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阅读方式

维舟 2020-01-08 09:49:13

四年前,我曾在“澎湃问吧”开过一个栏目,在线对话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如何读书。在短短两周多时间里,涌来五六百个提问,而其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则是读书究竟应该“专”还是“博”。很多人似乎既想要成为一个“渊博的人”(这在我们社会仍是个很高级的称号),又害怕涉猎庞杂,无法将一门知识钻深吃透,最终一无所获。

这虽然是个伪问题,但就我所知,这确实曾经困扰过许多人——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我自己。我虽然从小偏好文科,但在文史哲内部,却兴趣极为广泛:小时候是古典文学打基础,近现代小说也读了一堆,中学时也曾是“文学少年”,自己尝试填诗作词、写散文小说;此外,我还深信“文史不分家”,对历史也一向沉迷,上大学后又渐渐意识到很多历史现象仅凭史学理论本身无法解释,于是又顺藤摸瓜去找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乃至心理学的书来读。

我当时的知交张晖则全然是另一种类型:他自高中矢志于学,一直有着明确的目标。他极少读现代文学,除了偶尔练笔填词,也不事创作;对历史、哲学等领域,如果相关,他也会翻翻,但始终不离开自己关注的核心,那就是古典文学。如果说我读书是“顺藤摸瓜”式地延伸出去,那他可则说是“竭泽而渔”的方式:专注而穷尽地搜求材料,在高中时他就尽一切可能地购入自己感兴趣的红学研究资料,以及俞平伯、钱钟书的著作和相关材料,也正因此,他后来才能在进大学不久就指出《俞平伯全集》尚有佚作未收录,并在大三就完成《龙榆生先生年谱长编》这一被学界赞誉的论著。

这种差异,无疑与我们各自的秉性有关,也是当时我们切磋时就深深意识到的。高中毕业之际,他去南京,我去厦门,彼此叮嘱看到什么好书,记得为对方留意(我们对彼此家里的藏书都早已了然于胸),但他笑了笑说:“这对你容易,对我可难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你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我不知道帮你买什么书好。

英国思想史学者以赛亚·伯林曾在其名作“刺猬与狐狸”中,引用古希腊谚语“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将不同的思想家、作家划分为两类:狐狸兴趣多元,注重万物之复杂与联结,偏向“渊博”一端;而刺猬却致力于寻求唯一的真知,以不变应万变,崇尚专精。就此而言,我是“狐狸”,而张晖是“刺猬”。类似的话,章学诚也说过:“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或许本身就是我们自身秉性的合理化。

但事情并不就此告终。在我们长久的讨论中,我们都发现了自身的问题所在:我很早就意识到,他因其专注而能阐幽发微,而我所追求的广博,如不收敛,最终可能散漫无归——这也是他作为诤友当面提出过的。只是到了大学之后,他得偿所愿,主攻古典文学,很快声名鹊起,而我误打误撞去读了与自己兴趣完全不相干的专业,术业无专攻,也就愈发顺水漂了。他那时每次见面总劝我读研,我自嘲现在是野狐禅,只由着自己的兴趣读书,他以一贯的犀利毫不客气地说:“确实你不在学界中,这也无可厚非,但你到五十岁也这样?”

那时读到伯林这段文字,我也感觉那个“想当刺猬的狐狸”就像是我自己:“他无论怎么说,都不曾有个整体之见;他不是、他根本不是刺猬;他所见者不是一,而是多,他那苦执困心、逃无可逃、不屈不挠、穿透一切而令他疯狂的清明眼光,看到的是一个比一个细微、一个个充满个性的许多事物。”我那时的困境,甚至还不仅是“怎样读书”,还包含着自我怀疑的“为什么要读书”。在无法向外人道的困苦中,阅读对我而言既是救赎也是泥沼。确实,我也逼着自己读了不少,但却失去了方向,固然积累了不少材料,然而怎样在这积累中找到脉络和线索,让它们勾连起来稍具形状,则无人可以告诉我。那时我已经发现一个危险的境地:如果没有真正深入到具体的理路和论述中去,会发现宏大的谈论并不能带来新知。

张晖的路径则相反,他是专深多年,直到去香港读博,才感受到转型的痛苦。那时本来南京大学想挽留他下来编撰《全清词》,但他致力词学多年,愈发看见其窄小,有次和我当面感慨“难怪前人说‘词是小道’”,因而他坚拒了母校挽留,想拓展自我的视野,看到更开阔的世界。然而此时,他深感痛苦与挫败,因为这个转变远比自己设想的更为艰难。要从词学进入诗学、古典文学,乃至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这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梯度。当然他已有了扎实的基础,但转变仍然不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涉及到范式上的转变,有时甚至导向对自己原有习惯的全面质疑。

多年后他和我说,后悔自己少年时过于专深,其实那时应当博涉群书一点——他竟然也变成了一个“想成为狐狸的刺猬”。在方法上,他首先意识到了自己原先那种“竭泽而渔”的专深阅读方式会陷入两难:一是,材料可能是无穷尽的;二是,如果穷尽了,怎么办?更有甚者,有时如果不转变视角,根本就无法发现“材料”。使他焦虑的另一点是:如果沿着老辈的道路继续向前走下去,那么最多也只是把他们开辟的道路走得更往前一点,却未必能开辟新路,照此旧径攀爬,如何才能超越他们?当然,和我不同的是,他说到底是认为“成为狐狸,才能更好地成为刺猬”,着眼点毕竟仍在后者。

当他以三十六岁的英年早逝,我在漫长的追思中,逐渐看清了我们从少年时代以来走过的道路:如果最初我们都是“循性为学”,那么后来也都不约而同走向“矫性为学”,也就是说,意识到自己秉性与治学中存在的问题,有意识地去矫正它。虽然前些年也有朋友忠告我:“经济学是你知识结构中的一大缺口,如果补上,会很有助于你深入观察社会。”无疑我也很清楚,这些年经济学话语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越发强势,但这两年我愈发意识到人的精力终究有限,不得不稍稍收缩战线,更聚焦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当然,不同的人对这必定有迥然不同的理解。据说金庸在北大演讲时,当被问及怎样才能写好小说时,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多读书,要成为一个杂家”,因为他觉得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好看”。苏珊·桑塔格也从评论家的角度说过:“我的胃口很大,兴趣广泛,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美食家。就随笔而言,我喜欢写些我钦佩的东西。我钦佩的东西数量众多,如果它们未被充分写过,我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认为我无需在苦行与热切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在她看来,“评论”本身类似于西方古典传统中的“博雅”,本身应基于广博的兴趣而生发。

这两者确实不必然对立。宋史前辈邓广铭先生在谈论治学时,也强调“第一就是要博”,然而他所说的博却是指“专业定下来后,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博”——这看起来是“专深”的另一种说法,只是用以反对琐碎割裂的治学之道。唐史学者陆扬则道出了另一重境界:“如果史学工作者也可以分为狐狸和刺猬两个类型,本人无疑属于后者,也就是说只能在一个缩得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聚焦式的工作。不过我读到过一个立陶宛的创始传说,里面提到说上帝一开始曾把大地弄得比天宇还大,多亏一只刺猬的提醒,才把大地缩小到和天宇相称。由此可见,在那只刺猬眼中,大地虽然被缩小了,却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在这里,他其实改变了争论的界定,转而强调“小就是大”,鉴于学术分科之下,每个领域都有无数门道,也许每个刺猬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想法。

这些年来,我曾听很多朋友说,倒是羡慕像我这样可以自由地阅读,而他们苦于学术分科的职业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啃一些其实自己并不喜欢的本专业书籍。当然,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如欲有所发现,原本也早就不像古典人文时代那样,仅凭自己“喜欢”就可以了。但现在的学术分科之深也是事实,就像《北美中国学》中所说的那样,研究上古史与近代史的学者可能从来不会看彼此的成果,甚至不觉得对方是自己同行。我一度向一位专治近代史的学者提起李峰的《西周的灭亡》写得好,得到一个尚属积极的答复:“是吗?倒是从来没读过先秦史的,我找来换换脑子也好。”也许只有我这样的外行才把“历史学”看作是一个统一的门类。

在这样一个遍地是刺猬的时代,狐狸式的阅读方式很可能会被讥为“一英里宽,但只有一英寸深”;但就像几十年前美国大学教育的职业化激发了通识教育一样,当下知识共同体的内部分裂也有必要倡导一下公共阅读。在学术史上,有不少重大变革倒是来自跨学科的“异花授粉”,最出名的无疑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几乎从一开始就漫溢出生物学的边界,对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时是不幸的影响,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曾对人类学研究产生很大冲击的《写文化》一书,不少作者其实原本是搞文学评论的。对条块分割严重的国内学界来说,也许杂交、对话更有其必要。这可以使人们从本专业的洞穴中抬起头来,体验更广阔的时空与现实,促进不同领域的交流对话,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话说,“从根本上来说,阅读行为可能是一次谨慎有度的人类解放和启蒙”。

我相信,狐狸与刺猬最终可以殊途同归。要有所创见与发现,最重要的是积累。没有积累的灵感与聪明,很快将耗尽而无后劲;而那些乍看灵光一闪的创见,其实也无不因深厚的积累而来——在发明创造上,术语称之为“前置技术”。个人或许还有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突发灵感,但如果是一生成就、一门学科、一个社会,则其发展恐怕没有跳跃性可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深入了解有些顶尖学者的学术成就会让人绝望,因为差距并不是他偶然写出了一篇比你更好的论文,而是你和人家之间差着许多年的积累。从这一点上来说,“博”与“专”的对立是虚假的,真正的关键在于,这些知识是否有积累,彼此之间是否产生了结构性关联,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说,“端赖于看出联系的理解”(the understanding that consists in seeing connections)。如果没有积累和关联,那么再多的知识也只是一堆五颜六色的海洋球。

问题是,怎样才能有意识地积累知识?这样的问题意识,本身就是在阅读、在阅历中涌现的,它是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先有了它才开始阅读。正因此,阅读应当带来思考,而不能带来思考的阅读,只不过是一种拜物教。每一次知识领域的范式转型,常常未必是后来者积累了更多东西,而是领先者所积累的东西,忽然之间变得过时乃至没有意义了,率先拥有新意识的后者,就此捕捉到了机会。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不论是哪一种阅读方式,都可以通向全新的视野。托尔金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云游的人并非都迷失方向。”(Not all those who wander are lost.)阅读也是一次云游,但要发现点什么,仅仅云游是不够的,而这最终,是为了通向一种智性的自由。

*已刊“见书”

维舟
作者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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