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找出文化中国？
“寻找文化中国，从良渚文化出发——《文化的江山》新书发布会”于11月10日上周日在中信书店·启皓店召开。
《文化的江山》是独立学者刘刚先生、李冬君女士共同完成的一部中国通史，共3辑12册。近期上市的是第一辑。
作者刘刚和李冬君夫妇都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专攻思想史，其表达不拘泥于成见，不局限于考据，重视贯通式的哲学思辨，善于独立思考。
《文化的江山》最初出版于2009年，刘刚先生和李冬君女士又经10年沉淀打磨，重新梳理从《山海经》时代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历史，将上下两卷扩充成体系完整、思想成熟的12册著作。“文化中国”史观是作者的一个创新，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带来新鲜的视角和无限可能。
以下内容整理自刘刚先生和李冬君女士在《文化的江山》新书发布会中的精彩发言——《寻找文化中国，从良渚文化出发》。
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能分得开吗？
因为按照新儒家的说法，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新儒家说有政统和道统，政统应该是通常所说的王朝中国，道统是文化中国。
我们跟新儒家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文化中国不是道统中国。新儒家无论政统也好道统也好，都是王朝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是道统跟文化结合就叫作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是在王朝中国之外的一个中国。
东方伊甸园与国家起源
很多人说，你认为存在文化中国，那就要把它找出来。文化中国在哪里？
文化中国，它的自然形态是江山，社会形态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民间，历史形态就是文化。
文化中国是一个整体，不是王朝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恰恰每一代王朝都是建立在文化中国基础上的一个阶段。就像在一台戏里面，王朝中国是一台一台的戏，在文化中国这样一个舞台上演出。
这是我2009年提出的一个解说。但是文化中国究竟在哪里？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在这次写作过程中，重点深入到史前去寻找文化中国。
到了史前我们发现，史前的历史是从大暖期开始的。
大暖期里一个天然的共理就是人可以自给自足，活得自由自在。在冰川期过后的大暖期里，人类文明开始成长起来。无所谓东西方，一切都没有分化，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文明。
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文明就开始分化了。
如果我们把大暖期看作一个伊甸园，那就是一个伊甸园时期，东西方各有一个伊甸园。《圣经》里提到的是《创世纪》里的伊甸园，强调的是创造性，赋予了文明的本质。东方也有一个伊甸园，我把它叫作天道伊甸园，它强调的是对天道的顺应，对自然规律的顺应。
人为什么不能继续留在伊甸园里了呢？伊甸园结束之后人往哪里去了呢？
《创世记》给了一个说法：因为人偷吃了禁果。我把这个禁果看作是国家。吃了禁果，选择了国家，伊甸园时代就结束了。国家起源之后，人们很快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相对应的，是国家观念、国家体制，一整套城市文明就出现了。
西方进入了青铜时代，东方中国走向了哪里呢？在东方，人们还愿意在伊甸园多待一会儿，他们走向了玉文化。这是一个玉石分离的时代，就是把石器和玉器分开，从石头里找到玉的时代。
玉石分离的标准是什么？审美。《说文解字》里说：“玉，美石也。”玉和石头的区别在哪里？就在美。人们就用审美的标准来区分这个时代。
从此，东西方分道扬镳。原来都是彩陶文化，都是一体化发展，后来就分离了，西方走向青铜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东方进入玉器时代。
也是在玉器时代里，中国的国家起源和西方的国家起源不一样。
青铜文化的属性，一个是功利性，青铜可以做生产工具；一个是暴力性，它可以做兵器。这种物质属性，反映在国家观念、国家制度和国家本质里。所以政治学里对国家的定义都是国家是一个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
玉文化的物质属性和青铜文化不一样。
首先是审美，玉石分离就附加了一个审美的标准，功利性实际上就结束了。在国家起源的时候，我们在良渚文化里看到了玉器时代国家起源的一个标志，比如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反映礼治文明的国家观念的礼器，像玉琮、玉钺、玉璧。
在这样一套礼器里，玉琮跟神权有关，玉钺和王权有关，玉璧跟什么有关呢？民权。
在良渚文化玉璧里非常普及。在墓葬里，不光贵族大墓里有很多玉璧，在一些平民小墓里也有。玉璧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一样，一个国民，就有一个玉的身份。
良渚人的文化联合之路
良渚人的出行实际上开辟了一条中国最早的玉石之路，从东南到西北形成了一个良渚化的世界。良渚人从东南往西北去了。
良渚人的路线是怎么走的？他们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如果按照王朝文化来定义，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征服。但是良渚人走的是一条文化认同、文化联合的路。这条文化联合之路，首先从太湖流域往北走，过了长江，先跟山东大汶口文化进行联合，这个过程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叫龙山文化。
过去讲考古，一般来说就是两大块，一个是仰韶文化，一个是龙山文化。二者都在中原，区别是一个是彩陶一个是黑陶。
良渚文化刚被发现的时候，人们把良渚文化看成龙山文化在江南的一支。后来随着研究深入，人们发现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在良渚文化里面也发现了黑陶，但是良渚文化的黑陶比龙山文化的黑陶还早，早了将近上千年。
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不是龙山文化在江南的影子，而是相反，龙山文化是良渚文化往中原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
良渚文化由龙山文化再向中原发展，走的也是一条联合的路。龙山文化跟仰韶文化联合形成了庙底沟文化。在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化中国的一个最早的雏形，就在陶寺文化里。
陶寺文化所在地，历史文献记载这个地方叫尧都，就是尧舜治国的所在地。在尧都出现了一个陶罐，陶罐上还有两个字，一个“文”，一个是“邑”，也有人把“邑”读成“尧”。不管这两个字怎么解读，都和文化中国的出现有关，这就和尧舜关联起来了。
在陶寺文化中，我们同样也看到了玉琮、玉钺和玉璧。但是北方对来自江南的良渚文化做了取舍，它取走了由文化认同形成国家并走文化大联合的路，放弃了良渚人的宗教信仰。也就是说，良渚人在北方往实用化方向发展了。
我们看良渚人的神徽，有人说这是一个一神教的神徽。但是良渚人的一神教跟古埃及人的不一样。
古埃及人的一神教信奉太阳神，他是唯一的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神；而在良渚人的神徽上，我们看到的一神教的神是统一性的。
良渚文化的一神教进入中原的时候，它的宗教信仰就在中原的良渚化世界里被扬弃了，因为后来由于家族、血缘的影响，中原的宗教信仰往祖宗神的方向发展，但是良渚化世界里开辟了一个文化认同、形成文化中国的大趋势。
陶寺文化再往西北走，在陕北还有石峁文化。石峁文化处在农牧分界线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农牧分界线上的一次大联合。但是良渚人在这样一个追求的过程中再往前走就走不下去了。
他们在天山走廊遇到了青铜文化。
青铜文化跟玉文化不一样，玉文化里是天下观，天下为公，天下者人人治天下，走到哪儿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青铜文化里有国家观念，有国家主权，玉文化碰到国家，再往前走就很麻烦，所以就打住了。
如何确定王朝国家？
把青铜文化往东传的是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俄罗斯草原上下来的雅利安人，他们驾着马拉战车，带着青铜兵器，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
雅利安人分了三支，一支到了欧洲环地中海、希腊那里；一支到了古巴比伦、埃及；还有一支就是往东方发展。雅利安人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文明古国的世界，文明古国的世界里有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
这个文明古国和我们的文化中国不一样，文明古国发展过来就是王朝国家。王朝国家并不是说拿出一个国家来我们就把它叫作王朝，王朝国家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指标，缺一不可。第一，王朝国家必须是统一的，具有统一性；第二，必须具有专制性；第三，要有世袭性。这三个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王朝国家。
王朝国家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青铜文化带过来的。雅利安人三次发展以后，发展出二希文明。二希文明是对文明古国的一种否定性的发展。雅利安人走的这一路就是对文明古国否定的一路。还有一路，雅利安人把波斯帝国席卷了，其他三个文明古国则在雅利安人发展的浪潮里消亡。
后来，雅利安人往东发展这一支比较奇怪。雅利安人进入天山走廊后碰到了中国的玉文化。天山走廊是一个文明的缓冲带，进入天山走廊以后，雅利安人的杀气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玉文化不是杀戮性的，雅利安人不用过分考虑自身安危，国家安全意识没有那么强，所以雅利安人进来之后，天山走廊和河西走廊反而成为人类文明融合的一个大熔炉。雅利安人在别的地方打得死去活来，进入了天山走廊，雅利安人的主流就走向了融合。
融合了以后，青铜器就不单纯只是工具和功利性的东西了，它走向了非功利性，它是审美的，还是信仰的，它承载着人的精神生活，和之前的青铜器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青铜器到了东方，尤其到了当时的中原一带，和玉文化结合以后，就改变了很多当时在西方的青铜器属性，成为一种祭器，到了商以后就成为礼器了。
青铜文化进入中国，跟后来的丝绸之路一样，是从两条路进来的，一条是西北线，还有一条是西南线。
从西北这一路进来的青铜文化跟玉文化结合，后来就成为中国的一个主流。从西南一路进来的，我们看到的是三星堆的文化。
很多人都觉得三星堆文化很神秘，其实它只是青铜文化的一个原生态，并没有跟中国的玉文化相结合，所以没有得到文化中国对它的认同。因此西南这一路就没有发展起来，从西北进来的这一路就成为一个主流。在主流的齐家文化里面，金玉良缘最先出现，青铜时代基本就到来了。
用青铜文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青铜文化带来的，首先最重要的是带来了王朝国家的观念。这样一个新的国家观念，叫作夏。雅利安人带来的这样一个新的文明体系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观念。在这个文明体系里，除了国家观念还有农业，小麦就是从西边过来的，畜牧业里的马、牛、羊，也是青铜文化带过来的。
在这个新的国家观念出现的过程中，禹非常重要。
禹有两个称呼，一叫越禹，在太湖流域、杭州湾一带；到了西北，甘肃河西走廊这一带，叫戎禹。
大禹治水，治水的源头实际上是甘肃那边。戎禹刚好就处在玉文化和青铜文化结合的时期，他把一种新的国家观念带进来了，我们历史中说禹铸九鼎，他用青铜文化开始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他带来的这个新的国家观念叫作夏，夏是中国最早的西化派。
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里讲到，一种新的国家观念进来以后，传统中国历史里就讲了一个禅让的故事，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要传给皋陶，皋陶太老了不接受，要传给伯益，但是伯益也不接受。王朝史观里面的各种文献对其解读都是，上古之人对权力都有一种清高的姿态，所以就放弃了国家权力。
实际上我们再深入地追问一下，伯益为什么不接受禅让？很有可能是，禹要传给他的国家，同之前的国家已经不一样了。
原来的国家，是禹手下一个联邦式的基于文化认同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种文化中国的国家。文化中国的国家，和禹从西边带过来的王朝类型的国家不一样。大禹从西边带过来的国家观念，和原来从东边生发的国家观念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样的国家不是伯益需要的国家，倒是大禹的儿子启需要的国家。
但是当启真的要施行世袭制，建立王朝国家的时候，伯益又反对。所以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益干启位，启杀之”。王朝中国开始形成。
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了殷墟时期，王朝国家的三个指标，国家的统一性、君主专制和王朝世袭制，基本上都备齐了。按照西方教科书青铜文化中国家的标准，青铜、城市、文字、国家，等等，各项指标也备齐了。到了殷墟时期，王朝中国就出现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就是一条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相结合的道路。
儒家之所以能够在这样一个历史道路中占据主导地位，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条历史道路的开创者和主导者。其他的，比如法家，是绝对的王朝中国派，把文化叫“五蠹”，要在国家制度里把文化中国的因素都排除出去，一个也不留。另外还有墨家，墨家代表的是完全的文化中国派，从来不接受世袭制，主张的是尚贤制，还是保留了尧舜之道的传统。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尚贤等，还是玉文化里产生的思想。
孔子说“祖述尧舜”，针对的是文化中国，“宪章文武”针对的是王朝中国。“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属于王朝时代，那是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结合最好的时代，是用文化中国为王朝中国立宪的一个时代。王朝中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必须要有文化中国来抚育，这是孔子对中国在这条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贡献。
刚才我们已经从良渚文化出发，把文化中国的来源大概梳理了一下，讲了中国在国家的路口处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一再提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把文化中国找出来？
这是一个历史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方法论，怎么去解释历史。
我们的史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比如孔子在编辑《春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有五百多个国家，但是能够录入《春秋》的为什么只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就是因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有他的选择标准。这就涉及史观问题、方法论问题、价值判断问题。
所以在这里我们找到的是，怎么看待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怎么建构它的一个方法。
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不是道统和政统的问题，道统和政统还是王朝中国的辩证。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的确始终交织重叠在一起，而且各自肩负着中国文明的传承。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格局下，企业家、教育家……每个人都在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出发，想的还是文化中国的问题。
8000—6000年前，是中国《山海经》的神话传说时代，当与考古和艺术资料结合考察时，河姆渡的伊甸园、史前闽越人的生活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而6000—4000年前北方的彩陶文化和南方的玉文化，经由良渚人从东南到西北的扩散，构建了一个良渚化世界，这就是一个以玉作为核心的礼制文明和审美国度——文化中国。这是文化中国的源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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