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荷马的相似性——斯坦纳笔记(二)

胡如隐 2020-04-06 11:01:11

斯坦纳认为,尽管荷马与托尔斯泰的态度非常坚毅,但它包含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屈从。它包含着欢乐。这是因为他们热爱与尊重人拥有的“特征”,他们乐于见到血肉之躯所过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被他们以冷静的方式感知,但以热情的方式叙述。此外,他们的本能,是要弥合精神与行为之间的差距,将人手与利剑相联,将舟辑与海水相联,将马车的轮箍与地上吟唱的卵石相联。

普遍性的因素如下:

a. 行为的整体性——荷马与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将行为视为整体;他们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能够让没有生气的环境大放异彩。人与环境之间的呼应甚至扩大到物品和草木:落日西下,涅托斯在酒杯中寻找智慧,在列文的庄园里,经过暴风雨的洗礼的白桦树叶闪闪发光,仿佛是突然展现在人眼前的珠宝。心智与客体之间的屏障,形而上学哲人们在现实与感知概念中看到的歧义,这些东西无法给荷马后者托尔斯泰形成任何阻碍。

b. 人物形象的人性——《伊利亚特》体现的荷马和托尔斯泰两人之间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使用的人的形象是被赋予人性的;人是经验的尺度和核心。表现人物的氛围具有深刻的人性特征,有时候甚至具有世俗化特征。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之上的王国,是此时此刻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悖论,在特洛伊平原上,人间事务与神灵事务混为一体。但是,神降临人间,以毫无掩饰的方式,带着人世的激情涉足人间的恩怨情仇,这赋予作品具有讽刺意味的弦外之音。

c. 人物形象的人性——《伊利亚特》对托尔斯泰的艺术产生了影响。托尔斯泰的作品也表现了内在的现实主义,表现了一个根植于人的五官感觉真实性的世界。斯坦纳认为需要说的只有:在《伊利亚特》和托尔斯泰使用的文学技巧背后,存在着对人类角色的核心性的类似概念,存在着对自然界中经久不衰之美的类似信念。而批评家认为这来自于,《伊利亚特》一方面接收超自然的神话,另一方面以讽刺方式对待这一神话,让作品的材料显示出人的特征。真正的信仰中心不在奥林匹斯山上,而是在命运的意识中;通过看似盲目的大屠杀,顽强不屈的命运保持正义和平衡的原则。

d. 混乱个性的对抗——《战争与和平》讲述的是两个民族——或者不如说,两个世界——殊死搏斗的故事。这一点本身已经会让许多读者,让托尔斯泰本人将这部作品与《伊利亚特》进行比较。

斯坦纳强调:只有当作品中的哲学理念非常淡化时,《战争与和平》才真正与《伊利亚特》具有相似之处,而托尔斯泰与荷马相似性最为强烈的,则是托尔斯泰的短篇作品。应该说明,创作《伊利亚特》的荷马与这位俄罗斯小说家之间的相似性体现在性情和感悟方面;在这方面,托尔斯泰没有模仿荷马。

Funeral Pile of Patroclus

技巧性因素——双重意识、并置、固定称谓与反复明喻

以上的内容试图在广泛的意义上回答:当托尔斯泰的作品被描述为“史诗”时,更准确的说,描述为荷马史诗时,史诗一词表示什么意思。而要使普遍性的因素具有价值,则必须基于细节的材料。有些效果和品质赋予托尔斯泰作品特殊风格,它们源于多种写作技巧形成的组合效应。

在荷马史诗风格的元素中,广为人知的是固定称谓、反复出现的明喻和重复性暗喻。例如:“玫瑰色的黎明”、“葡萄酒般暗红的海洋”、或者形容愤怒为冲入羊群的雄狮。这样的元素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帷幕,为英雄行为提供了展示背景。他们创造了稳定现实结构的后景。赋予诗歌中的人物丰满性和立体感。

其原因在于,在唤起田园牧歌氛围的过程中,荷马表明,特洛伊战争并没有侵蚀所有人的生活。在作品的其他部分中,海豚跳跃,牧童在宁静的山间昏睡。在大屠杀的间歇,在人们的命运快速变化的时刻,这些一成不变的短语表明:黎明会在黑夜之后降临;当特洛伊这个地方成为人们引起争执的回忆时,潮水会淹没岛屿;当涅托斯的后裔迈入耄耋之年时,居住在高山上的雄狮将会攻击牛群和羊群。读者的视角得到扩展,正常生活的宁静场面进入读者的视野,通过并置的手法,比喻中出现两项以更微妙、更直接的方式,成为读者意识的一个部分。

当艺术中出现这些的时候,“双重意识”本身被当做形式表现主题。托尔斯泰也采用了固定称谓和反复出现的短语,斯坦纳认为作家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两个——帮助记忆和创造双重视觉体验。《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在较长时间段里以连载的方式刊出的,这就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显示出了口传时代的特征,作家正尽力使作者不要忘记皮埃尔的眼镜和娜塔莎的步态等人物特征。

这里有两个重点:托尔斯泰创作的天才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他不用抹去粗略的勾勒,而采用让人物逐渐丰满起来的手法(想想跳舞的娜塔莎)。另一个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大量使用了意象和隐喻,以便将他最关注的的两个层面——农村和城市——的经验相互关联起来进行对比。这一特征在《安娜》中尤其明显,对于这部作品来说,这是善良与邪恶、肃穆与淫乱,非自然和不道德的城市生活准则和田园生活准则之间的区别。斯坦纳声称,这种基本的二元论是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形成的双重或三重结构的动机之一,并且最终在他的伦理体系中定型。在皮埃尔和妻子海伦发生争执的一幕中,两种生活方式,两个从根本上完全不同的经验形式,以对比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这行字能够双重性并非总是善与恶的简单象征:一方面,城市生活带有诸多问题,社会不公,两性关系矫揉造作,城市的力量将人与生命活力的基本模式分离开来。另一方面,田野和森林中充满生机,让人身心和谐,将两性关系视为神圣的和具有创造性的。

但是,他到站之后下车,一眼看到独眼车夫伊格纳特;在车站炉火照射的昏暗光线下,他看见伊格纳特竖起的衣领,旁边是雪橇和马。马尾巴被捆绑起来,挽具上挂着铃铛,装饰着流苏。伊格纳特一边搬运行李,一边告诉他村里的新闻:承包商已经到了,帕瓦产下了牛犊。列文觉得,杂乱的心境慢慢释然,耻辱不满逐步淡化,一一消退。

斯坦纳引入了对托尔斯泰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方式的分析,认为这些文学作品具有的持续性力量反应了这个事实:每部作品都是他的创作天赋战胜令人痛苦的信念的胜利——如果一个人失去灵魂,获得高度艺术名望并不会带来什么益处。即使在他最富于想象力的著作中,托尔斯泰也反映出这种内心挣扎,并且以反复出现的主题的方式表现出来:从城市带农村的变化,从道德短视到自我发现和自我救赎。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这两个层面的体验是主要特征之一,它使我们得以将荷马与托尔斯泰进行比较,进而获得启迪。在《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视角源于具有深层次的浅浮雕。正如埃里克·奥尔巴赫所言:在荷马叙事中,活动显示出同一时期的特征,这给读者叙事“偏平”的感觉。但是在其表面之下——并且透过表面闪闪发光的——是海洋和田园世界的大视野。正是从这样的背景中,荷马史诗获得了暗示深度和情绪的力量。斯坦纳认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回答:为什么荷马与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某些场景在结构和效果上有不可思议的相似性?

在《托尔斯泰论文艺》中,作者曾经花了不少力气描绘了一场剧院的排演,最终的结果是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如愿以偿地恨上了这件事。在一些给妻子的信件中,托尔斯泰也曾表示自己在剧院中获得了愉快。作家经过了许多尝试来厘清这个问题,他试图理解戏剧幻觉的来源和性质,区分各个层面的幻觉。其次,他希望确定,戏剧模仿的力量应该致力于形成真实、道德、从根本上讲符合宗教信条的生活图像。《莎士比亚与戏剧》这篇文章有助于我们理解托尔斯泰自己的小说,有助于我们理解史诗气质与戏剧气质的差异。

这一部分的内容实际上的“非结束性”和没有定论的,有两个遗留下来的问题:

托尔斯泰“具有天生的非基督徒的灵魂”究竟如何,以及如何看待作为戏剧作者的托尔斯泰。这两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有较为详细地论述,但在此处,读者无从得知,斯坦纳以这种“非结束性”的结尾作为这部分讨论内容的结束,是否是与托尔斯泰与荷马的笔调遥遥呼应?如同卢卡奇曾经说:

荷马史诗采用了“从中间开始”的方式,采用了“非结束性”结尾,促成这种做法的是真正史诗气质的但丁,其目的旨在形成组织结构;性质相异的材料带来的侵扰不会损害平衡性。
其原因在于,在史诗中,一切皆有各自的生命,都会依据自身的整体意义,创造各自的适当“终点”和完整性。

注:题目自拟;

涉及文献: 乔治·斯坦纳 著 严忠志 译《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 著《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 著 《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 著《托尔斯泰论文艺》;

图片来自豆瓣条目: www.shaoer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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