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过去的路也连接今天:《长安十二时辰》《鹤唳华亭》《大明风华》中的地理历史学
撰文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2019年至2020年,《长安十二时辰》《鹤唳华亭》《大明风华》这三部以唐、宋、明为背景的剧集在优酷相继登场,从布景、服装、道具到剧中人物的生活方式,频频掀起讨论热潮。日前,在优酷于北京举办的“山河万朵”媒体沙龙上,《长安十二时辰》导演曹盾指出,自己和另外两部剧的导演都不自觉地从“中国文化的根上”去寻找东西,三人在各自的家乡故土寻找到了这三部电视剧的文化上与情感上的依据。
《长安十二时辰》反映出的长安高度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城市格局和生活和当今西安重叠,曹盾更进一步,试图在为王朝权力服务的城市当中凸显小人物的魅力,展现长安流传至今的烟火气。当人间烟火通过小人物的故事与性情、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水盆羊肉、火晶柿子展现出来的时候,曹盾无疑也在其中投射了自己对西安城和西安人的眷恋。《鹤唳华亭》的导演杨文军将一个架空的故事敲定在宋朝,并把江南认作这部剧集的“精神家园”。他试图把传统江南文人特性与宋朝风雅融为一体,展现出卢世瑜等江南文人的风骨。山东导演张挺则把今天山东文化当中重视家庭的儒家性情体现在《大明风华》的“明朝一家人”身上,事实上,明朝也正是家庭、族谱和宗族等概念形成的重要转折点。这三部剧集连接古今,将时间上的唐朝、宋朝和明朝串联,与今天地理上的西安、江南、山东呼应,既有真实的历史地理叙事,也是今人的精神原乡景象。
《长安十二时辰》:上元节的时空联通
“天宝三载,上元节西市开市。”《长安十二时辰辰》选择在天宝三载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展开故事,和历史上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和时间规定密切相关。在电视剧一开始,诏书就写道:“自此刻起,直到次日巳时,长安城暂停宵禁,汝等无论来自何方何国,只需一次勘验入市,此后十二时辰内,皆可于坊间自由来往。”在这段时间中,城内百姓欢呼雀跃,家家户户挂起灯笼,市场也一下子沸腾起来,这一狂欢也给狼卫在上元节晚上制造混乱提供了可乘之机。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是白居易易《登观音台望城》,描写的正是《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唐长安城。隋唐长安是第一个具有中轴线的统一王朝的大都城,它是中国古代建城史的范本,影响了了后来的宋开封、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认为长安城的设计规划本身体现出极强的宇宙论意义:“近代前国家的王都,大都是作为与上天对应的宇宙之都,”有很强的象征功能和神话意义。比如,唐代长安城整体上的方正形状以及城内布局的规划,符合《周礼》“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中央宫阙、左右民廛”的王都范式。
历史上的长安城有108坊(居民区)和东西二市(商业区),政府通过街鼓制度、门籍制度、宵禁制度、城门启闭制度等控制长安城的空间和时间,通过门籍制度和保甲制度控制使用空间的人。《长安十二时辰》中表现的宵禁制度就十分严格——早上城鼓敲响,坊门开启,居民才能够出来;傍晚城鼓再响时,就要关闭坊门,所有居民都被限制在坊内。妹尾达彦发现,这些关于长安城时间空间的限制规定还贯彻了阴阳五行思想:“人们认为,属于阳性的政务要在上午进行,属于阴性的商业行为要在下午进行,如若不然,阴阳秩序就会被打破,宇宙的运行就会发生障碍。例如担当政治运行核心力量的五品以上高官,被禁止进入市场,高官家中都是由奴仆到市场采购商品的。”
对市民活动时间空间的严格限制,共同塑造了了这座城市的井然秩序。也正因如此,《长安十二时辰》要表现一天中的24小时,只能够设置在上元节。唐玄宗之前只有正月十五这一天开禁,唐玄宗之后把一天放宽为三天。据《大唐新语》和《唐两京新记》记载:每年这天晚上,长安城里都要大放花灯;前后三天,夜间照例不戒严(“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光若昼日”),但是在上元节之外的日子,没有特殊情况夜晚还在坊外大街闲逛的人,就是“犯夜”了。
这样高度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城市格局和生活必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依靠着人为规划和强力维持。正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仇鹿鸣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所言,长安城不是为一般居民服务,而是为王朝权力服务的,“严格整齐的规划是皇权的体现,从地图上看很漂亮,但事实上,居住在长安城里的居民是不是愉快,可以打上问号。”
在活动现场,来自西安的导演曹盾说,唐长安城和他印象中的西安城有不少重叠的部分,“西安有朱雀大道、西市和东市,还有一些坊的名字,地标比较清晰。”在剧中还原唐长安时,他注意到西安南边是南山,剧组选择的70亩地南边也有山,地貌也能够贴合。值得一提的是,和陈凯歌《妖猫传》注重宫廷奢华不同,《长安十二时辰》更加注重唐朝民间的真实生活,虽然长安城的规划是为王朝权力服务,但原著作者和导演却利用上元节期间的时空解禁,展开了一幅唐代社会的三教九流图景,刻画出了多阶层的生活样态,比如做纸船的红秀阿婆、驯骆驼的阿罗约、吹笛子的薛乐工、烙烙胡麻饼的回鹘老罗……当崔器这个人物说出“让我真觉得活得有意思的,就是在长安城里再普通不过的这些人。大家没读过什么书,没有多少钱,也说不上有什么了不得的前途,可他们都在尽心做自己的事”之后,观众也就明白了,剧中主人公拼尽全力也要保住长安这座城市的理由。
《鹤唳华亭》:江南地理与宋朝美学
从暑假档的《长安十二时辰》到11月份的《鹤唳华亭》,观众的视线也从唐朝转移到了宋代。唐宋两个朝代之间发生的变化一直是学术领域的重要课题。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宫崎市定发展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宋代和唐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这是因为宋人的生活与此前中国人的生活截然不同,更加接近于我们现代的生活。例如仇鹿鸣就看到,如果说《长安十二时辰》里坊市制的长安是一个封闭的都市、只有在上元节才会放宽限制,那么北宋首都开封则要自由开放得多——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开封沿街开店、自由穿街走巷的商贩。
由唐到宋的世风之变有其根源。“唐宋变革论”的支持者美国学者包弼德在《斯文》一书指出,科举制度在宋代深入推广,导致从唐到宋控制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发生了改变:从隋唐之初的世家大族到北宋时期的科举文官,再到南宋时期的地方世人精英。《鹤唳华亭》也捕捉了了这样的转变,例如,在剧中,将门之子顾逢恩这个人物就想要脱离世代为官的家族,通过科举功名成为真正的文人官僚。其历史背景在于,可以让子孙获得官职的恩荫制在宋代依然存在,但为了保证士人优先为朝廷服务,朝廷极力倡导尊敬科举出身、歧视恩荫出身。
当《鹤唳华亭》试图展现宋朝美学和文人风骨的时候,导演杨文军把时间上的宋朝对准了地理上的江南。杨文军本人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无锡,耳濡目染都是江南读书人的风貌。他说,虽然剧组把故事设定在北宋,主要发生地未必是江南,但“江南是《鹤唳华亭》的精神家园”。“宋有江南士大夫情怀,那个时代风貌也是我想做的,所以定下来放在宋,”杨文军说。
作家叶兆言曾在一篇题为《江南文人》的文章中梳理过江南文脉。他看到,魏晋时期的江南文化其实继承的是北方文化,直到南宋定都杭州,汉文化的中心完全转移到南方,江南文人扬眉吐气的日子才终于来了。叶兆言发现,有人对《宋史》中的儒林人物进行过统计,浙江一跃为首,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不仅是儒林,当宰相的、写词的、绘画的,都是第一。从那以后的明清到民国,乃至现在,中国文化中都有一股强大的江南势力。
或许正因如此,杨文军在江南文人的气质和宋朝文人之间建立了关联。他认为江南文人中有一种隐逸文化,一方面想要从政,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事,另外一方面又经常受到打击和打压,把对官场和政治的关注转变成对自己身边小小事件——园林、书画等物——的关注,并且随时准备逃回原籍去,戏中一开始就想告老还乡的卢世瑜就是这样一种形象。“江南文人的特性比较安静,一生不争,骨子里又有坚守。”他说,“《鹤唳华亭》这个戏的风骨就是鹤的形象,渴死也不饮盗泉。”
《大明风华》:血脉相连家族史
告别唐宋,2020开年档期迎来了《大明风华》。这部剧虽然也注重宫廷计谋,却与《鹤唳华亭》截然不同。在《<大明风华>:明朝皇室剧里的亲情伦常》一文中,作者曾于里指出,如果说在《鹤唳华亭》里皇帝给太子挖坑跳,变着法子让太子痛苦难受,那么《大明风华》里,朱棣对于朱高炽的情感,更接近于一个严厉的父亲对于一位个性软弱的儿子的不满与不甘。无论是朱棣的表情语气还是太子的态度反应,都更像是家常的训斥,而没有一般皇室剧的肃杀氛围。太子和太子妃之间也像平时的老夫老妻一样斗嘴,你来我往。在日常的嬉笑打闹之间,朱氏一家被塑造成为了中国传统家族的缩影,被戏称为“明朝一家人”。
在戏称背后,明朝时期,中国的家族观念的确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荣休教授柯律格在《大明》一书中提出了“家族时间”的概念,认为这种体验时间的方式体现了世代绵延的过程,家族时间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祖先的画像和牌位。在明代,修建祠堂之风盛行,流布到之前不知祠堂为何物的边缘地区,甚至流传到了后来被称为香港新界的地方——这里最早的一个祠堂是龙跃头的邓氏宗祠,建于1525年,时值明代中叶,恰逢“一个以建立在祠堂祭祀基础之上的血脉关系为根本组织方式的社会正在形成”。
明代大大加强了宗族的重要性。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研究指出,都说中国文化重视家庭,其实,宗族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历史不及一千年。过去人们认为宗族是儒家学说和文人士大夫阶层推广的结果,但是,触发文化转型的深层机制实际上有现实的考量。在明代,亲缘关系作为社会组织的手段发挥了作用,明代的税务体系就建立在亲族关系的基础之上。
《大明风华》的导演张挺来自山东,他对于家族宗族的问题亦有自己的感触。在今天的文化中,山东人常常与儒家性情联系在一起,曲阜孔氏本身就极度重视家族传承,孔氏家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张挺说,山东的地域特征给他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重视家族。“我们家里的人有族谱,挺高的,上面画的是一栋一栋小房子,中间大的房子是男的,旁边小房子是女的,挂一墙。”
张挺说,在《大明风华》中,观众可以看到帝王之间的传承,历经五帝六朝的女主角孙若微串联起了帝王和帝王之间的关系,父子或爷孙,祖先和后人,血脉相连。不仅朱棣要求儿子太孙立下不杀朱家人的誓言,平时皇家一家人的相处模式也显得亲情味儿十足。但是张挺也意识到,“这个家庭之中,每个人都想要抱团取暖,但是谁都做不不到,因为他们都被权力彻底异化了。”张挺由山东故土生出的家族观念,一方面呼应了真实历史上明代宗族关系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映照了今天——尤其是新春之际——游子归乡、共享天伦的情感联结。
和《大明风华》通连古今的意义一样,《长安十二时辰》和《鹤唳华亭》也集合了历史背景、地理因素和现代价值的元素,我们既能够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徜徉于故事和风景,亦能从其改编和延展中看到21世纪的叙事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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