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代的演出回忆

朱欢尘 2019-11-27 18:10:33

1998年,我读四年级。从乡下小学转到了镇中心小学。转学让我开了不少眼界,譬如这里有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每天放学了大家不能如鸟兽散,而要排队回家,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走在队伍前面,手持小红旗,呼喝指挥,很是威风。这个乡下小学是没有的。中心小学每天要穿校服,戴红领巾和国徽,没有的话就要扣分,丢了还得跟家里要钱再买,这个乡下也没有。不久之后我还见了一次大世面,是县领导要来镇上视察,我们被安排夹道欢迎。我就是那时候学会了秧歌步,到现在还没忘。现在想想,那状况很有些好笑。一众小学生穿红着绿,脸上抹得像猴子屁股,额心还点着一个必不可少的红点,有的腰系彩带,有的手持花环(幸好我是手持花环的那一拨),在马路两旁排排站好,一边扭秧歌步一边舞弄花环一边稚气十足的齐声“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演出,而我的个人演出生涯随后也很快开始了。事情发生的很突然,某天下课时候我忽然被叫到班主任也就是副校长的办公室,正校长也坐在那里,旁边还站着年纪里挺出风头的另外两个女孩。班主任对我手一指,说,那个七子之歌你会唱吧?你唱一遍。我哦了一声,就“你可知Macao,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唱了起来。印象里并没有什么羞怯。完了校长眼睛一亮,指着我说,就她了。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不久之后,我在镇迎澳门回归晚会上独唱了《七子之歌》。按理说这是一件不算小的事情,但奇怪的是,我的脑海里并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只隐隐记得舞台下漆黑一片,而自己紧张中略有一些兴奋。大约从那以后,我开始越来越多的登台,俨然成了一个文娱积极分子之类的存在。大抵在小时候,一个孩子如果曾经登台表演并且表现的不怯场,大人们就会给她更多的机会。各式各样的歌咏比赛,跳舞,诗朗诵,演讲,甚至三句半…在这各式各样的演出中,这个三句半让我记忆尤为深刻。因为即使年幼如我,也隐隐感觉到一股羞耻。

那个三句半从词到曲到二胡和唢呐配乐,都是我们班主任原创的,现在想来,他多少有一点点小才。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以一个孩子的嗅觉,我从来没喜欢过他。我记得那个很长的三句半,第一句是“树上的喜鹊叫喳喳,听咱们说句心里话”,内容是对镇领导的全方位歌功颂德。和我一起唱的还有一个女孩,是当年《七子之歌》落选的女生之一,叫袁芳。也是在这次演出当中,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假唱。在真正演出之前,副班主任已经把我们扮着配乐的演出录制好,叮嘱我们到时候关了话筒跟着张嘴就可以。这让我感到颇不舒服,觉得似乎不被信任,但还是乖乖依从了。结果到真正演出那天晚上,唱到一半,卡带突然没了声音。我和袁芳都愣住了,我只犹豫了一秒,就打开话筒,开始自己唱了起来。袁芳愣了一下,也马上跟上了。我们就这样完成了那次演出。班主任的评价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只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妈说,后半段你们的真实声音,比录出来的好听多了。

小学时代还有一种不算演出的演出,是每周一的升旗仪式。我们学校的惯例是由六年级学生来执行这个任务。四个班级,每个班出一人。我们班是我,二班是袁芳,三班是那时候我暗恋的小春,四班我已经忘了。自从六年级重新分了班,我和小春已经很少见面,于是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对我来说就好像众目睽睽之下隐秘的约会一般。我们各执一个旗角踢着正步往前走,小春在前面,我在后面。歌声响起——“起来!”——我便扬手,将旗子往他的方向高高洒起。红旗在小春和另一个男生的拉拽下缓缓上升,但他们似乎永远都无法配合默契。有时候过快,歌声还没放完旗子已经到顶,大家便只有尴尬的等着时间过去。有时候过慢,国歌只剩一句了距离还差老大一截,他们便狂拉猛拽,国旗在最后一个“前进”里向上猛窜,真如同大跃进。这些小小的乌龙,总引起台下一片笑声。我和所有人一样仰着头,却偷偷的用眼角余光打量小春,心里觉得他实在是可爱。

小学时代的最后一次登台,是代表最新一批入少先队的成员讲话。那年我的班主任已经换成了一个姓赵的女老师,稿子是她亲自写的,我疑惑的问她,可是我早已经是少先队员了呀。她略有些不耐烦的说,这没关系,你就照着背就行了。我只有照做。除此之外,台词之肉麻也令我印象深刻,其中有一句,“戴上红领巾,我激动的几乎要发狂!”每每背到这一句,我都感觉隐隐不适,尤其是后来赵老师还要求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要做一个握拳向上的手势,同时向右跨出半步,以表激动和正能量。在练习的时候,我对这个动作已经表现出来很大障碍,用赵老师的话来说是束手束脚,很不大方,甚至有的时候我干脆就没做。赵老师再三叮嘱我上台可千万别忘了,我最后不辱使命,还是做了这个动作,但该刹那面红耳赤、羞耻到眩晕的感觉成为我对该次登台的唯一记忆。我第一次觉得,登台不全是一件愉快的事,自己的角色如同一个牵线木偶,在被大人们操纵着说他们要我说的话。我不喜欢赵老师,就如同不喜欢上一个副校长班主任一般。说起来他们倒是同路人。也就在那年年底,学校里四处传闻起他们俩“有一腿”的事情,半大孩子们学着大人样子挤眉弄眼,口口相传着怎么从赵老师没关严的门口看到了副校长的皮鞋。

随着渐渐长大,登台演出不再是小学时代那般纯粹喜悦的事情,而伴随着紧张、压力和莫名的羞耻感。我渐渐很少再登台,甚至有一次,在报幕已经到我的时候临阵脱逃。在夜幕下的河边,河水哗啦作响,听着主持人终于放弃叫我的名字,我第一次体会到放弃的失落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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