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区日记:如果我这次撑到最后,全是凭借愤怒

曉宇 2020-02-02 08:51:09

交通停止后,我督促安娜联系大使馆。她是英德的双国籍,我希望她把孩子带出去。一开始,她没当作急事,登记了信息。她异常镇定,比我们逆来顺受,说,没关系,从十二月逃到现在,我已视作常态。半年前,我们从英国搬去澳大利亚。年底,受山火威胁,闭在家中,外面是浓烟。一月初,回到武汉,又一次经历口罩脱销。她按部就班地在延长禁闭里的生活。

先是美国撤侨消息,包机。后是法国撤侨,包车,到长沙。安娜说,怎么落后法国人。她给德国大使馆追去几封信,又联系英国使馆。德国人说,我们正在密切的沟通中。英国人说,我们暂无撤侨的计划。此后,“密切的沟通”成了日常的笑话,代指语焉不详的阻力和困难。

安娜的焦虑始于大年初二,一月二十六日,广西两岁的小孩确诊。我们的孩子还没到三岁。此前,我们口中说,不会传染小孩,给心里安慰,谁都不敢确信。病毒终究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安娜的父母在德国,他们不眠,每日电话和邮件。

英国启动了撤侨的计划,安娜打电话,录入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她说,我把你的信息写进去了,他们说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说,安娜,如果你们能走,我会留下来。我父母,姥姥,还在。年轻人最有可能扛过病毒,我要留下来,直到封锁结束。安娜说,我能理解。家里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父亲说,能走一个是一个。你留下来,能干什么。我说,我要蹭长假期。母亲问,你留下来到底有什么目的。父亲答,他不想被人说是逃兵。我说,难得休息一阵,你们成人之美吧。

我们担心飞机上交叉感染,落地后的两周隔离。安娜说,从澳大利亚到武汉,在家一个多月。从武汉封城算起,快一星期。回去再隔离两周,孩子会疯的。他那么讨厌医院。安娜每想到此,情绪激动,信仰也无法安抚。她说,起初我想,这些遭遇不是针对我,不止我一人,现在我越来觉得,可能就是对我。每一次看似不理智的恐慌,到了最后,被证实是合情合理。

我说,你别急,不是你能改变的,你一直冷静,要稳住。

她说,你不能教人不急,我能撑得住一时,可不能一直这样撑下去。如果我们早点知情,早点离开,完全可以避免这一切。现在说这些都为时已晚。我厌恶这样的懦弱,我的懦弱,公众的懦弱,所有人的懦弱。如果我这次撑到最后,全是凭借愤怒。

我说,我不觉得这里谁是懦弱的。你看,大家努力继续生活,医生和护士在前线。要是我们都留下,我也不会太担心。

她说,我不是指的这些。是我们在危机中的恐慌,失去逻辑,扔掉理智。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国际上武汉肺炎的报道。

我一直没有接触境外新闻。这和以往对待事件的态度截然相反。可能是每日信息过载,可能是身处暴风眼,觉得没必要。我甚至不知从哪天起,武汉成为国际焦点。我开始在早上阅读国外报道,憋的一口气,不比晚上看国内新闻少。

不像是写一场灾难,而是写一场天谴:病毒是饮食习惯和政治文化的报应。撤侨的讨论,质疑为什么有人去武汉,希望回来的人被隔绝得远一点,久一点,以免举国之灾。当局放弃快速检测和居家隔离,对归国者强制隔离,限制外人入境,安抚公众的情绪。

我明白了安娜所说的懦弱。我担心,即便安全离开,孩子也要因为身份,受到不明的敌意和排斥。有那么一刻,我心里说,还不如留下来算了,但即刻又放弃了这个赌气的念头。

母亲说,我们生活在其中,反而没有那么的紧张。死亡离我们更近,认识的人确诊,疑似,但没人谈起死亡时,觉得它会立刻临到自己头上。我们紧张时,想的尽是,家里谁感染了,朋友谁感染了,怎么办。即便感染,想到的也是,坏了,亲人和朋友要怎么办,接触的那些人呢。疫区外的人,担心的死亡,尽是直扑自己来的。仿佛只有这样,恐惧才是真切的。我们和所有人一样,读到个体故事,但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不是否认那些绝望的经历,而是它们离我们近。

撤侨安排,一波三折。一月二十八日,德国派军机来的请求被拒。完了,安娜说,德国人不会来了。她再去联系英国,发现名字被录错了。对方很礼貌地表示歉意,再次录入信息。连着两天,安娜挂在嘴边的话是,法国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两个祖国落后了邻国。她终日在房间里打电话,发邮件,不放过一条小道消息。她的父母俨然是生活在中国的时区了。

终于, 一家人看《别告诉她》时,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们等她的宣告。

德国人要来了,她说,但是,我们要被强制隔离两周。麻烦不止于此,离开的人要医学检查,有症状则不能走。没有说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英国撤侨飞机想在二十九号起飞,在机场被困两天,争论的焦点是孩子与家属问题。中方不放行凡是有中国国籍的人,英国德国坚持保全家庭的原则。我对父母说,你看,白讨论了这么久,国人本来就是走不掉的。

母亲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儿童用,向内折,用线缝上。父亲找开车去机场的上报机构。安娜不情愿地签下了强制隔离的同意书。我为隔离期间准备儿童电影。在此之前,我们竭尽全力,守住不看电视的原则。编织室内活动,熬过白天。

狗与小孩最难理解禁足的理由,他们尤为无聊和烦躁。孩子的词汇日益见长,在澳洲学会“大火”,在武汉学会了“咳嗽”和“口罩”。他惊奇地发现,我们在为出行准备大量日常限额的饼干和电影。我说,这是中国新年,还没有过完。

德国飞机临时提前一天,要八点前到机场。安娜早上起来,厨房放《图兰朵》。我说,需要这么煽情吗。她说,这会是漫长的战役。一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出发。红绿灯遇到飙车的摩托。两辆车,一左一右,在空旷的大路上疾驰。这周,交警日夜不息地追捕飙车党,证明交通秩序未因疫情坍塌。手持名单的检查员在机场收费站,确认后再过军队的岗。门口的防爆检测变成了体温测试。出发大厅里有韩国人,印度人,孟加拉人,斯里兰卡人,土耳其人,德国人。我多天没见过这么多的人。

韩国人最多,他们占住空闲的服务台,做乘客的登记。三名德国官员出现了,穿橙色马甲。他们先打探了南航空无一人的服务台,但认为即便是非常时刻的占用还是不妥。消失了十分钟后,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中式的木桌,两把椅子。从包里,掏出德国国旗放在桌角,开始登记。多亏英国人前面的拉锯,孩子家属今天都可以上飞机。我们心中卸下一块石。

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飞机有没有停在玻璃的另一端。体检不过的人,被全身防护服的医生领到门口的救护车。时间从八点到了十一点,孩子在机场跑乏,也不愿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车上睡觉,远离机场人群。他非让我抱他在前座睡。过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机响起。三点半,没有一点进展。机场冷飕飕的。起初防护严密的人群,这时候被击垮,他们摘下口罩和手套,敞开地吃零食和泡面。又这样过了两个小时,安娜说,再这样待下去,健康人也要生出病来。

韩国人走了,然后是孟加拉人,最后只剩下德国人和土耳其人。我们把行李登记,开始排队体检。

你要去把他抱出来了,我说。

外面已不是彻底的黑,天空开始出现轮廓。安娜怀中的他,穿着红色的袄子,像一团火,睁开眼睛说,回家,爷爷奶奶家。我们没人搭话。我说,我这次不陪你和妈妈了,要是妈妈不让你看佩奇,你打电话给我。他说,一起走。我对安娜说,你没给他打预防针吗。安娜说,行事匆忙,没顾得上。

我们没有过多的告别,两天没怎么休息,口干舌燥,头昏脑胀。我对安娜说,你最终还是冷静了,你还一直克制对中方的批评。她说,你们自己人说得够多了。我说,说不定我们下周解除封禁,比你出来的还快些。她说,那我会怒得出离。你好好睡觉,明天可以睡到十点醒了。我说,行了,你们走吧。

他们消失在白色和黄色防护服的身影里。

回家,太阳起了。我把口罩丢在垃圾桶,衣服扔进洗衣机,冲澡,两遍肥皂。我全身疲乏,但又十分清醒。换上衣服,像是完成了一件谈不上喜忧和胜败的使命。房间空了,小床和大床的被子整齐叠在床尾。夜灯还在电插板上。枕头上有安娜的头发,她又忘了眼霜。屋子里有洗发水和婴儿润肤露的气息,不久它们又会消失在消毒水的味道里。楼下,玩具散落在客厅,桌上还有没完成的拼图和折纸。晨光应该到了进门的楼梯。在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们允许他拿粉笔,在门口画画,打发时间,对抗无聊。墙壁地砖楼梯上,留下五颜六色。他专注地给台阶上色,描线,先是红色,覆上绿色,再盖上紫色,周而复始,直到太阳落山,我们喊他上楼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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