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卧虎藏龙》的京味旗俗

满族心 2019-10-14 21:56:10
✪苗丽|辽宁省民族研究所
    摘要:小说《卧虎藏龙》是民国作家王度庐情侠小说的代表之一。本文运用民俗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分析作者对北京城的描述和对旗人风俗文化的再现。

    清末笔记野史记有辛亥革命前后北京旗人生活的潦倒贫困,贵族王孙靠变卖祖产度日,下层旗人更有以纸遮体者,状况凄惨。旗人生计日渐窘困的问题虽然是清末相当一段时间积累而成,但是民国期间反满宣传风行于世,无疑使他们惨淡的生存愈受煎熬。这段历史早已过去,过多纤细的“公正论”不免书生气。社会巨大变迁和“肮脏”名声双重挤压使旗人普遍于公开场合隐匿了自己的旗籍。有为生计在名字前面加上姓氏的,也有违心谎称自己是汉族的。八旗制度彻底倾覆。然而它在几百年间不断发展完善直至旗下人于优越地位中渐次丰富起来的旗人特殊风俗文化却不会即刻消散,仍是形成旗人心理特质的基础,并在民国时期作家的作品中有所体现,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就是其一。
现代作家王度庐于宣统元年(1909)出生在一个北京下层旗人家庭,古老北京城的悠悠韵味和旗人风俗文化融入他生命的前期。小说《卧虎藏龙》就追寻了清朝帝都的风韵,隐晦的描写了那时旗人的特殊风俗文化。

▍一、以“后门里”为叙述中心的清代北京城
    王度庐出生在北京,经历了少年丧父的苦事,与家人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当过眼镜店学徒、小军官当差,读完旧制高小开始利用北京公共图书馆自学。直到1937年,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对这个城市浸润了深厚的情感。当他迫于生计开始卖文糊口时,这种情感自然流露于笔端,北京城的大街小胡同也就跃然纸上了。
    王度庐的家位于“后门里”,即北京城北地安门附近,这个地名直接出现在《卧虎藏龙》中:被耿六娘和玉娇龙收买来负责监视刘泰保的小乞丐头目“长虫小二”就住在后门里的桂家祠堂。《卧虎藏龙》以“北鼓楼”一带为中心,叙述了许多故事。鼓楼西部向北有一条鼓楼西大街,直通德胜门。清末,“步军统领衙门”总领九门防务,衙署就在地安门外显右宫右侧。《卧虎藏龙》中讲到玉娇龙的父亲九门提督玉大人的府第在鼓楼西大街,与文献记载相符。铁贝勒府在鼓楼以东安定门内。捕快蔡九父女落脚在德胜门内靠近城墙的积水潭。德啸峰宅在鼓楼东南东直门内。邱广超府在鼓楼西南西直门内。鲁君佩宅距离邱府不远。大恶人费伯绅城里的住所在西直门内的北城根。《卧虎藏龙》故事叙述起于玉娇龙铁贝勒府夜盗宝剑。线索人物刘泰保初期沿着东起铁府西至积水潭的路线往复侦察,偶尔扩展到南部外城。俞秀莲、李慕白为索宝剑周旋于几个府第之间。玉娇龙为玉家三小姐、鲁家少奶奶的身份时更是只在几个大宅子出入,就是正月十五上元节看花灯也选在鼓楼前。鼓楼离王度庐的家“后门里”不远。他在社会言情小说《古城新月》中曾写到这个地方,《虞美人》中他也把女主人公虞婉兰的住处安排在“后门里纳福胡同”。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中多少都可以找到点作者的影子。《卧虎藏龙》中的体现就是人物住址安排上的“后门里”情节。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北京后,就将内城居民迁往外城,腾出地方,按旗划分驻地,由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居住。北京城形成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墙包围的结构。普通百姓不能进入紫禁城和皇城。内城、外城之间以及对外的交通必须经由“内九外七”十六座城门。第二回写刘泰保夜探蔡家父女后顺便交代了当时的情形:“这前门旁边有不少人都在等着开城,他也蹲在人群里,等了半天,城门就开了。”并且清代天安门与前门之间有一块倒“凸”字形的禁区,东西长安街被隔断不通,百姓需要绕路而行。《卧虎藏龙》以清代为背景,他在人物行走路线等方面的安排上使其符合清代北京城的实际情况。
    以“后门里”为中心,德胜门、安定门、西直门内都是北部内城。作者通过人物行走路线、故事情节把北京的大致方位和几个城门交代清楚。
    东部的朝阳门在这部作品中称为“齐化门”,这是流传下来的元代名称。第十四回写玉娇龙进香巧遇刘泰保夫妇就是在齐化门外的东岳庙。城西南的广安门在这里称为“彰仪门”,是金代古称。第十三回就写到史胖子在彰仪门发现费伯绅、贺颂等出城逃跑,俞秀莲在德府闻讯到蔡湘妹处取双刀,出安定门,“顺着护城河向西往南”,“绕过半边京城”,认准了彰仪门外的大道径往西去。出了正阳门(前门)向南就是外城。前门外繁华之地大栅栏的南面是著名的娼寮集中地“八大胡同”。第七回刘泰保与罗小虎打架的胭脂胡同属八大胡同之列。正阳门向南延伸的前门大街是外城的南北干道,前门大街与骡马市大街的交叉点是珠市口,罗小虎曾在珠市口西的客栈居住,大闹玉娇龙婚礼后的一些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地区。杨健堂的“全兴镖店”也开在前门附近的煤市街,蔡湘妹在父亲死后也在此处的客栈暂住。
    王度庐脑中似乎有一座具体的“清代北京城”,《卧虎藏龙》中城门、地名等大都经得起考证。
    另外,他对北京城的遗迹风景很熟悉,信手拈来,恰当安排入文。比如第一回描述积水潭:“只见一座七八顷宽阔的大湖”,“湖边扶疏地有几十株古柳”,“在湖心偏西有乱石叠成的一座山,就仿佛一座岛似的”,“他晓得这是北京的名胜,文墨人叫它‘净叶湖’,俗名儿叫作‘积水潭’”。第二回写蔡家妇女与碧眼狐狸决斗的场景“走出了关厢,仍然往北,走约二三里,面前就有五六丈高的黄土高坡,这在北京人叫它‘土城’,乃是辽金时代的城垣遗迹。”
    王度庐离开北京卖文糊口是为局势和生计所迫,他的“后门里”、他的北京城已成为生命的底色,融入他的作品中。

▍二、旗俗
    “风俗”就是一定地域人们的特定生存状态,它往往具有某种程式性,同时又有很强的传承性。虽然八旗制度在王度庐出生的宣统元年(1909)就已经宣告崩溃,但是旗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殊风俗和意识却不会即刻消散,还不断地对后人产生影响。王度庐应该也受到了影响。他在一个曲折凄美的故事中夹杂着旗人风俗事象,用以充实文化内涵、丰富人物形象,使作品本身具有地域性的民族特征。这里并非全面地研究,而是从作品中选择与旗人传统文化相关的衣饰、礼仪等几个问题简要论述,以其来考察《卧虎藏龙》所体现出的旗人风俗。
    (一)旗装
    王度庐的侠情小说在人物服饰上通常用墨不多,《卧虎藏龙》中对玉娇龙出场时的描述则是个例外:“她年约十六七岁,细高而窈窕的身儿,身披雪青色的大斗篷,不知道是什么缎的面儿,只觉得灿烂耀眼,大概是银鼠里儿,里面是大红的绣花旗袍。天足,穿的是厚底的,旗人姑娘穿有那种平金刺锦,还带着闪闪的小玻璃镜儿的鞋;头上大概是梳着辫子,辫子当然是藏在斗篷里,只露着黑亮亮的鬓云。鬓边还覆着一枝红绒做成的凤凰,凤凰的嘴还衔着一串亮晶晶的小珍珠。”由此可窥旗装特点一斑。
    1.金头天足。旗人风俗,无论男女都极重头饰,有金头之称:“头上并没戴着两板头,只挽着旗髻,乌云高堆,上戴着珍珠宝玉的首饰,鬓边斜插着一只雪青色的绒凤;凤翅和凤口衔着的垂穗,全是用许多极细小的珠子所串成,头一动就发出光来”。书中第四回写道:“按照旗人的规矩,凡是姑娘在十三四岁时,便要留满了发,而一到十七八岁就要梳头,一梳上了头,就可以有人来提亲。这种头与妇人的发髻无异,只是鬓角稍微有些差别,在家中时是挽着很高的云髻,出外会亲友,赴宴会,游玩等等,还必要戴上那黑缎子扎成的‘两板头’”。所谓“云髻”,是妇人将头发绾髻于头顶部,不同于汉族妇女挽髻于脑后。挽发髻之前是梳辫子的,或辫中系色丝或辫梢系重物以显尊贵。玉娇龙第一次出现在俞秀莲眼中就是“披着红缎子绣花的皮斗篷,露出金钱的辫根,发上斜簪着一只叼着珠儿的红绒凤凰。”而妇女的“两把头”应当是头饰华贵之典型。自第四回之后出现在正式场合的玉娇龙和母亲都是“梳着两板头”“戴了满头的绒花和珠翠”。
    “天足”是相对汉族女子缠过的“小脚”而言的。《建州闻见录》记载:“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要“执鞭驰马”,一副小脚是不可能做到的。汉族女子缠足,相传始于南唐,此风从宫中传到民间,两脚越小越美,有“三寸金莲”为封建世人津津乐道。
小说所涉及的主要旗妇玉娇龙是“天足”,“尤其是下面叠着腿儿,露出一双大足。穿的是浅红色的绫祙,花盆底的平金嵌玉的旗人的女鞋;脚很瘦,可是要穿上一双靴子,也跟男人无异”。这“花盆底”是旗女穿的鞋,鞋子的木底子高为三到五寸不等,其形态如中细下粗的花盆。满族先民本有“削木为履”习俗,木头鞋越做越精致,慢慢发展为一种高跟木底鞋。小说中描绘玉娇龙面貌很美,身姿削瘦,再衬上这宛如现代高跟鞋一般的厚底子,更添挺拔,“如同仙妃一般”了。书中同是会武功的汉族女子,武艺高超的侠女俞绣莲缠足,踏软绳的捕快之女蔡湘妹也穿一双“下边红缎绣着金凤凰的小弓鞋”,袅袅娜娜走起路来自与旗女大不相同。
    2.皮服。满族地域文化决定其喜穿皮毛服装。满族先世“其人起于长白山、松花江之间,夙以射猎为生,与虫蛇猛兽相角,风餐露宿而无苦”。既然以打猎为生,食其肉、衣其皮理所当然。尤其在白雪皑皑、天寒地冻的东北冬季,保暖又抗风的毛皮衣物自然成为首选。入关以后,旗人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愈加改善,而爱好皮衣之风有增无减。九门提督玉瑞的千金玉娇龙也不例外。她一出场披的斗篷是银鼠里,旗袍是银鼠里,雪衣夜行也是“在衣裳上再披一件银狐小皮袄”。旗人穿皮毛非常讲究,皮的种类也非常多,貂皮、狐皮、猞猁皮、小羊皮等等。何人穿着何种皮也有一定规制,视品级而定。王度庐在小说中虽没有赘述,但是凡有玉娇龙服饰描写之处便有皮毛出现也充分表现出了旗人喜皮服的风俗。
    (二) 家庭礼仪风俗
    震钧在《天咫偶闻》中写道:“八旗旧家,礼法最重。”王度庐在第三回中直接写到“旗人家的规矩,凡是小姐、少爷、儿媳,每天晨昏必要到父母的房中请安二次。”虽然“玉娇龙小姐的父亲是位武将,在早先戎马倥偬中便已免去了这项礼节,可是她在晨妆甫毕和每晚临睡之前,还必须来给母亲问安行礼。”可见旗人家庭饮食起居、送往迎来、婚丧嫁娶等等样样都是礼。
    1.见面礼。
    清代旗人礼数,见面要请安。男人请安、磕头,女人请安用蹲礼、摸头把儿礼。《卧虎藏龙》中非富即贵的几个大家庭之间走亲串友,不论亲疏,礼数样样不缺。
    请安礼是旗人最普通的见面礼节,流行在旗人社会各个阶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除了前面提到的晨昏到父母房中请安两次,一般情况下,晚辈见到长辈,下级见到上级,奴才见了主人,平辈之间相见,都要行请安礼。男子请安的样子是施礼人走到受礼人面前,如施礼人穿着官服,先用右手弹下左腕袖头,再用左手弹下右腕的袖头,左腿抢前一步,屈右腿半跪,右手握空心拳下伸。若没有穿官服,施礼人左腿向前迈半步,两腿自然向下弯曲,左手附着左腿的膝盖上,右手下垂,然后起立。一面行礼,一面口里要说“请某某的安”。施礼者对受礼者的所有长辈都要请安。旗人妇女行请安礼与男子不同,施礼者在受礼者面前,双腿并拢,左手心向上,右手心向下,两手相搭,贴到大腿,双膝向下弯曲,成半蹲状,直起身来,便告礼成。第一回中教枪法的杨健堂照例向女主人深深一揖,德大奶奶也照例请了个“旗礼”。第四回玉娇龙与来家里拜年的鲁君佩和鲁母相见,更是请安数次。先是给父亲行礼,接着与未来夫君对请深安,见了鲁太太行礼,给鲁太太道喜请安,为了鲁太太给的家传玉佩深深施礼致谢。无论玉娇龙是何等心高气傲之人,繁琐的礼节是半个也不少。
    跪拜礼也称“跪安”,双膝下跪以头叩地。一是用于神、佛、祖先、及崇拜的对象上;二是卑者对尊者;三是晚辈对长辈;四是奴才对主子。第一回在德大奶奶家,文雄和杨小姑娘夫妇俩见玉娇龙“长跪请安”就是晚辈对长辈行的见面礼。
    抱腰接面礼,用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或朋友、家人久别相见的场合,极尽亲热之意。满族入关前就流行抱见礼。《宁古塔纪略》记载:“久别乍晤,彼此相抱,复执手问安。如幼辈,两手抱其腰,长者用手抚其背而已。”清中叶以后,行抱见礼者越来越少,拉手礼则成为常见的见面礼节。旗人的拉手礼同时伸出双手,不同于今人的单手握手。第四回中鲁太太在玉娇龙行礼后就把她的双手拉住说着关切话表达热情喜爱之意,实际上就是行拉手礼。
    妇女摸鬓角礼分半蹲式、全跪式两种。行礼时,妇女用右手指从眉上额头至鬓角连抚三下,然后点头目视。清中期后,这种礼节逐渐被双手放在左侧腰际、身前屈、腿稍弯施礼所代替了。
    2.尊老风俗。尊老敬老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旗人的自觉行动。卑幼者对尊长者的毕恭毕敬,已经形成为社会风气。其中主要的内容便是孝亲、顺亲,形成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不违父母之命,包括择偶、娶亲也由父母议定。书中玉娇龙早就有了心上人,但她不敢透露半点口风,只在母亲提及婚事时“突然升起了一种惨白的颜色,珠子一般的眼泪在睫毛上沾着,悲戚地摇了摇头。”等见到“肥胖高大的身子穿着官服,胖脸,凹鼻子,小眼,极不成样的一幅面貌,旁边放着四品文官顶戴”的未来夫君,虽然在闺房里摔玉、冷笑、发脾气,但是出去见客时各项礼节悉数周到,甚至“倒情愿下嫁于翰林鲁君佩,作一个庸愚的媳妇,以消除自己内心的苦痛,”,原因只有一个“酬答补报父母养育之恩”。她不光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之后就与鲁君佩拜堂结婚,为了玉家的声誉忍辱待在婆家。即使她以保全家族声誉的方式要要要跳崖要要要离开北京,也没有和心上人长相思守,因为她时刻记着母亲垂殁时的嘱咐要要要以门第为重。她武艺高超可与侠女俞秀莲媲美,她心思细腻能收服大盗“碧眼狐狸”,她崇尚自由向往广阔的新疆草原,但这一切都敌不过自小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孝亲、顺亲始终排在首位,影响终生。
尊老作为一种礼节,书中表现最明显的是玉娇龙去德大奶奶家。第四回德大奶奶问玉娇龙这两日在家做些什么,玉娇龙笑声儿回答:“什么也没做,我是想出来看看五嫂,但又怕五嫂子的事情忙。再说我一来了,少奶奶就要受累!”德家家境富裕仆妇众多,怎么客人来了让少奶奶受累呢?之后吃饭的时候写明确了“德大奶奶跟杨丽芳请玉娇龙坐在首席,俞秀莲坐在次席,德大奶奶作陪;杨丽芳先是不肯坐,后来玉娇龙笑着说:‘少奶奶你也坐下吧,咱们跟一家人是一样,不必讲究哪些规矩礼节!’德大奶奶也向儿媳说声:‘你坐了吧!’杨丽芳这才在最末一个凳儿上坐下。”旗人家庭长幼严明。公婆一日三餐中媳妇要站在一旁侍候,直到用餐完毕。如果公婆吸烟,餐后媳妇还要照例给装烟。杨丽芳是汉族,因为俞秀莲的原因嫁入旗人家庭,德大奶奶对她照顾有加,但是在规矩礼数上不肯差半点,玉娇龙年龄和杨丽芳差不多,但是和德大奶奶一个辈分,所以第一次见面时行跪拜礼,吃饭时也迟迟不上桌。
    3.婚俗。入关前,满族民风淳朴,婚礼也很简单,聘礼多为弓箭鞍马、甲胄之类的,反映了渔猎民族尚武的习俗。入关后受到汉族封建文化影响颇深,婚姻习俗也发生很大变化。据《天咫偶闻》记载,到清中叶,京城满族的婚俗与汉族婚俗在问名、纳采、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方面礼仪已基本一致。但是,从《卧虎藏龙》中看出,旗人婚俗仍保留着部分民族特点。玉娇龙的父亲是“世代的簪缨、当时的显赫”,其婚姻习俗应该是京旗满族中上层社会人家比较典型的形式。
    清朝统治者通过八旗组织,不仅控制八旗官兵,而且控制家属,管理婚姻。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谕:“嗣后凡官员及官员兄弟,诸贝勒下护卫、护卫校护军、骁骑校等女子、寡妇,须赴部报明,部中转问各该管诸贝勒,方准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旗人官兵及其子女的婚姻要由贝勒或者牛录章京决定,违背制度要受处罚。但是入关之后,这种由八旗组织决定婚姻的方式逐渐转变为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做法。即使这样,一般地说,婚姻对象的选择都在旗族内或关系密切的家庭。玉娇龙的亲事也是这样。第三回通过玉大人的口说出了两家的关系:“本来两家就是老亲,以后作了新亲,就来往的更近了。”更何况鲁君佩二十四岁就中探花,入翰林院,是一位少年才子。纵然他“胖脸,凹鼻子,小眼”长得极不成样子,玉娇龙垂泪反对,婚事还是被促成了。先是鲁太太借过年拜府之际把家传玉佩给了玉娇龙作订礼,接着在上元节后不久下了小定,次月下大定,秋天菊花开时迎娶。“下小定”就是订婚之意。下小定又叫做“插戴”,取姑娘戴上满头首饰之意。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肃慎时期,男女直接会面,不经过相看。“男以羽毛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置聘礼……”《啸亭杂录》记载:“皆年及冠笄,男女孩子家始相聘问。男家主妇至女家问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赠如意或钗钏诸应,以为定礼,名曰小定。”赠礼是一件信物,放小定的礼品中,旗人家必有“荷包”和“如意”,表示吉祥如意。“放大定”又称“过礼”,实际上是男家下聘礼。旗俗本无“小定”“大定”之分,但受汉俗影响,有了纳彩礼等习。
    王度庐对上述过程仅一笔带过,只对迎亲队伍做了详细描述:“只听一阵细细的管乐之声,送来了一行最讲究的仪仗,旗人娶亲没有什么‘金瓜、斧子、朝天镫’,只是高杆子挑着牛角灯,灯上写着双喜字;白天虽然不点着,可是六十或八十对,摆列起来也极为好看、威仪。唢呐也是‘官吹’,单调的只是一个声音,没有什么‘花腔’,显着怪沉闷的。随着乐器是来了一顶轿:轿子是大红围子,不绣花,这就是接新娘用的。后面有七八辆大鞍车,是‘娶亲太太’,大概新郎也坐在车上”。旗人娶亲所乘之舆,以大红素轿为上,绣花轿是民间所用。轿前无他项,以角灯多少,定礼仪繁简。由六十或八十对角灯来看,玉娇龙的婚礼是比较隆重的,不过唢呐吹的简单、仪仗项目少,看起来似乎没有汉族婚礼热闹。
    4.丧葬。满族早期丧葬习俗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死后火葬。形成这一习俗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取决于本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满族先世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来源,随猎物而走。在此期间难免有丧生者,火葬成为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康熙以后,满族逐渐改从土葬,但在丧葬祭奠仪式等方面仍然保留这本民族的一些传统做法,比如避祖宗、挂红幡、旗材、守夜和送粥、服丧和带孝、插佛朵和烧包袱等。《卧虎藏龙》对玉娇龙母亲玉太太葬礼的灵棚祭奠、“伴宿”、“送圣”以及出殡进行了详细描写。第十四回写出殡的情形:“此时玉太太的楠木棺材已放在杠上,上罩以文采斑驳,骧龙起凤瑰奇伟丽的‘棺罩’,六十四名杠夫换班抬着,就仿佛抬起来一座建筑宏伟的大亭子似的。前面是全份的仪仗,是开道的锣、旗、牌、伞、扇、金瓜、钺斧、朝天灯、鹰、狗、骆驼、缠马、单鉤、影亭、小轿,松狮、松鹤、松亭,还有许多纸札,其次就是敲打着各项乐器的僧道了。”旗人装殓死者的棺材与汉族有明显区别,棺材顶不是平的而是起脊的“人”字形,整体与硬山式房屋的形状近似,民间俗称为“旗材”。所以看起来“仿佛抬起来一座建筑宏伟的大亭子似的”。《卧虎藏龙》中的北京城具有当时的生活真实,故事中的旗俗也都经得起推敲,这些带有时代色彩的东西是作者的自然流露,也是作品的魅力所在。

来源:《魅力中国》2009年27期
说明:原文附参考文献及注释
满族心
作者满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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