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刑警抱过同一个婴儿,其中两个被免职,一个再也不和孩子打招呼|老友记30

天才捕手计划 2019-10-18 11:10:42

程警官所在的小城,是当地的毒品中转站,当警察6年,他见过千八百吸毒的人,每年至少亲手抓十来个涉毒人员,老刑警甚至教他,如何从毒贩手里抢孩子。然而,这些年来,给他留下最大心理阴影的就是个1岁孩子的妈妈。这个案子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跟小孩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女人为了不交罚单,把怀里的孩子不断地往交警身上丢,交警接住孩子,女人夺过来又丢。

女人把孩子当成威胁人的工具。

这么多年,父母看待孩子的眼光一直在变化。曾经是养儿防老,后来会觉得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把没实现的愿望转嫁给孩子。现在,可能大多父母都知道,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未来。

父母看待孩子的观念在变好,但可惜还不是所有。

我一个警察朋友说,他最怕嫌疑人利用无辜的孩子。

他所在的小城,是当地的毒品中转站,当警察6年,他见过千八百吸毒的人,每年至少亲手抓十来个涉毒人员,老刑警甚至教他,如何从毒贩手里抢孩子。

然而,这些年来,给他留下最大心理阴影的就是个1岁孩子的妈妈。

这个案子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跟小孩打招呼。

回县公安局的路上,我坐在商务车的中排,怀里抱着一岁多的男婴,满心惆怅。

我没多少抱孩子的经验,原来一岁的孩子这么轻。看着他乱动的手脚,我把孩子搂在胸前,既不敢抱得太紧,又怕他有一点磕碰。

孩子穿着灰色的短袖小衣服,套一条白色开裆裤,还穿了双可爱的红色花纹小鞋子。

他还这么小,但皮肤已经黑黑的了,看来没少跟着母亲在外面风吹日晒。

我心想,他会不会打生下来,就跟着贩毒的母亲一起坐火车穿梭各地了。

此刻,孩子的母亲坐在我们身后,双手戴着手铐,由警察看守。就在刚才,这个年轻的母亲以孩子为掩护进行毒品交易,被我抓了现行。

孩子一路上都很安静,后面的母亲似乎还没从被拘捕的震惊中缓过神来,车厢里只有大人和小孩的呼吸声。

那是2013年7月28日,这一幕已经过去6年。但我依然忘不掉孩子在我怀里时,露出的笑脸。

我当了七年警察,破过很多案子。如果能回到那个起点,我宁愿不接下这个案子,宁愿它没有破。

那个清晨,如果我睡得再沉一点,就能错过线人打来的电话了。

2013年的7月26号的,我迷迷糊糊地听着线人汇报线索:县城里有名吸毒人员“老拐子”,要在两天后的下午接一批海洛因。

我心里很矛盾。那阵子,我们重案队特别忙,根本腾不出多余人手。但毒品案子又没有小事儿。

我想了一会儿,给禁毒中队的队长做了汇报。

那边挺爽快地把活儿接了,但队长说:“程哥,要不你也稍微跟一下?只要人抓住了,后面你就不管了。”

我同意了,但不知道,一个大麻烦就要来了。

28号中午,我穿着便衣站在县火车站的广场上,盯着出站口的方向。

12点40分,火车准时到达。没过多久,一个穿粉色短袖,黑牛仔裤,身后背小包的女人出现在我的视野内——她就是毒贩阿莫,一个西南少数民族的女人。

阿莫身材矮胖,除了左臂露出的纹身,看上去实在太普通。只是她怀里的孩子在我看来,特别扎眼。

我想过很多种抓她的场景,却唯独没想到她贩毒还带着娃。这襁褓中的婴儿在无形之中,给我们的抓捕行动增加了难度。

我曾经接触过阿莫这样的贩毒嫌疑人。孩子对她们而言,就如同一个逃避侦察的“挡箭牌”。

如果警察不能在第一时间把孩子安置好,那对方就会抓紧孩子不撒手,把一场抓捕变成没完没了的扯皮。甚至有些人会专门收养孤儿,拿来威胁警察,就为了“用着不心疼”。

没空让我多想,阿莫已经上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出租车明显绕路,最后停在了一栋大厦的对面。

老拐子已经在此等候了,他眼圈发黑,满脸油光。远处,有两名禁毒中队的民警暗中盯着。

阿莫下车,没有立即和老拐子见面,也没低头看看孩子,而是站在路边张望了好一会儿。她熟悉了环境才慢悠悠地过了马路,跟着老拐子,一前一后,走进两栋大厦之间的小胡同。

这条胡同不深,走不了几步再拐个弯,就有个小停车场。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拐弯处,我悄悄往前摸,一扭头正好看见阿莫。

我冲上去,先一把抢过孩子,再亮出自己的警察证。同事也冲上来,迅速掏出手铐把她反手铐住。

局里的老民警早就教过我,遇到带着孩子的毒贩,抓捕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先抢过来。这样做,不仅嫌疑人更容易被控制,更重要的是,不会伤到无辜的孩子。

阿莫看起来已经吓懵了,她脸色煞白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阿莫带的孩子就像“大场面”。被我抢过来,他没受惊大哭,反倒在我怀里咧开小嘴。

他咯咯笑了,大概以为这是个游戏。

办案中心。我们从阿莫随身背的小包里搜出了500多克海洛因,贩卖这个数量的毒品,最少是无期的量刑。

自打被抓,买家老拐子就满脸挂着“不算个事儿”的表情。因为常年吸毒,他把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摸得门儿清。他很清楚,自己没和阿莫完成交易,顶多尿检过不了,被拉去强戒所关两年。

但阿莫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她之前没有犯罪记录,是头回被捕。孩子是她亲生的,且尚在哺乳期。

和运毒相比,贩毒情节是更严重的罪行。我们想从阿莫这里拿到一份扎实的笔录,就必须排除干扰,尽快通知她的家人把孩子带走。

阿莫的孩子,被我转交给禁毒中队的女民警罗姐和小张来照顾了。孩子一路都不哭不闹,被交到罗姐手上的时候,依然很懂事地看着周围的警察傻笑。

罗姐接过孩子的时候,阿莫没有阻止,只是盯着她发愣。

我不知道阿莫是被抓之后没缓过神,还是作为母亲舍不得孩子,嘴上却不敢说。

接下来,禁毒民警对阿莫的讯问很不顺利。阿莫全程装作无法沟通的样子,哪怕连自己的基本信息都拒绝回答。

在小县城里,我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能和阿莫说家乡话的人。整个下午,民警都不得不和阿莫鸡同鸭讲。

阿莫抓到,这案子我就算是交出去了。但晚上,我还是临时去县局看了一眼,想帮帮忙。

我到的时候,阿莫刚给孩子喂过奶,又重新被拘束在讯问椅上,和对面的两个民警无声地对峙着。我扫了一眼电脑上的记录,有价值的内容基本没有。

“毒品哪来的?”我忍不住问。

“别人塞的。”阿莫说出汉语短句,咬定自己和毒品没关系。

我继续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旅游来了。”

“那你跟老拐子是怎么回事儿?你俩啥关系,为什么他要的毒品会塞到你包里?”

阿莫沉默,再开口,就说起了她的家乡话。

民警私下告诉我,他们每次问到关键问题,阿莫都会这样回避。我们很无奈,当时的情况,就连讯问前的热身阶段都进行不下去了。

晚上10点左右,我们结束讯问,押着阿莫去侯问室休息。倒不是心疼这个毒贩,而是她的孩子还小,该休息了。

侯问室面积不大,进门右手边是看守民警的电脑桌。晚上,罗姐和小张各带两名辅警,负责轮流看守。左边是一大面铁栅栏,背后摆着一把长条凳和一张单人床。

一天折腾下来,这对母子终于有时间相处了。铁栅栏背后,阿莫抱起床上的孩子,轻轻掂了掂,亲昵地哄着。

孩子也伸出小手,试着去抱妈妈。

阿莫的家人已经在赶来接孩子的路上。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了。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心想:如果这间房里没有手铐、栅栏、监控和警察,这对母子互动的场面其实还挺温馨的。

可让我没想的是,第二天一早,禁毒中队的人急冲冲地打来电话:“赶紧回队里,发命案了!”

我刚进大楼,就听见办案区传来女人的哭声。我以为是阿莫的心理防线被攻破了。

电话那头催得急,我顾不得去看阿莫,一进办公室,就感觉气氛不太对。大家都阴沉着脸,不说话。

这是出大事儿了。

“今天早上,阿莫的孩子死了。”队长说。

我震惊。那个就在两天前,我才从阿莫手上抢过来,小心翼翼抱过的孩子,就这么没了?我一时难以消化这个消息的真假。

“命案就是这个事。”打电话叫我来的民警在一旁解释。

侯问室的监控画面出现在办公室的显示器上,画面上的时间,快速倒退着。

早上6点31分,阿莫被孩子的哭声吵醒了。她起身下床,抱起孩子,背对着在门口看守的罗姐,坐在凳子上。

监控正对着阿莫的后背,她做了一个掀起上衣的动作,看样子是在喂奶。我无法看清她怀里的孩子,只能看到阿莫俯下身,用手臂紧紧裹住孩子,右手伸向了孩子的头部。

不好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孩子肉乎乎的小腿悬在空中,猛地踢了好几下。只不过十来秒的功夫,这种费劲的挣扎就停止了。

我看着阿莫放下衣服,把孩子轻轻放在床上,还盖好被子。孩子就像刚吃完奶,满足地睡着了。阿莫直起腰,转过身来,面朝门口,坐回椅子上。

这时,民警小张不在屋里,罗姐以为阿莫喂完了奶,又低头看起了自己的手机。她根本没发现孩子有过短暂的挣扎。

阿莫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铁栅栏旁边,向罗姐借手机。她用普通话说,自己想给母亲打电话,催她赶快过来接孩子回家。

起初,阿莫说话的声音还很轻,渐渐地,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还带着哭腔。罗姐有点慌了,赶紧抢下手机,把阿莫铐了起来。

罗姐突然意识到,侯问室里不太对劲。

阿莫这么大声的哭闹,竟然没吵醒孩子。她进去走到床边,发现孩子的眼皮微微睁着,脸色不太好。她又伸手摸摸孩子的小肚子,一点起伏都没有,没呼吸了。

罗姐慌了,立马就要往门口跑,可她好像又意识到不能让阿莫一个人呆在侯问室里。她朝外面大喊,过了5秒钟,小张跑了进来。

打电话叫120,打电话给领导,她们放下电话,就围着阿莫焦急地问:“刚刚,你到底对孩子做了什么?”

阿莫情绪激动,她看着床上的孩子,突然双腿一软,晕了过去。

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掐死自己的孩子。

然而,县警察局里死了人,这起案件性质完全变了。

领导把案子交给了重案队,阿莫又回到了我的面前。

我脑子里一直想,如果我当初没有接下这个案子,阿莫的孩子还会死在警察局吗?

满脑子都是孩子死亡瞬间的画面,我极度愤怒,甚至怀疑阿莫是故意在装晕。

我去医院找阿莫时,她已经醒了,没哭没闹,就是静静地坐在病床上发愣。一会儿闭着眼,一会儿又睁开。

医生说她的身体机能一切正常。

刚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我们觉得,必须把阿莫放在看守所里才稳妥。

“走。”我对阿莫语气严厉。

她看了我一眼,很麻木,没有任何反应。我只好把她拉起来,戴了前铐。

在去看守所的路上,阿莫一直不吭声。接下来,我们对她进行突击讯问,她却好像已经建好了心理防线。无论我问什么,怎么问,阿莫都只是背靠讯问椅,耷拉着脑袋,一口咬定:“侯问室的空调温度太低,把我的孩子冻死了。”

我们僵持到下午3点多,队长让我赶紧撇下手上的事情回县局,“检察院的人来调查情况了。”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我们县检察院,通常不会这样急着派人出现场。一般都是让当事人自己去检察院。阿莫的事情,可能远比我想象的更严重。

禁毒中队里年轻人多,平时我还没进门,就能听见民警们在说笑。那天,我刚走进他们办公室,就发现罗姐和小张都不见了,其他人坐在沙发上抽烟,不说话,不知道是在等什么。

有人告诉我,罗姐和小张已经被带到另一个办公室,接受检察院的审查了。

随后,我也被叫到两位检察官面前。

按照要求,我把自己从接到线人的情报,到抓捕阿莫安置孩子,一直到刚才带阿莫去看守所的全过程都详细还原了一遍。最后,我还在笔录上签字,按了手印。

出了门,我不禁有些后怕。

我不是担心自己,毕竟整个案子从程序上来讲,没有一点问题。而且阿莫的孩子死的时候,也不是我在当班。只是我没想到,因为我提供的一条普通的贩毒线索,竟然引起了禁毒中队里这么大的震动。

我们小看了阿莫,她的确是个母亲,但也真的是个心狠手辣的毒贩。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坏事终究还是来了。下班前,队长告诉我,检察院已经立案,负责看守阿莫的罗姐和小张被带走了。

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是我接的线索,让罗姐和小张遭遇了横祸。

小张刚入警没多久,是个新人,工作才刚刚起步;罗姐人有亲和力,总是帮忙我们照顾嫌疑人的孩子。我记得带阿莫回局里的那天,我先下了车,对罗姐说:“给,是小孩。”她轻轻接过去,把孩子逗得开心极了。

入警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可我头一次觉得,自己特别无力。

第二天早上,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的预估范围。

市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自带人来我们县。案情分析会上,法医汇报了尸检情况,“孩子并非冻死,而是在生前遭遇了捂堵口鼻,以及扼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

会还没开完,楼下的门卫就闯进来报告:阿莫的母亲带着两个老乡,正在楼下的大厅里又哭又闹,要求见局长。

我赶到楼下,第一次见到了阿莫的母亲。

老太太又瘦又矮,头上戴着一顶很有民族特色的帽子。她和另外两个女人坐在地上,边哭边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

队长把阿莫的母亲请到群众接待室,倒上茶水,把案子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但阿莫母亲却一口咬死:“孩子就是死在你们公安局了,必须赔钱!”

中午,我在院子里发现地上满是被掰开,露出肉馅的包子。门卫大爷说,食堂阿姨怕阿莫母亲她们饿着,特意送了一些现蒸的包子。阿莫母亲非说里面下了毒,不仅扔了包子,还把阿姨给骂哭了。

我们不仅要接受检察院的调查,还得抗住阿莫母亲施加的压力。一时间,大家被夹在中间,情绪都跌到了谷底。

第二天一早,阿莫母亲带着4个女人又来了。一开始,她还听从我们的建议,到接待室等消息。后来,可能是感觉给我们的压力不够,就索性全坐在大厅里哭闹、绝食,累了就直接躺在地上。

我发现,阿莫的母亲不止会闹,还很懂得施压的分寸。

她在局里那么嚣张,却不敢把这件事闹大。既不找媒体,也不上访,只要钱。

她好像知道孩子是被阿莫掐死的。

出事那天,我们打电话催她尽快坐飞机过来,看孩子的尸检情况。可阿莫的母亲明确拒绝了我们,只买了普快火车,一点都不着急。

正常情况下,家属不会拒绝看亲人的遗体,哪怕对尸检没意见,也都想再多看一眼。

更何况,死去的还是那么小、那么乖巧的外孙呢。

现在,我不光要让阿莫对贩毒的行为供认不讳,更要让她供述自己杀了孩子的理由。

那几天,我把时间都耗在了看守所里,想尽办法让阿莫多说一句话。阿莫依旧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有时还故意气我,我问着问着,她会假睡打呼噜。

愁了三天,直到看守所里响起了阿莫的家乡话。

阿莫老家派过来两名民警和3名村干部辅助我们调查。

听到民警用家乡话叫自己的名字,装睡的阿莫有了一点反应。她断断续续地答了几句。案子稍微有了一点点进展,至少我在电脑上把阿莫的基本信息填全了。

然而在孩子死亡的问题上,阿莫依然坚持是侯问室的空调冻死了孩子。

第二天上班,我把阿莫家乡的民警带去看监控回放。

跟着监控里传出的哭声,阿莫的话被一句一句翻译了出来。

“孩子死了,已经死了。”

“孩子被我掐死了。”

“妈妈,孩子死了,现在已经死了。”

“我一时糊涂,生气把孩子弄死了。”

“不能给别人说,你藏得住就藏,别人问孩子是怎么死的,你就说孩子是冻死的。”

我注意到,阿莫似乎没有“常识”,她知道我们听不懂她的家乡话,却不知道这里有监控,她的行为根本无法掩盖。

孩子死亡的瞬间,哪怕一遍,我都不想再多看。听完翻译,我立即联系了看守所所长,请他安排一个阿莫的老乡,给我做“内线”。

我给内线一周时间贴靠阿莫。为了不让阿莫起疑心,我还是照常去看守所,每天准时提审她。

了解阿莫的心理活动,将会是我们讯问的突破口。

读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孤独”是嫌疑人最大的敌人。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在看守所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阿莫果然开始变得脆弱。内线是个大姐,阿莫就经常对她哭诉心里话。

内线说,阿莫的老公因为贩毒,已经被江苏警方抓捕了。

阿莫流着眼泪伸出手,希望能把掐死孩子的手砍掉,惩罚自己。阿莫竟然说:“我要是能出去,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生活。”

贩毒、杀人,她竟然以为自己会被释放?她确实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下的案子会面临什么刑罚。

其实,阿莫知道自己早晚会被警察抓。但真进来了,她又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应对。她状态很糟糕,毒瘾一犯,“脑子就像傻掉了。”

她太愚昧了。

内线从阿莫口中得知,那天早上,孩子的哭声吵醒了阿莫,她突然觉得自己很无助,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完了。

“她决定破罐破摔,先亲手把孩子送走。”内线说。

阿莫的软肋终于暴露了。内线汇报完的第二天,我在去看守所的路上,又收到了一段短视频。

“希望对你们有用。”同事说。

阿莫杀子的真相,终于被揭开。

看守所民警把视频点开,给阿莫看。

刚开始,阿莫闭着眼睛不理,当听到视频中传出熟悉的笑声,她突然挺直腰坐了起来,睁开眼睛,盯着屏幕。

那段视频里,罗姐隔着侯问室的铁栅栏张开双手,笑眯眯地呼唤着孩子。孩子仰起小脸很努力地笑着,他手脚并用,一点点向前爬,眼看着离罗姐和手机镜头越来越近,小脸蛋上的五官也越来越清晰。

铁栅栏的缝隙太小,一岁大的孩子都钻不过来。阿莫好像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依然沉浸在笑声中,仿佛孩子就在自己的面前。

不到20秒,视频结束,屏幕变黑。

阿莫愣了几秒钟,突然失声痛哭。她嘴里呜哇呜哇地说着家乡话,我隔着栅栏递了一张纸巾。

“孩子需要一个真相,我们也知道你是爱孩子的。那天你只不过是头脑发热,你说说吧,孩子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说。

阿莫没吭声,还是痛哭,我们也没有打扰她,就让她一个人尽情发泄。

五六分钟后,阿莫渐渐控制住了情绪,她开口了:“我讲不了太多汉语,希望能有个人翻译,顺便在我身边陪陪我。”

“你想找谁做翻译?”

“就让我同监室的那个大姐来吧。”

她提到内线,我假装思考了一下,同意了。

这次,阿莫不再隐瞒了,她把从运送毒品到杀死孩子的所有事情都交待了。和我们掌握的证据都能对应上。

“为啥要杀自己的孩子?”我突然问出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阿莫的头,突然像失去了支撑一样,歪向左侧,靠着自己肩膀,痛哭不止。内线大姐不住地拍着她的后背,拿着纸巾帮她擦眼泪。

“我感觉自己这辈子应该是出不来了。”阿莫用磕磕绊绊的汉语说,“我还有两个孩子没人管,杀掉小儿子能讹公安局一笔钱,可以把家里的的孩子养大。”

阿莫对于生存的理解,是如此残酷、残忍。

阿莫是在西南边境的大山里长大的。村里人都很穷,年轻人没多少读书的机会,就早早出门打工。

阿莫初中没念完就辍学在家,看姐姐在外地上班,好像很有钱,就跟着一起出去混生活。后来她才知道,姐姐在做毒品生意。

阿莫姐姐贩毒被抓后,姐姐的合伙人在香烟里混入毒品,故意给她吸,把她拉下水。

染上毒瘾后,阿莫的人生就彻底失去了选择权。

她被安排携带一小包一小包的毒品,到各个地方去出售。

我和从阿莫家乡来的民警、村干部聊过阿莫的事情。阿莫的大姐因为贩毒,被执行死刑;二姐要在监狱服刑很久。而这种家庭,他们已经见得太多了。

一位民警很严肃地对我说:“现在,我们的族人在外地留下的印象特别不好。如果家乡的人再不和毒品划清界限,我们很有可能遭到灭族的危险。”

听到这番话,我的心特别受震撼。

虽然我和不少毒贩打过交道,但每次都是面对具体的案子和独立的个体。我从没想过这群人在遭遇什么,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命运又会怎么样。

案子终于有了进展,局里的领导们依然发愁。

局长和阿莫母亲谈判。阿莫母亲上来就要价100万,不给就继续找老乡来闹。她们村干部在中间协调,这笔所谓的“赔偿”,最后以50万谈妥了。

对我们警察来说,这事儿办得很窝囊,但孩子确实是在有人看守的情况下,被阿莫杀死的。

局长是不得已做出的妥协,我知道,他想保护直接负责人罗姐和小张。

罗姐和小张是以涉嫌玩忽职守的罪过被带走的。如果真定了罪,她俩这辈子就完了。

最后,法院认定她们有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她们还是因为这件事丢了工作,后来俩人就去市里合伙开了个饭店。

对她们,我心里一直带着愧疚。有一次我到市里办事的时候,专门去过她们的饭店。稍微让我觉得安慰的是,饭店生意还不错。

但我听说,她们再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自己曾经当过警察。

最让我寒心的是阿莫的母亲。她拿到钱后,连去看守所看一眼女儿都不想。她直接买了当天的返程飞机票,离开了。

阿莫母亲坐着无座普快慢悠悠地过来要钱,又乘着飞机急冲冲地回家。我对此不知该作何感受。

阿莫的案子从检察院移交到法院,因为证据确凿,安排的辩护律师也帮不了太多。阿莫被判处无期徒刑,将继续在监舍里,为自己当初利用孩子的行为,悔恨终生。

这件事,也对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在没遇到阿莫和她的孩子前,我特别喜欢和小孩玩,大家都说我“父爱泛滥”,劝我赶紧生个娃。

慢慢的,我感觉自己变了。再遇到小孩,我不会去主动逗人家,都是出于礼貌,问候算了。

别人的孩子,似乎成了我心里的一处不能轻易触碰的伤疤。

我忘不掉最后一次提审阿莫时的情景。

我问她:“有没有什么话想带给家里人?”

阿莫绝望地看着我,只说了一句话:“让孩子忘了我这个妈妈吧。”

最近,我打电话给阿莫老家的村干部。还是想了解阿莫留在老家的两个孩子,到底过得怎么样了。

村干部说,他已经不知道这一家的情况了。阿莫母亲回去没多久就在县城买了房,他们再也没回过村里的老屋。

我突然觉得这家人有些相似。

阿莫作为母亲,为了讹钱杀死孩子,把做人的底线都丢掉了。但是站在阿莫身后的母亲,同样利用了她,也“杀”死了她。

这个案子,给办案警察程游夏留下了强烈的心理阴影。

出于工作需要,他和连环杀人犯都能坐下来喝杯茶,但这是因为他遇到过的杀人犯里,从没有激情杀人者,人做出了极端的暴力,只要事出有因,程游夏不认同,也多少能理解。

而这个案子,突破了一个刑警对人性理解的底线。阿莫一岁孩子的死,让他再也无法正常面对孩子了。

恶、愚昧、毒品对人性的残害是毁灭性的。

尤其在阿莫的家族里,恶是在传递的,阿莫长大的环境里,像这样的家族甚至还有很多。只是没人会想到,它最终以极端惨烈的形式,留给了最无辜的孩子。

这是故事里,最令人恐惧的。

程游夏最初问我,这个案子压在他心里太久了,他该讲出来吗,又能讲出来吗?

我告诉他,应该讲的,因为这个故事真正的主人公,不是母亲阿莫,而是那个他不知道名字,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名字的一岁孩子。

我会去想,假如真的有天堂,这个孩子会不会写这样一封信给我们——能不能以我的死,让这样的恶到此为止?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老腰花儿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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