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法纳·埃塞尔:愤怒吧!

Levis 2019-10-20 12:12:41

愤怒吧!

斯特法纳·埃塞尔/文

达米安·塞尔斯/英译

王立秋/译

译自Stéphane Hessel, Indignez-vous !的英译本Time for Outrage(《是时候愤怒了!》)网络版,英译者为Damion Searls。

九十三岁。我已接近生命的最后阶段。终点不远了。幸运的是,我还可以援引我的政治生活的基础:六十六年前的抵抗组织,和抵抗组织的全国委员会计划。多亏了让·穆兰,被占领的法国的所有元素——所有的运动、党派、和联合——才聚集到全国委员会的框架内,共同宣告他们对战斗法国,和唯一得到其认可的领袖,夏尔·戴高乐将军的忠诚。1944年3月15日,当我得知,委员会完成并采纳该计划的时候,我在伦敦,早在1941年3月,我就在那里加入戴高乐的组织了。计划集合了自由法国的各种原则和价值,而今天,它也依然为我们国家的现代民主提供着基础。

今天,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这些原则和价值。确保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值得自豪的社会这件事情,取决于我们,我们所有人。我们要维护的,不是这个不但不给劳动者合法身份、还要驱逐他们,且怀疑移民的社会;不是这个质疑我们的退休金和其他社保收入的社会;不是这个媒体被有钱人握在手中的社会。如果我们真是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的继承人的话,我们是要拒绝支持这些东西的。

在1945年后,在可怕的悲剧过后,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内部的各种力量,实现了对法国的复兴。这个复兴可谓充满了雄心。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抵抗社会呼吁的那个保障网络,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一个保障所有公民,在任何不能以工作谋生的情况下,都能活下去的,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和“允许年老的劳动者有尊严地安享余生的退休金”。能源——电力、天然气、煤矿——和大银行,也国有化了,就像计划提倡的那样:“把被垄断的主要生产资料、共同劳动的果实、能源、矿藏、保险公司和大银行还给国民”;并“建立真正的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制度,这样就意味着,要消除对经济的管理中的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的封建制度”。普遍利益要优先于个别的、特殊的利益,对劳动世界创造的财富的公平分配也要优先于金钱的权力(资本)。抵抗组织提议建立“一种对经济的理性组织,以确保个体的利益服从公共的利益,一种不受仿效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那种专家独裁统治的组织。”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1944-46)承担了实现这个理想的任务。

真正的民主需要出版自由。抵抗组织知道这点,它要求“出版及其相对于政权和金钱的力量,并不受外来影响之自由与光荣。”再一次地,多亏了1944年后颁布的媒体法,这些目标也得到了贯彻。但今天,它们有危险了。

抵抗组织要求“每一个法国儿童都有实打实的,接受最先进教育的机会”,歧视是被禁止的——可2008年提出的改革,却违背了这个计划。青年教师直到今天都拒绝贯彻这些改革,我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看到自己的工资遭到了报复性的削减。他们愤怒,他们“不服从”,他们断定,这些改革对民主共和国的教育理念偏离得太远,太过受制于金钱社会,以及,不能发展出足够创新、批判的精神。

所有这些处在批判组织计划核心的社会权力,今天,都遭到了攻击。

愤怒激励抵抗

他们居然有胆子告诉我们,国家没法再承担这些社会计划的开支了。可是,既然财富的创造自解放以来有了如此巨大的增长——要知道当时的法国,可是一片废墟啊——延续和拓展这些成就的钱,又怎么会缺呢?这只可能是因为,抵抗组织竭力反对的金钱的权力,在如今前所未有地强大、自私和无耻了,并且它的仆从,已经进入了政府高层。现在已经私有化了的银行,看起来主要关注的,也只是它们的利息,只是它们的管理层的巨额工资,而非共同的、整体的利益。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之间的差距从来没有这么大,竞争和资本的流通也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受鼓励。

支撑抵抗组织的动机,是愤怒。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的战斗部队的老兵,号召青年一代继承并发扬抵抗组织及其理念的传统。我们想对你们说:继承传统,继续前进,愤怒起来吧!那些担负政治责任、掌握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威的人,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社会,都不应该撒手不管,或任由我们被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独裁压倒,后者,构成了对和平和民主的最大威胁。

我想让你们,你们每一个人,有理由愤怒。这是宝贵的。在有什么让你愤怒,就像纳粹让我愤怒的时候,那也是你成为强大的、介入的斗士的时候。你会加入历史的运动,伟大的历史潮流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而得以继续流动。历史是朝向更加正义、更加自由的方向的——但这里的自由,并非鸡窝里的狐狸的,猖獗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提出的权利,的确是普世的。当你遇到没有那些权利的人,请同情并帮助他或她获得它们。

两种世界观

在我试图理解是什么引起了法西斯主义以及是什么导致我们被它、被维希政权占领的时候,在我看来,原因在于,自私的富人们,害怕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任由那种恐惧控制了他们。而我们所有人需要的,在过去和在现在,都是一个主动站出来的少数:有这个少数,就够了。我们会成为发起面包的酵母。显然,一个像我这样,生于1917年的老人的经验,和今天的年轻人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我经常要求教师让我跟他们的学生说话。我对他们说:和当时的我们不一样,现在,你们没有那些同样显然的,介入的理由了。对我们来说,抵抗意味着,不接受德国的占领,不接受战败。那是相对简单的事情。所以,才有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去殖民化,和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必须独立。那也是显然的。至于斯大林,1943年,我们都曾为红军战胜纳粹而欢呼雀跃。然而,在得知1936年至1938年期间斯大林搞的大清洗的时候,这点就变得必要而显然了:我们也必须反对这种不能容忍的极权主义。它是必要的,哪怕共产主义平衡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我漫长的一生,稳定而持续地给了我愤怒的理由。

这些理由与其说来自于情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于一个参与、介入的意志。年轻时在高师念书的时候,我就受到了我年长的同学,让-保尔·萨特的影响。在我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恶心》和《墙》,而不是《存在与虚无》。萨特教我们告诉自己,“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个体。”这是一个近乎于无政府主义的信息。人类的责任,不可能交给某种外部的力量,或某个神祗。相反,人必须承担他们个人的、个体的人类的责任。1939年,在我刚进巴黎油街的高师的时候,我还是哲学家黑格尔的虔诚的追随者。我上了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研讨课。他的课程研究了具体的经验,和身体与知觉的关系——在他看来,知觉不是五感,而是意义。不过,我自然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想让一切尽可能地变得可欲——又把我引回了黑格尔。黑格尔主义,把人类漫长的历史诠释为有意义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自由一步又一步前进的历史。历史是由连续的冲击造成的,它就是对连续的挑战的应对和克服。社会进步,并最终,在取得彻底的自由之后,可能实现某种理想形式的民主国家。

当然,有一个历史概念,把自由、竞争的进步,和对“越来越多”的追求,视作一场破坏性的风暴。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描述历史的。那个人,和我父亲一起,把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寻失去的时光》翻译为德文。我说的是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他从瑞士画家,保罗·克利的一幅名叫《新天使》的画中,得出一个悲观的信息。那幅画展示的,是一个张开双臂,仿佛要推开或阻挡本雅明所说的进步风暴的天使。对本雅明——1940年9月,他为逃避纳粹而自杀——来说,历史就是从一场灾难,到下一场灾难的,不可阻挡的进步。

冷漠:最糟糕的态度

的确,今天,愤怒的理由看起来可能不那么清晰了,或者说,世界看起来也更加复杂了。谁管事?谁做决定?要从统治我们的所有力量中选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再是一小撮,有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的计划的精英的问题了。现在,我们以各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关联起来了,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依然是不可接受的。要看到这点,你只要睁开眼睛就行了。我告诉年轻人:只要去看,你就会发现。而这点上,可能的、最糟糕的观点,是那种说,“那又能怎么办;凑合凑合得了”的冷漠。像那样的行为,从你身上夺走了为人最本质的要素之一,那就是:感到愤怒的能力和自由。那种自由,和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可以认出以下两个新的挑战:

(1) 极穷者和极富者之间的,不断扩大的巨大差距。这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一大创新。今天,世界上的极穷者,每天只赚不到两美元。我们不能任由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是这点,就应该让我们介入了。

(2) 人权和这个星球的状态。在解放后,我有幸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于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的夏乐宫,正式通过了这个宣言。作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劳吉尔的幕僚长,我,和其他许多人,被选中参加起草这个宣言。我永远不会忘记埃莉诺·罗斯福、和伦敦自由法国流亡政府的正义与教育委员,和196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勒内·卡桑在表述宣言上起到的作用。我也忘不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成员皮埃尔·孟岱·法郎士,我们是把文本交给他,再由他审阅后递交大会的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事务委员会的。这个委员会包括当时联合国的五十四个成员国,而我是它的秘书。“普世”权利(而不是我们的盎格鲁-萨克森朋友提出的“国际”权利)这个条款,得归功于勒内·卡桑。因为二战结束时的真实问题,是把我们自己,从极权主义掌控人心的威胁中解放出来,而要做到这点,联合国的成员国就得承诺尊重普世的权利。也只有这样,才能预先防止国家在对自己领土上犯下反人类罪时喜欢诉诸的那种“主权完整”的论证。希特勒就是这样干的,作为自家的主人的他相信,他可以搞种族灭绝。世界人权宣言也要归功于人们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普世的嫌恶——但同时,也要归功于我们的在场,要归功于抵抗组织的精神。当时我觉得,我们必须快速行动,以免受胜利者的虚伪影响——他们会提倡对一些没人意图如实贯彻的价值宣誓效忠。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引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五条:“人人有权享有国籍”;和第二十二条:“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译注:引文取自联合国网站。)就算这个宣言只有建议、而非法律的力量,但自1948年以来,它一直起到了有力的作用。我们看到,被殖民的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援引它。它强化了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

我也很高兴看到最近几十年来,像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国际人权联盟和大赦国际这样的NGO和社会运动不但数量变多了,在行动上也越来越活跃。显然,今天,为获得效率,你必须在网络中行动,并利用现代的传播手段,以其他的方式,关联起来。

对年轻人,我要说:看看你的周围,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让你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愤怒——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难民、非法居留者、和罗姆人的!你会看到刺激你,促使你像真正的公民一样行动的,具体的情景。寻找,你就会发现!

为巴勒斯坦而愤怒

今天,最让我感到义愤的是巴勒斯坦,不仅是加沙地带,还有西岸。我愤怒的起点,是勇敢的以色列人对流散人民的呼吁:你们,我们的兄长,来看看我们的领导人吧,看看他们正在把这个国家带往何处,以及,他们是如何遗忘犹太教的基本人道价值的。2002年,我去过加沙和西岸,从那时到2009年,我又去了五次。我认为,每个人都绝对应该读读理查德·戈德斯通2009年9月做的,关于加沙的报告。在报告中,这位南非法官——他本人也是犹太人,事实上,他还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指控以色列军队在其为期三周的“铸铅行动”中“犯下了战争罪行,可能还犯下了反人类罪”。2009年,我为亲眼见证报告描述的场景,而去了加沙。多亏了我们持有的外交护照,我的妻子和我获准入境,但我们的同伴,则没有得到从以色列进入加沙地带或西岸的许可。我们也参观了联合国难民救济工程局1948年建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在那里,超过三百万名巴勒斯坦人——过去四十年来,被以色列先是在1948年到1949年,然后在1967年赶出自己家园的七十五万人的后裔——等待着回不再可能回的家。

至于加沙,那是一个开放的监狱,一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被困在了这里。在这个监狱里,他们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生存下去。比铸铅行动在物理上造成的破坏,比如说对红十字医院的破坏更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加沙人的行动——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对海洋和沙滩的热爱,他们对自己的无数欢笑的孩子的幸福的持续关注。我们震惊于他们天才的,应对所有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短缺的方式。我们看到,他们做砖头,因为他们缺乏重建那成千上万的,被坦克摧毁的房屋所需的水泥。我们亲自确认了,在铸铅行动中,巴勒斯坦方面被杀死了一千四百人——包括女人、儿童和老人——而以色列方面,则只有五十人受伤。我共享那位南非法官的结论。对犹太人自己来说,施行战争罪行也是不可容忍的。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可谓少之又少。

我清楚地意识到,赢得上一次选举的哈马斯,无力阻止这样的行动:作为对加沙人民发现自己所处的孤立和封锁状态的回应,他们肯定会向以色列的村子发射火箭。当然,我认为,恐怖主义是不可接受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当一个国家被无限强于他们的军队占领的时候,人民的反应,不可能只是非暴力的。

向斯德洛特镇发射火箭,符合哈马斯的利益吗?不。这样的行为,对他们的事业来说,是不利的,但我们也应该理解,这样的行为,出自于加沙人的恼怒。在这个“恼怒”概念中,我们必须理解到,暴力,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情景引发的,令人遗憾的后果。我们可以说,恐怖主义,也是一种形式的恼怒。在这里,恼怒是一个负面的术语。我们需要的不是愤慨,而是希望。恼怒是对希望的否定。它是可理解的;我几乎要说,它是自然的。但它依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不允许人们成就希望可以成就的结果。

非暴力:我们必须学会走的路

我坚信,未来属于非暴力,属于不同文化的协调。人类必须清除它在这条路上遭遇的下一个障碍。而在这里,我也同意萨特:我们不能给扔炸弹的恐怖分子借口,但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在1947年的《作家的处境》中”,萨特写道,“我承认,以任何形式展示的暴力,都是一种失败。但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暴力的世界里;哪怕的确,诉诸暴力来与暴力斗争,有施行暴力的危险,这也的确是阻止暴力的唯一方式。”我还要加上,非暴力,是一种更加确定的,阻止暴力的方式。你不能支持恐怖分子,就像萨特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以这个原则的名义做的那样,或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遭受的袭击那样。恐怖主义的暴力不起作用,而萨特本人,最终,在生命的尽头,也质疑了恐怖主义,并怀疑了它的理由。说“暴力不起作用”,比知道该不该谴责那些诉诸暴力的人更重要得多。在这个“起作用”、有效的概念中,蕴含着非暴力的希望。如果像暴力的希望这样的东西存在的话,那它也是存在于吉约姆·阿波利奈尔的诗中(“生命是多么地缓慢/希望是多么地暴力啊”,译注:出自《米拉波桥》),而非存在于政治领域。1980年3月,在去世的三个星期前,萨特承认,“我们必须试图解释今天的世界——它是可怕的——只是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时刻,希望永远是革命和起义的主要力量之一,以及何以我依然觉得,希望就是我的未来概念。”

我们必须意识到,暴力,是对希望的背离。我们必须选择希望而不是暴力——选择非暴力的希望。那是我们必须学会走的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必须谈判,以消除压迫:这样,才能消灭恐怖主义的暴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任由太多的仇恨积累起来。

一个尼尔森·曼德拉、一个马丁·路德·金的信息,在一个走出胜利的极权主义、和冷战的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中,是同样重要的。他们的信息,是希望和信仰的信息,他们表达的,是对现代社会用相互理解、和警觉的耐心来超越冲突的能力的希望和信仰。要做到这点,社会必须以一经侵犯,就会引起愤怒——无论侵犯者是谁——的权利为基础。在这些权利上,我们不能妥协。

走向一场和平的起义

我已经注意到——而且,我也不是唯一一个——以色列政府对[西岸的村子]比勒因公民的反应:这些人每个星期五,都会通过简单地,朝隔离墙的方向游行,来表示抗议,他们既不扔石头、也没动用武力。以色列当局把这些游行描述为“非暴力的恐怖主义”。还不坏……你得是以色列人,才能把非暴力描述为恐怖主义,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不得不为它(这个描述)在获得世界上一切压迫的敌人的支持和理解上的有效而感到尴尬。

西方对生产力的执着,已经使世界陷入一场我们只能通过从根本上,与金融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朝“更多,永远更多”的猛冲决裂,才能逃脱的危机。现在,是时候让对伦理、正义和可持续性的关怀流行起来了。因为我们受到了最严肃的危险的威胁,这些危险有通过使整个星球变得不可居住,而终结人类的实验的力量。

不过,情况依然是,自1948年以来,世界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去殖民化,种族隔离的结束,苏联帝国的瓦解,柏林墙的倒塌。相形之下,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则是一个倒退的时期,这个倒退,部分地,可为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当政,九一一事件,和美国从中得出的,像入侵伊拉克那样的灾难性的结论所揭示。我们遇到了经济危机,但我们并没有提出任何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政治。类似地,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没有促成任何拯救这个星球的,真正的政治行动。我们正处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恐怖,与接下来的几个十年的各种可能性之间的门槛上。然而,我们必须保持希望——我们必须永远心怀希望。上一个十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像1995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关于环境的,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妇女的联合国会议。2000年9月,一百九十一个联合国成员国正式通过了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的八个千年发展目标,其中,他们一致同意,到2015年,要消除全球一半的极端贫困。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奥巴马总统,和欧盟都没能推进他们本应推进的事情——他们本应为基于基本价值的建设阶段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我该怎样总结呢?通过再次回忆,在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计划六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这些抵抗运动、和1940年到1945年自由法国战斗部队的老兵(吕西·奥布拉克、亨利·巴尔托利、达尼埃尔·科尔迪埃、菲利普·德沙特、乔治·甘谷因、莫里斯·克里格-瓦西蒙、丽丝·隆冬、乔治·塞吉、日耳曼纳·狄里翁、让-艾尔·威尔南、莫里斯·乌岱和我本人)在2004年3月8日对年轻一代发出一个呼吁,其中,我们说,“多亏我们在抵抗组织、和反法西斯主义的野蛮的联合国的兄弟姐妹的牺牲,纳粹被打败了。但这个威胁,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我们对不义的愤怒,至今也没变。”

不,这个威胁还没有消失。此外,我们继续呼吁“一场真正和平的,反对那些只给我们的青年提供大众消费的前景,只给对社会最无权的人鄙视,只给文化失忆症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骇人竞争的大众传播工具的起义。”

对将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你们,我们从心底说,

创造就是抵抗。

抵抗就是创造。

Levis
作者Le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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