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北大退学后

真实故事计划 2019-10-23 11:33:53

考上清华北大,常被视作一个人能在20岁前取得的最大成绩。但现实里,却有一些年轻人拿到最高奖品后,选择罢手,怀着各种原因提前离开了Top2学府。从巅峰落下来,清北退学生们经历了什么,人生又会错过些什么?

余尧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退学复读没能重返北大,我仍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路

我以前相信,生活中会出现一些事物指引前路。一度,我选择北大作为指引我前路的存在,结果我却失败了。

我高中就读于湖北省一所老牌重点中学。高二,我参加了北大的综合营,那让我对北大产生好感。后来高考,我梦想考上北大元培学院,结果我的分数不够上北大本部,要上北大,唯一的选择只剩北大医学部。北大医学部由北京大学兼并北京医科大学而来,独立划定分数线,录取分数比其他学院低20分。

我此前从未考虑过学医。回头看,我那时想上北大的愿望太过强烈了。咨询了在北大医学部药学院就读的学长,又搜索了这一专业的相关信息后,我对药学的任务量、发展方向和就业前景都有了解,决定试一试。

我们专业的实验课课时长,生物和化学实验常常一做就是一整天。我做实验速度总比别人慢,长此以往,我逐渐产生了挫败感,开始怀疑自己对这个学科其实不感兴趣。

那之后,我去旁听了很多其他学院的课,包括数学、经济学、计算机等。和本专业不同,这些学科都能让我从思考中获得乐趣。我无法勉强自己继续读药学,因此动了转专业的念头。

咨询过学校相关规定后,我发现医学部只能内部转专业。我对医学部专业没有兴趣,又不愿意等4年后通过考研换专业,因此,退学复读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就这样,我从北大退学,回到原来的高中复读。在北大医学部,大一退学的例子并不少见,很多人为了北京大学的光环选择这里,发现医学并不适合自己,就离开了。

回到高三的第一天,同学就开始问我是从哪所学校退学复读的。我不想向他们解释退学的原因,只简单告诉他们,我从北京的一所一本院校退的学。两三个月后,不知是哪里走漏了风声,大家知道了我是北大退学生的事。年级主任找到我,想把我塑造成榜样。同学们震惊又好奇,跑来问我为什么退学,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理解我的想法,认定没必要和他们解释,从不多做回答。

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他们虽然支持我,却也无法提供有效的建议。每两周左右,出于焦虑或单纯的想念,我会找在北大认识的朋友远程聊天。当初,我们都花了很大精力才考上北大,又曾在北大共处过,他们知道我在北大经历了什么,相信我不用解释太多,他们就能明白我的想法。有个朋友鼓励我说:“等学弟回来。”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复读这件事太恐怖了。我太想考回北大,这个念头可以是动力,但更是压力。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我该吃吃该睡睡,课间还有心情跟同学聊天。第二次高考,我只想着要考回北大,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很少和同学交流。偶尔我会紧张得吃不下饭,还常常失眠。

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很差,还产生了一种预感:我恐怕考不回去了。尽了自己全部努力,效果还比不上前一年,这种感觉太折磨人了。

最终,我考到现在这所武汉双一流大学读计算机专业。一开始,我非常颓废,责怪自己搞砸了一切。时间流逝,我慢慢走出阴影,试着说服自己:从北大退学确实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选择,但选择了它,并不一定就犯了错。

对于未来,我还没有特别具体的目标。计算机的就业前景很好,但我告诉自己,如果只是为了混过四年大学毕业找工作,过上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当初根本没有必要退学。我得继续坚持,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图|在北大教学楼前拍摄的黄昏

周见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4岁考上北大的“神童”:以当时的心智,被退学是必然的

我第一次考上北大是2004年,那时我才14岁。媒体称我为“神童”。大人总是这样,追捧孩子超乎同龄人的智商和学识,称之为“神童”。他们也总是忽略,即使具备了超乎同龄人的智识,大部分“神童”终归是孩童心智,很难支撑他们做出成熟决策。

我8岁就学完了小学知识,到初中旁听。周围都是12、13岁的同学,我和他们年龄相差太大,所以,我习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逐渐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10岁我进入高中跟班上课。父母担心我无法适应宿舍生活,给我在校外租了房子住,定期探望我。他们给我添置了一台电脑,我很快迷上了电脑游戏,经常偷偷打游戏到半夜两点,直到高三才收敛一些。

高考后,我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录取。起初一两个月,我还坚持和室友一起去上课、自习。渐渐地,我发现大学不像在高中,可以通过阶段性考试、老师和父母的评价得到及时反馈,相当于一种督促。在我们专业,就算不上课不写作业也不会有人催你,加上我当时才15岁,心智不成熟,还不懂得要顾及后果。于是,我越来越懒得学习,长时间待在宿舍打游戏,与电脑相伴。

室友不会直接劝我,只是时不时邀请我去上课,助教和老师也从没因我缺课找过我。没有人约束,第二学期,我直接缺席了期中考试,期末考也没经过任何准备就参考了。

期末考一结束我就回了家。北大的考试是一科一科出成绩,成绩还没出完,教务老师的电话就打到我家了。我父母接了电话,挂断后把教务老师的话转告给我,他说,再挂一科我就会被退学。

我没看过校规校纪,不知道挂掉一定数量的考试,会让我被强制退学。生活在一瞬间失控了,我心里知道,下一门课成绩出来一定也是挂科。

父亲连夜收拾行李,第二天就带我坐火车往北京赶,去问教务老师如何避免被退学。脾气暴躁的父亲,在进京的火车上反常地一言不发。

教务老师告诉我父亲,继续挂科,按照学校规定只有退学一条路。于是,我回到宿舍写了退学申请。父亲在一旁帮着我收拾东西。我只带走了小部分私人物品,大部分物件都留给了室友。

被强制退学,我有些沮丧,但并未丧失希望。我回到高三后依旧相信我能考回北大,但父母的神经却紧绷了很多。他们把电脑从我房间里搬走,频繁跟老师打听我在学校的表现,有时比我还提前知道成绩。

我高三成绩稳定,最终再次考上北大,依旧选择了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这次,我一入学就看了校规,退学的死线已经改成“连续两学期绩点2.0以下”。我感觉奇妙,如果我第一次上北大时是这个规定,我那学期也就不会被退学——大概还能多读一学期。

经历了退学,我做事会更加考虑后果。重新进入北大,对计算机感兴趣的我铆足了劲学专业课,不感兴趣的英语、政治课,也尽量让绩点保持2.0以上。期末临近时,我有时会发现某一科复习不过来有可能挂科,这时我就会到教务处申请该门课缓考,多准备一些时间。就这样,我顺利完成了规定的课程,修完规定学分,成功避免了二度退学。

本科毕业后,我顺利升学硕士研究生。2013年硕士研究生阶段最后一年,我通过了Facebook的校招,到美国工作。

年龄增长、阅历增加,我日渐开朗。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以第一次上大学那种心智,被退学是很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秦白川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从北大退学后,他自我隔绝逾10年

2009年天气开始转冷的时候,我和我爸还有我大爷一块在家吃饭。大爷说,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秦白川,被北京大学劝退了。当时我表哥在北大录取分数最高的院系之一读大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不相信,觉得这不可能。

我从小成绩差,而表哥始终是全家人的希望和骄傲。表哥从小成绩好,还很有商业头脑。我放假还窝在家里打游戏的时候,他从初中起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一开始他帮商家发传单,高中开始卖手机,大学开学时,他批发了一些床单和被罩拿到学校里卖。从小到大,爸妈一直拿他当我的榜样。

2008年表哥考上北大时,表哥的爸妈虽然嘴上说进了北大也不一定有出息,和朋友提起表哥,总是满脸笑意。没想到表哥刚上大二,我大爷就接到表哥辅导员的电话,让他带表哥去医院做精神鉴定。

根据辅导员的说法,表哥是因人际关系恶化,逐渐产生厌学情绪,牵连学习成绩,挂科过多被劝退。

事情的起因是表哥大一时修的一门课。这门课的考试成绩分实践和笔试,我哥实践部分拿了满分,辅导员说这个成绩在北大好几年没出现过,可惜表哥笔试不及格。虽然任课老师综合评价给了及格的总评,但实践和笔试分的落差在同学间引发传言,表哥被同学传为走了后门才免遭挂科的人,尽管他的辅导员求证后为他解释也无济于事。

人言可畏,表哥越来越孤僻。他主动申请了重修、留级,那之后,他渐渐产生厌学情绪,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待在宿舍,不去上课考试,成绩一落千丈。最终由于挂科过多,被校方劝退。

医生诊断表哥一切正常,但我感觉表哥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有一年春节,家里人坐在一块吃年夜饭,别人说说笑笑,他只闷头吃饭。

自从退学后,表哥就变得沉默寡言,家里人跟他说话也不搭理。我的爸爸一开始也帮着想办法开导表哥。但他发现,说一百句一万句,哪怕骂表哥,也不会得到任何回应,有时表哥甚至连看都不看说话的人。表哥的情绪也不稳定。有次我大爷让他给奶奶送水果,多喊了两声,他被逼急了,面无表情说了一句“再让我送我就死咯”。我大爷大妈吓坏了,那段时间都不敢睡觉,生怕他有什么闪失。

我大爷托朋友在保险公司给表哥找了份工作。表哥去了公司,跟谁也不说话,只是坐在工位上,不工作。表哥很快被辞退,我大爷也因此死了让表哥去工作的心。

现在,我大妈把表哥的经历当成丑事,别人要是问多了,她就觉得别人的关心是嘲讽。我大爷则听天由命,总幻想着表哥哪天能自己变回来。至于亲戚们,毕竟不是自己家事,两三年过去,看到表哥的状态一成不变,我们也都放弃了。

表哥1米78的个头,单眼皮高鼻梁,原本又白又瘦,生得俊俏。经过十年颓丧在家,他体重飞速增长,现在得有两百多斤,头小身子大,体态有些滑稽。他成了邻里间茶余饭后的笑谈,邻里都说他——上了北大,学没上完,现在成傻子了。

我不知道那个和我一起长大的机灵男孩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也担心,就算他真的能“好起来”,当他想走出来时,和社会脱轨多年,已经很难再回去了。

张羊 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我和清华室友选择了不同人生,但无分好坏

我高中在西藏内地班就读,内地班有优惠政策,高考单独划线,我考到了西藏内地线的前十名,父母帮我填报了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

清华开学一个月,我就感到到压抑。

从西部到北京,我花了很长时间适应。下了高原空气含氧量渐高,一到北京我就醉氧了,因为浑身困倦无力,我足足睡了三天才逐渐恢复。

除此以外,新的生活作息也给我带来困扰。清华的早课从八点开始,在西藏,我一直早上九点起床,工作、学习到下午五点就停止。所以,面对八点开始的早课,我早起困难,即使能准时赶到教室,状态也很差,根本听不进老师在讲什么。

随着课程进行,我发现别人花一小时学会的东西,我则要花上两三倍时间才能学会,这让我越来越自卑。

我的三个室友要么走科研路线,有的专攻学业,每天,他们早出晚归地待在实验室或是图书馆,我则一个人待在宿舍,对着笔记、录音或是拍下的ppt,努力试图掌握课上内容。我出现了一些精神障碍症状,抗拒与人交流接触,有时甚至难以控制情绪。有时室友与我聊天,我却不太愿意跟他们交流,大多数时候,我都保持沉默,独来独往。

我不愿意离开西藏,内心依然向往着藏区自由自在的生活。小时候在林芝,我和同学下午三点多就会从学校里跑出来,到附近的山上骑牦牛,到了饭点,就一起跑去藏族小孩家吃饭。两相比较下,虽然没有挂科,我也难在学校忍受下去。

进入清华的第五个月,我决定退学。父母一开始十分吃惊,但得知我的想法和精神状态后,他们尊重我的选择。2016年春天,妈妈接我离开北京,带我到成都的医院就诊,我被诊断为人格障碍。

父母本想让我复读之后去西藏大学读书,但退学后,我对学习产生了抗拒心理,所以决定放弃读书。那之后,我想找个地方,先把自己放空。

我联系上父亲在地质勘探队的同事,简单收拾了些衣服,就独自搭车到阿里,跟着他们一头钻进了无人区。

从高中起,我就常设想自己在无人区生活。勘探队条件艰苦,青稞粉做的糌粑泡水就能当饭吃,要休息了就现场自己搭帐篷,适应起来很困难,两个月后,我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跟着勘探队一起绘制地图、到处踩点勘察,我感受到久违的自由。在无人区工作两个月后,我的病情有所好转,便逐渐减少药量,最终停了药。

那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在拉萨开客栈的上海大哥。2018年,我离开无人区后,跟他回到拉萨,在距离布达拉宫不到二十分钟车程的客栈工作。那是一处结合藏汉元素的民宿,上海大哥包我吃住,一个月发我五千多元工资。

每天下午,客栈的院落里总会聚起一群游客喝茶聊天看风景,这时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不像北京,尽管那里人口密集,大家却只是擦肩过客。我逐渐认定,在西藏开客栈才是我真正想过的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晚上还能到纳木错看星星,自由自在,还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今年,我在清华的室友们毕业了。五月份,他们一起到西藏找我玩,那之后我继续留在西藏自己生活,他们则继续回大城市深造,一个保研,两个到国外留学。我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但只要是喜欢的,就分不出好坏。我操纵无人机拍了张合影,我们坐在洁白坚硬的石头上,身后经幡飘扬,蓝天深远。

图|张羊镜头下,转经筒前的老人

(余尧、秦白川、张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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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策划:邢逸旻

编辑:温丽虹

视觉:曾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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