界上没有比酸和甜的完美平衡更加紧要的事情了。我那时想,原来有些人就是研究着关乎酸甜苦辣、柴米油盐这些生活中最细微的事情啊。 试喝结束时,女同学的父亲提了些建议,酸奶厂的工作人员一面恭敬的听着,一面“恩恩”的应声同意。离开同学家时,我不断回想起摆在地板上的三箱酸奶,心中泛起羡慕之情,又忽然意识到,难怪那位女同学生的又高又壮,怕是经常有食品厂送来好吃的东西吧。而厂家请他父亲协助调研,除了想知道哪款酸奶上市后会更受欢迎以外,更重要的意图恐怕是希望自己的新产品可以得到她父亲的认可和推荐吧。

我从小随父母生活在东北的一所农业大学,学校地处偏远的郊区,沿着北侧的后山一直向东走,就可以走到清帝努尔哈赤的陵墓。山上栽着郁郁葱葱的百年老树,守灵人的后代们在附近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当地的农民们都认可农业大学的名号,他们饲养农大培养的种猪、家禽,春天时在大学南边的农大种子公司买各种农作物的种子。 农大的食品也养育着我长大。家里的蜂蜜是学校自己的蜂蜜厂生产的,水果蔬菜也常常是农大繁育的品种。有时候,父母会带回家一些苹果或者西红柿,然后告诉我,这是农学院的老师做实验种出来的。他们带回来的苹果硕大诱人,果香扑鼻,西红柿酸甜可口,汁水丰厚。偶尔,我也会担心的问一句,“这次的西红柿是做什么实验结出来的呀”,父亲常常一脸笃定的告诉我,“放心吧,农学院老师给的,准没问题”。可若是父母带回来食品学院老师送的食物,那一定是童年时少见的新奇食物,比如山楂汁、蓝莓果酱等。 大学里最知名的专业都是譬如农学、林学、植保、园艺、食品、畜牧之类的学科,总之都是和食物或者植物相关的。我的父母虽然也是这里的老师,可教的都是基础学科,母亲教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父亲教计算机。也许是和父母的职业相关,我虽然成长在农业大学里,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学校的实验基地大多建在北侧的后山上,而我生活范围在山下的生活区和教学区里,目之所及是平整的柏油马路和四方的教师公寓或者教学楼,和“农业”二字好像扯不上任何关系。

在我的记忆里,从没有厂家来我家里送过整箱的食物,倒是经常有大学生们拎一袋水果找上门来。他们的诉求总是差不多,无非是请母亲网开一面,让他们高数卷子的分数能够达到六十分以上。母亲通常是不会答应他们的,印象中唯有一次例外。一个男学生,没有拎水果,但是给了母亲一封信,信中用工整的字迹写着,自己家境贫寒,靠奖学金得以维持读书和生活,如果高数挂科可能会影响今年的奖学金云云,信封里夹着两张百元钞票。我一直记得那个男生,是因为我亲眼见他在我家门口堵住了母亲,见到母亲就递上那封珍宝般的信,紧接着就跪了下去。年轻的母亲一时心软,坏了自己立下的规矩,把钱退了回去,并给了他及格的分数。 小时候,每年的寒暑假一到,母亲就会带着我来到数学教研室,老师们在工作,我就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在幽暗逼仄的教学楼走廊里追逐打闹,让整个楼道里响彻我们的脚步声和吵闹声。还有的时候,我会跟着母亲去课堂上,她在讲台上讲高深的数学知识,声音清晰而洪亮,黑板书写的工工整整,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课外书或者写假期作业。大学生们对我很热情,课间的时候就会坐过来和我聊天,可上课时他们都不敢说话了。母亲的课堂上总是笼罩着严肃的氛围,她对学生很严厉,顶看不惯上课睡觉的人,见哪个学生睡着了,就“嗖”的一下把手中的粉笔头丢过去。她丢粉笔头是一绝,百发百中,有次她把粉笔丢进了学生的眼镜和眼睛之间的缝隙里,惹得班里的同学哄堂大笑起来。 偶尔,母亲也会羡慕起其他学院的老师来来,“畜牧学院申请了一大笔实验经费,在后山新建了一个养殖场”“农学院有一大片试验田呢”。但更多数时候,她心无旁骛的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她常常下了班还在家工作,我脑海中总浮现出母亲伏在床上写论文或者批改作业的身影。那时候,还没有封闭阅卷之说,考试卷子也是她带回家批改的,她总是一边批改一边抱怨她的学生,“明明已经把考试题给他们讲了一遍,结果考试的时候还是答不出来”。可一旦遇到高分的试卷,她便会兴奋的秀给我看,“这是我课代表答得卷子,看他学的多好”。骄傲得好像是我期末考试考了一百分一样。

我在母亲的课堂上听到了不少譬如“傅里叶变换”“泰勒公式”“拉格朗日定理”拗口的名词,尽管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懂,但我耳濡目染的听到的这些深奥的数学知识对我后来的数学学习是否有所帮助呢。总之,初中到高中,我的数学成绩都很好,大学时高数还考过满分。旁人知道我母亲是大学里教授高数老师,总要问我一句,“你妈是不是常常在家里给你补习数学啊”。 母亲从未帮我补习过学校里的数学课程,她囿于脑海中太多高深的数学公式,反倒没办法应付小学或是初中教材里按部就班的教学内容。但我的确曾经做过母亲的学生,那是大概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母亲为了能多赚些钱,在学校里开设了奥林匹克数学辅导班,专门教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等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也就顺理成章的进了母亲的辅导班。那个年代,不知为什么,家长们都近乎疯狂的让孩子们学习奥数。农大的附属小学里,一个年级三个班,共一百多个学生,其中就有二三十个人在母亲的奥数辅导班里,还有一些心高气傲的职工,把孩子送去了校外专业机构开设的大型培训班里。 学习奥数的人这么多,母亲就把课堂安放在给大学生授课的教室里。于是,每到周末的时候,一群个子不高的小学生们就涌进教学楼空荡荡的阶梯教室里,围坐在教室的前几排。对我而言,听母亲讲课的感觉并不陌生,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母亲给大学生上课了。我熟悉教学楼里那条长长的走廊,熟悉教室里每一张白色长条桌和黄色翻折椅,我记得它们冰冷的材质透过夏季那层薄薄的衣服和裤子传递到皮肤的凉爽感觉,我也记得母亲的声音洪亮且清晰,能够穿透下午耀眼的阳光和空气中舞蹈的灰尘。等到我真的读大学时,常常置身于同样的场景之中,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母亲的课堂上。 这样想来,我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未听过母亲讲课了。

事实上,在我所成长的这座大学里,像母亲这样开课外辅导班的老师很多。那是生机蓬勃的九十年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所以无论是附属小学、初中,还是农业大学的老师们都纷纷出来做兼职。我向附属小学的老师们学过画画和电子琴,向附属初中的老师们学过古文和写作、补习过代数,教我新概念英文的两任老师都在大学教英语。 附属小学和初中老师没办法借用大学的教室,只能把课堂开设在家中。小学时教我画画的老师,是一个身材偏胖、圆脸、话不多的年轻男人,留着独具艺术家色彩的长胡子和长头发。他在同一时间里教授两个画画班,一个初级班,一个高级版。初级班在他家狭小的门厅里,六个学生围着一张茶几,三人一组分坐在两侧的沙发上,反反复复画最基础的素描和透视。高级班则开在宽敞明亮的卧室里,学生们随意坐在床上、椅子上或者地板上,可以自由的画素描或者水彩。我那时候天天盼着升入高级班,可大概是没什么绘画天赋,周围的同学纷纷走进了宽敞的卧室,我却始终呆在门厅里。直到有一天,老师破天荒夸奖了我的作品,“这样画下去差不多可以进高级班了”。我把老师的话转告了母亲,母亲赶忙给老师打电话询问,结果却是“虽然有进步,但还没有达到高级班的水平”。那之后,母亲就不再让我去上画画课了。 学电子琴是最贵的,因为老师要到我家里来单独授课,我在九五年左右学琴时,每次课要交给老师二十元。初中时,我开始补习古文、写作和代数,都是在老师自家的客厅里上课。补习老师们的客厅里没有沙发和茶几,却有一排排桌椅和一张白板,很有课堂的感觉。教我新概念英语的两个老师,一个把课开在了大学教学楼的实验室里,我们每人坐在一张实验台前,被眼前不知名的仪器挡住了视线,却听得到老师朗朗的读英语声音从某处传来。另一个老师把课开在了自己家的卧室里,开课时摆一张餐桌进屋,周围放几把椅子,有人坐在椅子上,有人坐在床边。床头上还挂着老师和她丈夫的结婚照,照片上的两个人露出庄重而喜悦的表情。

这个将新概念课程开在自家卧室的英语老师,我总觉得她不太喜欢我。她上课时,首先会要求学生们背诵出上一节课的课文,她总要点我第一个背诵。我每次背诵时,会莫名的紧张起来,吐出来的句子也磕磕绊绊,眼神总不自觉的瞥向课本。我不看向她,却总感到一束严肃的目光望向我,一旦我的眼神出现飘移,便听到她厉声的批评,“你又偷偷看书了”。每每受到她批评时,我就低下头不言语,从不为自己辩解。但和我一起上课的那个食品学院老师的女儿是个直肠子,她会替我辩驳道,“她高度近视,刚又没戴眼镜,即使看书也根本看不清上面的字”。 我那时刚上初中,生的瘦小,肤色又黯淡,细软的头发妥帖的趴在头皮上,从不穿裙子和皮鞋,性格也怯懦的很。每天和食品学院老师的女生一起出入老师家,那女生比我高也比我白,如果我是老师的话,大概率也不会喜欢我自己。可我恨那老师的谎言,她不喜欢我,却总是当着别人的面说她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我。食品学院老师的女儿又那么单纯,她总是困惑不解的问我,“老师为什么总说她喜欢你呢”。 我虽然每周去她家里上新概念英语课,可连着去了几年,却从没见过她的丈夫和女儿。每次上课,她丈夫总不在家,女儿就乖巧的在自己的卧室里读书学习。但那老师总向我们炫耀女儿的优秀,因为她是大学英语老师的关系,她女儿的英文也很好。女孩儿和班里的美国同学做了朋友,两人可以交流自如,美国同学还送了很多原版图书给她女儿。2002年5月,大连空难发生后的那次英语课上,她拿着报纸兴奋的告诉我们,她弟弟本来买了那个航班的机票,去到机场才发现忘记带身份证,阴差阳错的误了飞机,却由此逃过一劫。后来,母亲告诉我,她本来还有一个哥哥,因为患有精神疾病,很多年前就自杀了。 那些年里,我在日记里写满有关她的坏话,抗拒着每周末的新概念英语班,却因为处于叛逆期,从未和父母交心过我的真实感受。直到准备中考的那一年,母亲才帮我退了课程。几年后的一天,母亲告诉我,她把女儿从窗台丢下五楼,然后自己也跟着跳楼自杀了。那段时间,她丈夫和小三住在一起,准备和她办理离婚。她情绪不好,又不巧发现女儿早恋,那天,住在她家附近的邻居都听到她不断的高声咒骂女儿,随后便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也是在那几年里,我从母亲那听说,原来食品学院老师的女儿,那个性格开朗又为人义气的女同学,她的母亲也患有精神疾病,而她父亲则出轨多年。我那时心想,农大原来竟是这样一个逼疯女人的地方么?

父母都是大学老师,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我从小生活在农业大学的校园里,小学和初中读的都是大学里的附属学校,身边的同学大多是学校职工的孩子。我的爷爷奶奶退休前曾经在农大任职,退休后就生活在大学校园里。姑姑接了奶奶的班,而姑父在农大的畜牧学院当老师。我的父亲也是农大的子弟,大学里遍布他的老邻居、老朋友、老同学。有那么几年里,他频繁的参加同学聚会,今天是小学同学聚会,明天是初中同学聚会,后天是大学同学聚会。母亲笑话她,“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不都是同一拨人么。” 我读小学的第一天,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并带我拜访了他曾经的小学班主任。我入学时,那老师任小学的副校长,已经快退休了。1969年底,因为国家领导人的一句话,“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么?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刚刚上小学二年级的父亲,就跟随家人前往了乡下的劳改农场。起初,乡下是没有小学的,父亲就和同龄的朋友整日嬉闹玩耍,后来才进入农大老师们自己办起的学校里读书。父亲总忘不了这段经历,他觉得年幼时没能接受良好教育的这件事,像是他人生里一切不顺遂的根源,进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恶果。他家庭成分不好,拖了很久才入团,最终没能入党。他高考时没有考上大学,而是进入了大专院校。因为学历和政治面貌的原因,他在农大也发展得不顺。 我听过父亲给大学生上课,语音低沉又磕磕绊绊,实在催人入睡,与母亲利落干脆的教学方式全然不同。父亲大概也发现自己不是教书的材料,早早就不再给学生讲课,专心管理起学院的机房来。他管理的那个机房就我童年的游乐场。下班之后,他和同事们并不着急回家,几个人待在机房里,两人一队或三人一队联机打《红色警戒》。我就搬把椅子坐在父亲旁边,看他熟练操作着鼠标,建基地、造坦克雷达、训练士兵,然后一举摧毁所有敌军。等到我自己玩的时候,父亲会帮我选择电脑对战模式,把难度调整成最低。我从来不进攻,一心一意建设基地,耐心的扩张版图,一次又一次抵挡住电脑的入侵。当父亲叫我回家时,我的游戏总是没能打完,但我享受于这场漫长的战役,漫长到一个下午或一个暑假就这样晃晃悠悠的过去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不同,母亲出身农村,一路靠自己的努力摸爬滚打,考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她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很多年前,她带我回老家时,村里的乡亲慕名而来,请母亲为她家的新生儿取一个“有文化点”的名字。母亲性格倔强,不轻易服输,嘴上更是从不饶人,很容易与别人发生冲突。年轻的时候,她在单位里不懂得讨好领导和同事,我亲眼见她和男同事争执,那男同事吵不过便给她一个耳光。 她工作勤勤恳恳,教学能力又强,大有机会升职,却一直受到老领导的打压。她竞选教研室主任那年,老领导尽管已经退休,却放话出来,绝对不会让母亲竞选成功。后来,在学校任职多年,当时已经退休的奶奶动用了曾经的人脉,帮母亲说了好话,这才得到了老领导的谅解。母亲从此平步青云,一直坐到了学校里很高的位置。学校组织重大活动时,主席台坐着一整排的学校领导,她总是那个唯一的女性。但她也因此被父亲留下了话柄,“你妈还不是靠着我的关系才取得今天的成就。” 等到我工作以后,进了国企,整日学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说着讨好领导的蹩脚的恭维话,事情做不好时还会被男领导骂是“小脚女人”。我突然意识到母亲并非总是那么坚强,她自知是个无依无靠的外省人,因而勤奋工作、赚钱养家,不想要被当做是倚靠婆家的女人。她担心我没有办法好好成长,所以努力撑起自己的肩膀,为此她不知忍受了多少侮辱和歧视,收敛了多少年轻时的轻狂和锋芒。她在官场里摸爬滚打这么些年,在男性的语境中浸润久了,终于逐渐学会了油滑和隐忍。 我至今仍然记得自己研究生毕业那年,她和我说的话,“不要去学校当老师,大学里,女老师无论做科研还是做行政都不容易。”

我读初中时,身上穿的校服是父亲的同学送的,她女儿已经初中毕业,就把旧校服送给了我,省去了我买校服的费用。她家住在我家楼后,也就是食品学院老师住的那栋楼。我上初三那年,她丈夫出了车祸,一只腿落下了残疾,整日呆在家里郁郁寡欢。某天清晨,他趁家人熟睡,从五楼的窗台一跃而下。 那天早上,我被楼下的哭喊声吵醒,赶忙从窗台向下看,见那男人坠楼后的身体扭曲的躺在地上,背后流淌出一滩殷红色的血,从老家赶来照顾他的妹妹在一旁跳脚,反复的发出那句令我永生难忘的声嘶力竭的呼喊,“医生怎么还不来”。不多时,农大校医院的大夫拎着医药箱匆匆赶来,可那时候,他人已经没救了。我照常上了学,中午又照常和食品学院老师的女儿一起骑自行车回家吃午饭。一路上,那女生一直担心着楼前的那具尸体是否还在原位。可等我们回到家时,尸体不见了,遍地的血水也清洗得干干净净,早晨时的哭喊和喧闹早已沉寂,四周笼罩着像往常一样的寂静与漠然。之后的一个礼拜,一盏血红色的灯笼挂在了男人跳楼的那个窗口,晚晚散射出幽幽的红光,像是琴弦般纤细而脆弱的生命,进入我的窗口,又覆盖在我的书桌上。母亲说,那盏灯是在为他指引回家的路。我默然的听着这些话,内心泛起微小的波澜,那段时间,我一门心思的准备中考,像是个冷漠寡情的木头人。 父亲老同学的丈夫就这样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走了,她女儿的校服默默在我的衣橱中挂了段时间,后来也不知去向。我和那个寻死的男人之间似乎有种种关联,但他对于我来说又是个全然的陌生人,这感觉很微妙,我不认得他的脸和声音,却是他生命落幕舞台的一位观众,我不知道他的人生经历,却仿佛感受得到他一跃而下时的绝望和心死。 初三那一年里,我经历了两次死亡。一次是这个住在我家楼后的陌生男人的求死,另一次是骨肉至亲不舍的离世。那短时间,爷爷已经病的很重了,他知道自己的情况不大好了,于是每晚来我家看我。他家距离我家只有两公里左右的路程,晚饭后,他便拖着蹒跚的步子经由这两公里路走到我家,然后默默坐在我书桌旁的床边,很少与我交谈。等到他呆够了,又沿着来时的路慢悠悠的走回去。那之后不久,爷爷就去世了。 那一年,我写了篇叫做《生死杂谈》的散文,给班里的好多同学传阅着看了。后来,那篇文章找不到了,那些年里关于活着或死去的感悟也随之消散了。

有时候我想,我与父母之间不仅仅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我们也把生命的一部分共同献给了一个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在这里母亲度过了她的青年、中年和老年,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而父亲则近乎度过了他的一生。 我很早就离开农业大学了,中考时,我与市重点的分数线差了一分,父母凑了三万块钱的择校费,坚持把我送去了离家十几公里外的市重点高中。我平时住在学校的宿舍,周末回家时要转两趟公交,走几公里路回家。因为堵车和交通不便,途中要花费将近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学时,我在一所离家几千公里的南方城市的学校读书,毕业后随男友定居在了上海。有时候我想,父亲的人生是个圆,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农大,而母亲的人生是一条一去不返的笔直而向上的路,她走的艰难,却从不叫苦。而我走上了母亲的那条路,远离家乡和亲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全新的人生。 小时候发生的很多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我还记得父母口中讲过的那些故事。比如农业大学北侧那座连绵不绝的后山上有一座高高的水塔,曾经有人从上面跳下来自杀了。学校西侧的植物园里那条臭水河,父亲小时候的玩伴曾经在里面游泳而感染破伤风死去了。我小时候常常津津乐道着诸如此类的奇闻轶事,仿佛死亡是一件遥远而新奇的事情,而活着才是眼前最为紧要,却也最平平无奇的事情。 可渐渐的,死亡变得沉重而无趣,我不再想要听到任何有关死亡的讯息,但却总逃不开农业大学里的物是人非。 “你还记得你初中时教你历史的马老师么?”“恩,记得。”“她得乳腺癌去世了。” “记得某某么?他是你爸的小学同学。”“恩,知道。”“他得癌症去世了,葬礼是基督教式的,大家都没哭,所有人唱着歌送他去天堂。” “记得某某么?”“不记得了。”“他是你小学同学某某的父亲。”“哦,那我知道了。”“他昨天去世了,前一天参加聚会喝了太多酒,当天晚上就不行了。” 在我离开农大的十几年后,当我开始逐渐抗拒死亡的讯息时,这样的对话开始在父母与我之间频繁的发生起来。于是,以某个我熟知的人的死亡为契机,我的人生和世界与父母的人生和世界重新交织在一起,重叠覆盖出光阴荏苒的生命真相。

近些年里,我愈发觉得自己的体力和记忆力下降了,于是开始急切的回忆自己在农大经历过的种种童年往事。但我总是保持怀疑,由我来做这个讲述者真的合适么?我成长的九十年代里,老师们的家庭并不富裕,但在人人都努力赚钱的氛围中,仿佛整个时代也变得积极而富有生机。可我那时并不懂得,那些年里所有最深切的期盼和对美好的希冀都是回光返照时看到的海市蜃楼般的假象,随之而来的真实便是东北二十年来每况愈下的萧条景象。这些年里,农业大学的子弟们纷纷出逃,逃去一线城市,逃去南方,逃去海外。 小时候,我的父母之间总有很多争执。仔细想想,我并非拥有一个美满的童年,但我也并不觉得我的儿时有多悲戚。小孩子好像总有能力美化自己的生活,我在农业大学里度过了懵懂无知的年少时光,却借由父母的眼和口,堆砌起一个关于农大的纷繁复杂的立体样貌。可我永远没办法知道有关农大全部的真相,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发了疯、跳了楼,又有多少人找了小三、得了癌,或者有多少人把青春和理想洒在这里,然后在绝望和虚无中老了又死去。 但我还是相信这里存在着一种别致的美好。譬如想着怎样种出一个香甜可口的苹果,怎样喝到一杯酸甜适度的酸奶,这样关乎生存最本质和细微的问题会否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对生活本身保有真切的留恋。或者那座连绵到清代陵园如靠山般给予人们安全感的小山,那条藏污纳垢却生生不息的臭水河,那些潜伏在校园边界的农场、花圃、养殖场、一株株作物、一个个果实,能否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尽管计算着、苟且着,却还能拥有一丝丝的安宁和平静。

最近,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农大的生活也全然变了模样。父亲年纪大了,他本该今年退休,现在整日困在家中,担心再不开学,就等同于提前退休了。他说自己年轻时爱玩电脑游戏,现在视力不好,玩不了了,他说退休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害怕寂寞。 母亲还有事情做,她现在用电脑直播上课,她说她的课堂上总是吵得鸡飞狗跳,有次上课的时候,学生家的鸡打鸣了,惹得大家都笑了。我这才发觉自己的迟钝,那些愿意来到农业大学学习农业相关学科的学生们,自然有很大的可能是来自于农村的,而我好像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突然明白了母亲对她学生的那份体量,他们之间是有一种共通的情感的,那是源于相似的根源,然后怀抱着对故土的热爱与思念,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相逢在同一处远离家乡的陌生环境下的惺惺相惜。然而他们终究又是不同的,这些学生们总有一天要离开母亲的课堂,开始学习专业知识,他们并不会以数学为职业,这是属于母亲的寂寞。 我还记得母亲见不惯学生在她课堂上睡觉的往事,便问她,“上网课的时候,如果有人不认真听讲怎么办”。母亲回答,“经常有学生签了到就去做别的了,这也没办法,即使是在教室上课,也有人签了到就离开,有人在课堂上却没在听讲啊”。原来,母亲的心态早就变了。我想到前几年,她还没有退休,却被学校安排着从管理层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我以为她会不适应,可她很快接受了这一切,依然热衷于上课,下班后就养养花、打打乒乓球,她每日和父亲或邻居步行到后山上,甚至连着几天走到努尔哈赤陵园那边。 而我却活的越来越像年轻时的母亲,倔强而固执,被领导批评时总要执拗的为自己反驳,不讨人喜欢,也不轻易低头。熟悉我和母亲的人都会说,我的倔脾气是随了母亲的,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已经是一个处事淡然的老人了。 我的成长好像总是比她慢半拍,我永远是她的学生和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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