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古德曼:罗尔斯理论的核心地位

Levis 2010-06-14 00:43:45
THE CENTRAL ROLE OF RAWLS’S THEORY
罗尔斯理论的核心地位
John Rawls
John Rawls









[美]艾米•古德曼 著
王立秋 试译


    当罗尔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作《正义论》的时候,哲学家们还忙着哀悼政治哲学的死亡。当时,正如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观察到的那样,宏大的政治理论,被当作“供学生解剖用的躯体”来对待。一些哲学家,称自己为“情感主义者”,用各种方式提出了以下这种观点:道德不过是一个意见的问题。如果还有什么综合性的观点还能在学界获得支持的话,那就是功利主义,后者主张的是类似的原则,“最大化社会福利”。功利主义在学院外极具影响力。它看起来提供了这样一种直接而严格的方法,用过这种方法,政府官员能够解决艰难的政治问题:对一切政策选择来说,只要加总社会收益,减去社会成本,再贯彻这项使净效益最大化的政策选择就行了。

    不应为社会福利而牺牲个体的权利,这个共通的知觉,在功利主义的学院霸权外依然存在——也许,作为对我们道德直觉之坚韧的见证。但权利的信徒缺乏系统的哲学论述以对抗边沁式的直觉:即权利不过是“做作的废话”。对于马克思对法权的持续批判——权利不过是资本
THE CENTRAL ROLE OF RAWLS’S THEORY
罗尔斯理论的核心地位
John Rawls
John Rawls









[美]艾米•古德曼 著
王立秋 试译


    当罗尔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作《正义论》的时候,哲学家们还忙着哀悼政治哲学的死亡。当时,正如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观察到的那样,宏大的政治理论,被当作“供学生解剖用的躯体”来对待。一些哲学家,称自己为“情感主义者”,用各种方式提出了以下这种观点:道德不过是一个意见的问题。如果还有什么综合性的观点还能在学界获得支持的话,那就是功利主义,后者主张的是类似的原则,“最大化社会福利”。功利主义在学院外极具影响力。它看起来提供了这样一种直接而严格的方法,用过这种方法,政府官员能够解决艰难的政治问题:对一切政策选择来说,只要加总社会收益,减去社会成本,再贯彻这项使净效益最大化的政策选择就行了。

    不应为社会福利而牺牲个体的权利,这个共通的知觉,在功利主义的学院霸权外依然存在——也许,作为对我们道德直觉之坚韧的见证。但权利的信徒缺乏系统的哲学论述以对抗边沁式的直觉:即权利不过是“做作的废话”。对于马克思对法权的持续批判——权利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共识,它混淆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人类的普遍利益——权利的倡导者们也缺乏令人信服的回应。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开始,学院内的政治思考至少在三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首先,绝大多数权利的倡导者现在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的批判并且不仅为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传统权利列表而辩护,也为收入、财富、教育、工作机会、医疗保障以及其他确保弱势群体的财富与尊严的物品(good)分配的平等权而辩。其次,大部分主流的政治学家现在成了权利理论家。功利主义处处处于守势。最后,宏大的政治理论再度活跃在学院内部。

    所有这三种变化都要归功于《正义论》的影响。当然,阅读罗尔斯并不会立马把功利最大化者和“情感主义者”转变为权利理论家。当时一些学者就已经在探索一种对功利主义和情感主义的综合性的替代方式。许多学生在其哲学的形成时期阅读了罗尔斯并在某种程度上,带着对罗尔斯主义的强烈同情而成长起来。还有其他一些,更有建树的学者,起初批判《正义论》继而建构出替代它的综合性理论。这些理论(就像罗纳德•德沃金的平等理论)大部分在显著的方面近似于罗尔斯的理论,但甚至是那些与罗尔斯的理论有着根本差异的理论,如迈克尔•沃尔泽的《正义诸领域》,如果没有罗尔斯的研究的话,这些理论也不可能被建构出来。通过亨利•詹姆斯“批评就是欣赏,接近,并在智识上占有,与被批评的事物建立微妙的联系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的观点,罗尔斯的批评者对《正义论》贡献良多。在二十世纪的哲学作品中,罗尔斯的理论也许是我们最共通的占有。


对社会主义批判与自由主义理论的融合


    要欣赏罗尔斯理论的政治实质,最好从进行的最早也是最特别的改造开始:把社会主义批判纳入自由主义理论的整合。《正义论》并没有对任何统治阶级或群体的利益进行哲学上的合理化。罗尔斯正义的第一原则——自由平等原则——把确保基本的自由主义自由放到了优先的位置:思想的自由,良知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普选的自由,以及,免于任意的人身侵犯(拘捕或扣留)的自由,保留公职和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些基本自由(权利)中显然没有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亦即占有商业财产,侵占劳动者生产品,继承或传递财产的自由。这些自由在基本自由清单中的缺席,对罗尔斯来说,并非疏忽或矛盾。不像洛克社会契约下的政党,罗尔斯的“立约人”必须在不知道他们的相对财富或社会阶级的情况下对分配原则进行选择。由于不知道他们是资产者还是劳动者,他们更关心的是确保他们自己及其后代的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确保资产所有者的利润。

    罗尔斯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也是最著名的)——“差别原则”——仅为那些最大化最弱势公民收益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而正名。第二部分要求所有人都有“公正的机会平等(权)”,后者不但使工作的机会平等,还能使生活的机会平等。具备“相似能力和技能的人应当享有类似的生活机会……而不考虑他们出生于何种收入阶级”。

    这是一种为最弱势者(代言)的自由主义,一种为社会批判作出道德贡献的自由主义。“差别原则”防止穷人堕落(甚至堕入安全的罗网),只要提高他们的生活预期是可能的。没有什么不能确保穷人最高程度上可实践的生活预期的东西能满足罗尔斯的要求。类似地,公平的机会平等权远远超出了经典的职业的自由主义观念而向天赋开放,它也要求补偿性的教育和对经济上的不平等加以限制,以便“在社会的各部门,对于每个动机和禀赋相似的人来说,在文化和成就上都应有大致平等的预期”。

    自由主义者能够持续地支持这种理论的平等主义的经济含义,因为第一原则,以及罗尔斯理论的自由主义之核,拒斥以任何公民的基本自由为代价的平等化。最弱势者的收入可能没有得到最大化——比如说,通过否认职业人士的结社自由和否定非保守主义分子的言论自由来最大化。社会主义者也能够持续地支持这种第一原则(这是罗尔斯正义的社会主义之核)的自由主义使自由主义的自由对弱势者来说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的整合解释了罗尔斯原则对左翼自由主义的诉求,尽管他们在罗尔斯的框架中找出缺陷并给出了修正的建议,大部分左翼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原则是他们自己关于正义的思考的激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罗尔斯的理论持更加激烈的批判态度。相信依据市场或个人应得(或同时依据二者)来进行分配的自由主义者批判罗尔斯没有把占有个人劳动果实的自由纳入基本的自由权利之中。信奉资本主义大规模企业所有制是私人政府的后封建形式的社会主义者批判罗尔斯把对大规模工业的私人和集体所有权的选择问题留给经验的辩论来决定而不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就加以解决。

    为什么自由至上主义者(如罗伯特•诺齐克)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像瓦尔泽)要批判罗尔斯的理论,这点已经足够清楚了。更难判断的是那些以对罗尔斯原则悖论性误释为基础的拒斥。许多自由主义批判者追随了罗伯特•尼斯贝特对罗尔斯的读解,后者吧罗尔斯的理论解读为一种对自由主义自由的激进的平等主义的拒斥(这令人想起卢梭),同时许多社会主义学者则遵循诺曼•丹尼尔的最初解读——把罗尔斯解读为另一种对阶级之间收入、财富、权力上的大规模不平等的自由主义式的理性化(这令人想起洛克)。有趣的是这两套批判,都在与他们自己的政治支持相反的方向上对罗尔斯理论的实质作出了错误的阐释。结果,这些批判又再一次地激起了自由和平等的拥护者,个体与共同体的拥护者,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拥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


共同体主义的批判


    最新近的对罗尔斯的误释,是共同体主义的批判。迈克尔•桑德尔的《自由主义及正义的限度》和麦金泰尔的《美德之后/追寻德性》暗示,我们必须在罗尔斯的个体权利之政治——其中原子式的个人深受共享的道德的折磨——以及亚里士多德式的公共善的政治——其中团结的公民不需要保护个体的权利就过得很好——之间作出选择。我们的政治选择是,或者曾经如此地刻板而简单么?这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我们把罗尔斯看作第一个主张减小古典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的哲学家的话,那么,对罗尔斯原则的误释就不那么奇怪了。但他遵循的是自由主义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包括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亨利•西奇威克,T.H.格林,L.T.霍布豪斯,R.H.托尼,约翰•杜威等等——的漫长系谱,他们捍卫的是一种明显比洛克主义更加平等主义,明显比马克思主义更加自由主义的政治。接受罗尔斯原则之政治意义的不情愿甚至更难解释,因为在范围广大的政治事务上————许多罗尔斯批评者支持的立场,在政治上术语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又属于平等主义。过去意识形态分野的消失,在学院话语中,要比实际的政治话语中来得更不容易。

    新的哲学观念在学术界也比在真实的世界中流行的更快。罗尔斯最易于被接受的观念是“原初位置”,即一个假设的情景,在这个情景中“无知之幕”剥夺了我们关于我们的自然禀赋,道德观点亦即在社会次序中的位置的一切只是,这样,我们才能够理性地选择不以我们的偏好为转移的正义原则。在不知道我自己的宗教是什么的情况下,我会选择一种对宗教表示宽容的原则来治理社会。在不知道我的社会阶级为何的情况下,我会选择确保机会平等且最大化我生活预期——设若事实证明我属于最弱势公民群体中的一员——的那些原则。这样,你也会,一切其他理性的人也会这样做,因为在“原初位置”上并没有什么来使我们彼此区分。在那里我们都是理性的选择者。这里(在一切社会生活中)我们都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的人”,为我们“作为公正的正义”所引导,把“原初位置”作为在政治原则上达成共识的最公正的方式来加以接受,并锻造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罗尔斯对契约理论的复兴(及修正)引起了学院政治思想中的第二次变化:权利压倒效用。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概念挑战了支配性的对如何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的功利主义的理解。托马斯•内格尔,T.M. 斯坎伦,伯纳德•威廉姆斯,以及(最新近的)威尔•金里卡都对此提出了挑战。尽管功利主义者与社会契约理论家都承诺平等,他们的承诺却有着戏剧性的不同。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意味着在社会福利的算计中把每个人的利益平等地数进去。对于社会契约论者来说,则意味着确保每个人的基本利益不受常规福利算计的侵害。哲学家们还在争论哪种理解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但现在,在罗尔斯契约论对为权利法案所统治民主社会来说是更好的公共哲学的论证面前,功利主义处于守势。大部分我们的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自由等等——都是那些人们在“原初位置”上选择的权利。

    但为确保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而必需的权利又如何?这些权利我们的宪法中该去何处寻觅?法律学者对《正义论》的巨大兴趣看似归功于它看起来为美国法院扩展个体权利领域提供的机会。民主批评者指出,这样的扩展负载着严重的道德代价,并在罗尔斯的理论中解释了一种重要的张力:就法院在宪法中读出更多的权利而言他们缩减了为公民(投票,担任公职,影响公共决策等等)基本政治权利所创造的民主决策领域。如果罗尔斯的理论要求这样一种对我们权利的扩展性的阅读,那么,法院就能把国会变成听筒。法官就会以假设的,而不是真实的人民的名义来作出决定。

    与批判的法律研究运动结盟的学者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挑战。Mark Tushnet和其他人对来自“原初位置”(或任何其他哲学的位置)的抽象的权利是否能被转译为合法地强加在今天美国的健康保障,住房或最低收入上的权利提出了质疑。健康保障,住房情况和收入保障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假定的罗尔斯式的权利?法院该对谁富有提供这些必要的物品和服务的责任?这些从来都不是罗尔斯声称要回答的问题。他承认,就像他的一些仰慕者所不承认的那样,理想的正义论与适用于一切非理想的社会的理论之间,存在智识上的差距。


    那么,对美国政治来说,作为公正的正义的参照是什么?进一步推进罗尔斯原则的义务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法官?由于法官与我们其他人相比享有更多的权力,同时与立法者相比又承担更少的责任,一位罗尔斯式的哲学家(关注对平等的政治自由的首要性的保全)可能会使他们丧气,不再违背立法的意愿而承认新的福利权利。如果这是罗尔斯理论的一种实践含义的话,那么,它与民主决策的可比性,就要比它的批评者暗示的要大得多。但与罗尔斯理论的一些仰慕者希望的情况相比,这也是一个更少批判性的含义。

    或者,可能,罗尔斯式的法官应当更加“行动主义”并在宪法平权的条款中读出对福利权利的辩护。从这种观点来看,随法官的更大的权力而来的,也就是比普通公民更大的,代表相对无权和穷困的公民行动的责任,特别是在立法者不能履行他们对最弱势者的责任的时候。法律理论家Frank Michelman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罗尔斯式的法官该做什么是不清楚的。Michelman的最不具总结性的总结看起来是对的。自由的绝对优先性只适用于理想的世界。在我们非理想的世界,不充分的教育、住房、健康保障和收入可能剥夺弱势者的自-尊(一种“首要的善”,对此罗尔斯给予了最高的优先性),罗尔斯式的法官面对的是一种服从于立法意愿(为了平等的政治自由)和增进福利权利(为了自-尊,差别原则,公平的机会平等权,以及公平的自由价值)之间的艰难抉择。


    尽管罗尔斯在我们社会中法官、立法者或普通的公民应负的义务上几乎什么也没说,但他的沉默,依然激励了许多学科——法律,哲学,政治科学,经济,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内的学者,促使他们秉持着罗尔斯“引导社会改革过程”的目标的精神,深入探究实践上的伦理事务。当然,受罗尔斯理论激励的学者并没有一手(或合力)引导社会改革的过程。但是他们确实对许多争议话题上的公共辩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话题包括针对少数族裔和女性的肯定行动,堕胎的合法化,对国际饥荒的预防,有意识的拒绝,公民不服从,核威慑和外交援助,以及最高法院任命的先决资格。他们对实践伦理的突袭引起了类似于罗尔斯本人的到的思考——把人民当作平等者来对待意味着什么,何种要求能够合法地成为公共论坛中的道德论证,要紧的是个体的权利还是公共政策的问题,一项政策是否会危及公民的自尊——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若没有对新的伦理区界和优先法则的普遍化,他们绝少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区界与法则与其说来源于某种理想的正义理论,不如说是专为手头的那些例子而设。

    《正义论》在宏大政治理论的传统中仍然是一次胜利。这次胜利不止在于罗尔斯作品展示的,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来就很少出现的哲学的丰富性,原创性和智慧。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人权的哲学辩护的更新中产生的影响。罗尔斯对宏大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对一种合法化方法的辩护,这种方法,他称作“反思的平衡”。


    像柏拉图,霍布斯和密尔那样各不相同的宏大理论,写得就像他们的正义概念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来说都是正当的。它们探索的是一套永恒的形式,一种自证的真理,或一种非常简单的第一原则,从这个原则衍生出所有的道德命令,再为“反思的平衡”之方法辩护的时候,在宏大理论家中罗尔斯是最为低调的,从这点来看他又是最明智的。他认为我们在通过把这些原则转译为社会实践并判断这些实践是否与我们的道德信念一致外,没有更好的正名原则能够满足到的理性的最低标准(逻辑上的一贯,普遍性,等等)。如果一个源于原则的实践与我们的道德信念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么重新表述这种原则,要么改变我们的信念。要决定走哪条路,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实践判断力来衡量多样的思考(我们信念的坚定与一致,原则与明证的确定性存在于实践之下,等等)。当哲学家们回避这种趋近反思的平衡的进程的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基于理性而行动,不如说是基于信念而行动。


    今天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接受某种版本的,罗尔斯的“反思的平衡”,但很少有人——包括罗尔斯自己——在实际上实践这种方法,至少在公共领域中如此。在《正义论》和后续的作品中,罗尔斯止步而不把他的两个原则翻译为特定的社会实践,以与实践有关的共同信念来判断这些原则,甚至在这一步对他要求的正名方法来说是核心的时候也如此。罗尔斯理论最显著的原则,“差别原则”,也是最反直觉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最大化最弱势者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不正义呢?在“原初位置”之外,看起来,如果一个社会未能为每个人提供得体的生活预期(充足但不是最好的健康保障,住房,教育和收入)以及作为平等的公民在其他分配方面发挥影响力所必需的自由,再说它不公正,要合理的多。“差别原则”看起来没有为民主的决策,或者为依据应得来进行分配——甚至对诺贝尔或最有价值的球员奖(除非他们表现出在最大化最弱势者的生活预期方面造成的影响)——留下足够的道德空间。

    但援引我的直觉,或其他任何人的知觉来反对罗尔斯的直觉,并不构成对它理论的毁灭性的批判——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直觉可能在道德上是更好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反思的平衡”的方法正欢迎这种类型的批评。它像一切批评者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提出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建构性的修正,要求他们为另一种前提和结论在直觉上更具竞争力的系统的理论作出辩护,或要求他们为系统理论(就像为我们特定情况下的实践判断所决定的原则的多元性)之外的某种东西辩护。这是一种可怕而又公正的挑战。许多哲学家,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宪政律师已经接受了这个挑战。
展开查看全文
Levis
作者Levis
819日记 35相册

全部回应 2 条

添加回应

Levis的热门日记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