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鸭军出征灭蝗：别把灾难当玩笑

2月27日，话题#浙江10万只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冲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由“国绍1号”鸭苗组成的“鸭子军团”将出征灭蝗。但几个小时后，该消息即被辟谣。中国蝗灾防治组也回应称，从目前的情况看，巴基斯坦不适合以鸭子捕食蝗虫的方法来灭蝗。

十万鸭子大军出征巴基斯坦灭蝗的新闻蹿上热搜榜首的速度，跟辟谣的速度几乎一样快。尽管最新的报道表明这一鸭军出征的宏伟计划尚未完全胎死腹中，但也多少让那些早早备好刀铲锅碗迎接凯旋肥鸭的人大失所望。然而，不得不承认，在疫情愁云笼罩的当下，这则虚假新闻所带来的欢乐气氛显得颇不寻常。

2月27日，话题#浙江10万只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冲上热搜。但几个小时后，经多方求证，该消息被证实为是伪新闻。

“全军冲鸭”成了评论区里点赞数最高的集结号。一段来源不明的赶鸭上路的短视频，也莫名其妙地成了鸭军出征前的阅兵式。好事者甚至还翻出了一则20年前《特大蝗灾突袭新疆，十万鸭军赴疆赈灾》的旧闻证明鸭军对阵蝗军必能鸭到成功。在这篇文章的最末特意提到了这些灭蝗英雄的凯旋结局：“灭蝗的鸭子刚下山，便被一些精明的酒店老板和小商贩们盯上了。这些吃高蛋白的蝗虫，喝天山冰雪融水的鸭子，肉质鲜美，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食品，深受人们欢迎”。

如此，鸭吃蝗虫，人吃鸭，逻辑完美，皆大欢喜。但是究竟为什么人们乐于将灾难当成笑话呢？诚然，笑是最好的安慰剂，再大的灾难都不能剥夺人们笑的权利。但是即使编造伪新闻也要笑上一笑的心理，还是颇值得玩味。

撰文 | 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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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蝗灾面前的莫名兴奋之情，从两周前网上宣传的4000亿只蝗虫抵达中国边境时就拉开序幕。这则消息同样也被证明是仅在中国境内流传的伪新闻。但人们在短暂地被这一极具数量冲击力的新闻和那些同样来源不明的蝗灾图片震撼过之后，也迅速将情绪涌向欢乐一方。只不过此时谣言制造者的思路尚未进化到鸭军灭蝗的程度，只能由人类亲自动口，拿出老祖宗五千年饮食文明赐予后代子孙无所不吃的好胃口，对想象中即将奔袭而来的蝗军张开大嘴，自信将会把它们吃个片甲不留。一则热门微博还煞有介事地做了道算术题，用4000亿除以14亿，最终得出平均每位国人只能分到可怜兮兮的285.7只蚂蚱，所以请务必“省着点儿吃”。

尽管研究者们已经证实，这场从北非祸延印度巴基斯坦的非洲蝗灾侵入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种面对灾难时迸发出的欢乐情绪，却引人深思。当然，它可以被说成是一种乐观情绪，通过搞笑的方式来舒缓内心面临灾难时的紧张和压力，是治疗灾难恐慌焦虑心态的一针安慰剂。

但事实上，仔细查考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乐观情绪”都是在灾难爆发前才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一旦灾难真正爆发，先前那些将灾难当成笑话的心态根本无助于缓解恐慌焦虑，反而会因为反差巨大把人驾轻就熟地推向张皇无措的恐慌深谷。就像疫情刚刚公布时，那位对着镜头大摆剪刀手自豪宣称“不戴口罩”而走红的广州大妈一样，如今我们只能希望她的幸运值能和当初的自豪感一样满满，让她成功抢购到口罩。

然而，我们或许更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究竟为什么我们会把灾难当成笑话呢？

01

我们与灾难的距离

夕阳西下，万物都被黄昏染成了一片安逸的金色。初秋时节，风儿轻拂，河畔野花幽然，荒草静默，一个小男孩儿垂头丧气地从河沿走上岸来，手里的小桶空空如也，一下午的收获就只有花脚蚊子咬的好几个大包。他愤愤地用手中的渔网扑打着河畔的荒草。就在这时，忽然之间，那些静默的荒草野花突然发出嗡嗡的声响，但见数以千计的蚂蚱倏然腾空而起，夕阳下，仿佛金色的精灵一般飞向远方。

灭蝗运动中的招贴画

目睹这一场景的小男孩，正是作者本人，尽管当初只有八岁，但这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就像歌里唱的那样“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任谁都会觉得此情此景真如童话一般。在我出生的时代，端赖1950-1970年代的大规模药剂灭蝗运动，蝗灾几乎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偶尔出现，也不过是报纸角落里豆腐丝大小的一则新闻而已。

迈入21世纪的更新一代对蝗灾的感受，除了网络上流传的奇趣图片和视频之外，恐怕也不会有更直观的感受。毕竟如今，就连昔日暑夏时节挑着小竹笼子走遍大街小巷卖蝈蝈的小贩，都已经成为过往陈迹，更遑论铺天盖地袭来的蝗虫了。但对作者的上一辈人来说，蝗灾可谓他们亲眼目睹的巨大灾难。1944年，太行山区暴发了一场巨大的蝗灾，一位亲历者如此记述了当时的骇人一幕：

“飞蝗来时，是十分怕人的场面，飞时好像云彩一样，遮天盖日，而且能够飞半天不落地。一落就是几座山，几道沟，使人看不见地皮，严重的地方有一、二尺厚。落在树上，能把树枝压弯，甚至于压折。一棵谷子上能落十七、八个。有时候，本来一块地上的谷子长得齐齐楚楚的，但飞蝗一落，全地谷子立刻都被压倒，变了模样，平漠漠的，好像暴风吹倒了的一样。苇子那么粗，那么密，但飞蝗一落，也照样被压倒，一棵苇子上能落八九十个。沙河孔庄几十个村，飞蝗冲进了村里，老百姓吃饭时，旁边要有一个人站岗赶飞蝗，否则就要飞到锅里，有时从炕上向院里赶，从院里向街上赶。开头对飞蝗警觉性不高的时候，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不动，两手在身上摸，摸了一把，马上又飞来一身，足足供给两只手一直摸。要是在蝗虫里踏一脚，鞋底上立刻踏成一窝蝗泥，走时还则则作声，好像在雨后的稀泥里踏过一样。”

不得不承认，这段描述对密集恐惧症患者来说绝对非常不友好。但也由此可以一窥蝗灾与童年时扑打荒草飞起的一片蝗虫绝不可同日而语。这一让人头皮发麻的骇人场景，恰如史书中对蝗灾的专用形容词“群飞蔽天”。而蝗灾的危害不仅仅给人视觉上的惊骇，更对人类的生计造成严重威胁。

公元354年关中大面积蝗灾，蝗虫过处，“食百草无遗，牛马相啖毛，猛兽及狼食人，行路断绝”，886年的唐末荆、襄两州蝗灾，“米斗钱三千，人相食”，同年淮南蝗灾，成群蝗虫突袭扬州府城“竹树幢节，一夕如剪，幡帙画像，皆啮去其首，扑不能止。”942年的大蝗灾，仅河南饿死者就达2.6万户之多。而1944年太行山区的那场蝗灾，仅被吃坏的麦苗、秋庄稼即有1.5万公顷，其中完全被蝗虫吃光的则达到1.2万公顷。几乎历史上每条关于蝗灾的记载，后面都会跟着“民大饥”“人相食”“民户死亡略尽”之类寥寥数语但却触目惊心的记述。诚如明代学者徐光启所言，蝗灾即使在瘟疫水旱灾害中排名，也能拔得头筹。

这般残酷的记载，当然让人笑不出来。事实上，翻遍历代史书笔记，也找不到一条将蝗灾当成笑话的记载。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庙堂君臣，谈论蝗灾的口吻都必定忧形于色，严肃庄重。在天人感性之说盛行的时代，皇帝甚至会因为大规模蝗灾而向天下发布罪己诏，检讨自己德行有失，所以才会招致上天降祸。灾难越是真切可见，人们就越不敢拿灾难来开玩笑。人们拿灾难开玩笑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感觉自己与灾难的距离足够遥远。

诚如前面所言，1950年代以来开展的大规模灭蝗运动，让蝗灾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时间上已是遥远得恍如隔世，是就连爷爷讲古时都未必会提到陈年旧事。而另一方面，蝗灾肆虐的非洲与印巴地区，与中国在地理空间上尚且相隔崇山峻岭。空间上的距离也造成了一种安全感。我们与灾难之间的时空距离，让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将灾难当成笑话来大谈特谈，不必担心灾难会突破时空的阻隔找上门来。

《焚飞蝗图》，出自清末刊本《治蝗书》

尽管我们言之凿凿，前事不鉴后事之师，又侃侃而谈人非孤岛，全球一体，命运共同。但事实上，即使能意识到这种命运的共同性，人类彼此之间要真正跨越时空，达到共情也是一件难事。甚至在同一个空间当中都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诚如18世纪启蒙哲人伏尔泰那个辛辣的讽刺，一位贵妇人会为剧场舞台上演出的悲剧感动得涕泗横流，但却对门外寒风中等待她而瑟瑟发抖的可怜车夫不闻不问。因为舞台上悲剧中男女主角是跟她一样的贵族男女，而车夫却属于另一个阶层。

人们只会对那些涉及自身利害的事情才会感同身受，产生共情，因为这也同样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对那些距离自己太过遥远的事情，比如蝗灾，则可以拿来当作噱头开开玩笑。当然，前提必然是自己处在一个与灾难保持距离的安全区域内，才能获得开玩笑的资本。就像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赶工加点兴建时，那些工地上忙碌穿梭的机车居然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一样，躲在电脑屏幕后面的好事网友们自诩云监工，还给那些机车起了小红、小蓝之类的昵称，仿佛那些机车是某种电脑游戏中的角色一样。电脑前的欢乐气氛与工地上争分夺秒的紧张施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人们忘记了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一场为抢救生命与时间进行的紧张赛跑。

就像一位身处武汉的朋友语气激愤却不失道理的批评所言：“数以百计的危重病人就两座医院赶紧建好转移过去，心急如焚，这些外面的人居然把它当成是打怪升级的游戏。”对武汉之外那些兴奋的网友来说，他们并非不能理解身处灾难中心的等待救命的武汉民众心中的焦虑和企盼——从企盼两座医院尽快建成的角度来讲，两者的心愿是相同的，但毕竟，他们与灾难中心有着时空的距离，在同情与共情之间，玩笑仍然能占据一席之地。

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拿灾难当玩笑的欢乐心态的来源，正在于人们自信手中已经握有解决灾难的最佳方案。

02

笑对灾难，

而不是将灾难当成玩笑

蝗灾来了，那就把它吃掉！

诚如开头所言，无论是最开始的按需分配吃蝗虫，还是通过吃鸭子变相吃蝗虫。这些玩笑都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人们相信解决灾难的绝佳方案已经握在掌中，只需依样实施即可。随着国内疫情的明显好转和国外疫情的不断扩散，这种兴奋情绪也从虚构的蝗灾蔓延到了这场人类对瘟疫的会战之中。一如蝗灾的消息挑动着兴奋的网友“献言献策”用肠胃解决袭来的飞蝗。“抄作业”被用调侃的语气提出来，并且成为几天来的网络热词。一些媒体甚至打着“抄作业”的旗号，对国外防控疫情的方式痛加贬损，嘲讽他们应该赶紧来照搬中国防疫模式“抄作业”。

且不论各国的疫情和国情各有不同，处理方式自然各有区别，不可能对一国经验依样照搬，乃是最基本的常识。仅仅是“抄作业”这三个近乎玩笑的字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那些仍然在防疫前线奋力拼搏的勇士们的深深亵渎。在他们看来，这场已经夺去了数千人生命，让数万人身困病魔，上亿人被迫封闭家中，全国经济几乎停摆的巨大灾难，不过是老师课后出的习题。“作业”这个词，同样也将千百名医务工作者奋不顾身的努力和整个国家付出的巨大代价，轻描淡写地简化为一份要完成的试卷而已。

将灾难当成玩笑的最大悲剧，就是让人忽略了灾难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就像用吃蝗虫来消灭蝗灾的玩笑一样，诚然，作为一名天津人，不得不承认蝗虫确实是津门一道闻名遐迩的独门小吃。天津人将蝗虫称之为“蚂蚱”。以油炸的烹饪方式味道最佳。近世美食老饕唐鲁孙先生在他的随笔中，特别赞誉鄙乡这套风味小吃，令人读来口舌生津：

“烙饼卷蚂蚱也是天津独有的吃法，所谓蚂蚱，其实就是专啃五谷的蝗虫。蚂蚱到了秋凉产卵期，一肚子都是蚂蚱仔儿，公蚂蚱没人吃，专拣带仔儿的雌蚂蚱，摘去翅膀，掐下大腿，留下一肚子仔儿的胖身子，放入油锅炸得焦黄，然后捞起沥干油，撒上细盐，用葱花酱油一拌，摊在饼上卷起来吃，又香又酥，实在是人间一大美味。”

唐鲁孙还特别引用天津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的笑谈，证明天津人对炸蚂蚱的喜爱：“炸蚂蚱撒上花椒盐来下酒，有人请我上义和顺吃俄国大菜，我也不去。”但笑谈毕竟是笑谈，炸蚂蚱纵使美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美味就像是灾难中的一句笑谈，并不能将视同灾难本身，更不能让人就此忽略灾难背后的巨大代价。吃蚂蚱并非老饕乐兹在兹刻意搜求的美食，而是灾难中灾民匍匐求生的无奈之举。

第一个吃蚂蚱的人必然不是因为它的美味，而是因为它是蝗灾过后饥馑岁月里惟一可以果腹的食物。最早关于民间食用蝗虫的记载出现在784年，这一年夏天关中地区出现大面积蝗灾。《新唐书》记载了饥荒时代百姓如何求生食用蝗虫：“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殣枕道。民蒸蝗，曝，扬去翅足而食之。”

或许有些人会问为何是蒸蝗虫而不是炸蝗虫，明明炸蝗虫的味道更加鲜美。答案很简单，如果有炸蝗虫的油，那百姓也不会被逼到吃蝗虫的地步。那些美味的烹饪方法，几乎都是在丰饶时期诞生的。翻遍古代食谱，你找不到任何一则蝗虫的烹饪方法，由此可知，食用蝗虫绝不是为了满足老饕的癖好，而是饥民的无奈之举。而且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讲，蝗虫对人体而言，本身属于一种异质蛋白，对肠胃功能不好的人来说，食用不慎，刺激所产生的抗原物质进入人体后，有可能会与人体蛋白质相结合，产生过敏反应，引起多器官水肿、腹痛甚至呼吸困难的症状。

饥荒年代的灾民本身就已经饥肠辘辘，肠胃消化能力必然相当低下，为救饥大量食用蝗虫，其结果可想而知。最具有悲剧性的灾难是1359年的元末特大蝗灾，飞蝗“食禾稼草木具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得行，填坑堑皆盈”，饥饿的民众像以往一样捕捉飞蝗为食，但这一次，连飞蝗都吃完了，“则人相食”。

清代《海错图》记载蝗虫乃是虾子所化。明末学者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还举出了四条例证，证明蝗虫是虾子变化的。

美食背后的惨痛代价，一如灾难中的笑话一样，令人心酸。每一次拿灾难当成笑话一笑了之的行为，都是将灾难中牺牲的千万生命的再次埋葬，只不过这一次埋葬他们的，是笑声中的轻忽和遗忘。当然，这并不是说灾难就应该禁绝所有的笑声，只剩下恐慌、悲痛和肃穆。笑声确实是疗治苦痛的一针安慰剂，是带领人走出恐慌和悲痛继续跋涉前行的支撑力量，是帮助人们从灾难的阴霾中找寻希望的一道光。哪怕是再惨痛的灾难也不能剥夺人笑的权利。但笑不是笑话，不是灾难来临前的轻蔑和忽视，不是对灾难中的他者的讥笑和嘲讽，不是灾难缓解时取得小胜时的沾沾自喜，更不是灾难过后得意洋洋的高唱凯歌。

这个道理可能很粗浅，但有必要再一次重申这一点：乐观是指笑对灾难，而不是拿灾难当成玩笑。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特别感谢“博物君”张辰亮先生提供的有关蝗灾防治方面的相关资料和文章，特此致谢。撰文：李夏恩；编辑：走走；校对：何燕。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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