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五百年:奥斯曼征服至今的历史

示播列 2019-10-08 00:16:29

*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国人对于中东局势的一般观感,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天天新闻里政局动荡、各方混战,细究之下,仍不免雾里看花、似是而非。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国人的常识性知识结构盲区导致,另一方面也与国内长期缺乏该地区优质的普及性历史读物有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毫无疑问,要想准确深入地认识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问题的形成根源,就必须忠实地追溯它的过去。

最近几年,由外国人撰写的关于中东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类畅销书逐渐增多,比如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和《破碎大地:21世纪中东的六种人生》、西蒙•蒙蒂菲奥里的《耶路撒冷三千年》、詹姆斯·巴尔的《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等等。这既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世界史出版热的表征,又反映出国人对理解这片知识盲区的渴望。

近30年来,尽管中国学者也写作出版了若干部阿拉伯通史性著作,如郭应德的《阿拉伯史纲610-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彭树智的《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纳忠的《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但它们或限于研究方法论,或限于教材体例,在通俗和亲民性上都不尽如人意。

在此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史教授尤金·罗根(Eugene Rogan)2009年出版的《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The Arabs: A History)是近年来该领域一本高质量的阿拉伯史普及读物。此书涵盖的历史时段上限是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的征服,一直讲到当下世界。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正好可以补充希提《阿拉伯通史》在现当代部分的缺憾,从而较为完整地了解阿拉伯世界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起到知识扫盲的作用。

国内关心中东问题的读者应该不会对尤金·罗根教授感到陌生,此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在2017年引进了他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一书。在书中,尤金·罗根对奥斯曼帝国的晚期历史进行了精彩阐述,叙事与史论穿插结合的写作方式也更能吸引大众读者。

所谓阿拉伯世界,通常指的是分布在西亚、北非地区的2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构成族群以阿拉伯人为主,主要使用阿拉伯语,绝大多数人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阿拉伯人起源阿拉伯半岛,和犹太人一样,都属于古老的闪族后裔,早期部族过着沙漠中的游牧生活。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阿拉伯半岛实现政治统一,随后建立了光荣强盛的世界性伊斯兰帝国,直到十字军和蒙古人的到来。1516年,称雄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逐渐征服阿拉伯世界,统治绵延4个世纪。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在英、法等列强的主导下,遂形成今日阿拉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开头以奥斯曼帝国第9任苏丹、“冷酷者”塞利姆一世和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第49任苏丹冈素·奥乌里的对决大战展开。1516年,双方在叙利亚阿勒颇城外的达比格草原上进行了一场血战,结果奥斯曼人胜出。随后塞利姆一世的军队乘胜进军开罗,结束了马木鲁克王朝对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近3个世纪的统治,包括伊斯兰教诞生地希贾兹(又译“汉志”)在内的领土尽数归于奥斯曼帝国。尤金·罗根认为这场征服意义非凡:“奥斯曼人征服马木鲁克帝国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马木鲁克剑士和奥斯曼枪手之间致命的兵器冲突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始。”

征服埃及马木鲁克王朝之后,奥斯曼帝国又相继以不同方式将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北非沿海地区就是依靠著名的北非海盗“巴巴罗萨”海伊尔丁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回。新获得的阿拉伯领土改变了奥斯曼帝国人口结构,穆斯林人数剧增,阿拉伯人取代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成为帝国境内最大的穆斯林族群。

奥斯曼人将阿拉伯世界划分为不同行省,最大程度地采取自治策略,甚至选用被打败的马木鲁克人担任埃及统治阶层。各阿拉伯行省的行政人员由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任命,他们往往来自非阿拉伯世界,是“男孩征募”制度的产物。这项制度每年从巴尔干行省征募年轻的基督教男孩,然后他们将作为奴隶被送往伊斯坦布尔,远离原生家庭,强制皈依伊斯兰教,接受训练培养,等待成为奥斯曼军队和政府精英的后备人选。“男孩征募”制度日后被证明是奥斯曼帝国能够快速崛起并有效维持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尽管奥斯曼征服使得阿拉伯世界的行政中心迁至遥远的安纳托利亚半岛,而且被说突厥语的外族人统治,但却没有影响阿拉伯人接受既定的现实。在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前,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更多来自于氏族部落和宗教信仰,因此无论在马木鲁克或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生活,对于大多数阿拉伯人来讲,似乎并无太大分别。

那么,究竟何为“阿拉伯人”?

事实上,阿拉伯人是一个复数的族群概念,从阿拉伯半岛到肥沃的新月地带再到北非,共同的阿拉伯语内部实际使用多种方言,有些甚至很难互通。从宗教上看,虽然大多数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样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但也有少量族群信仰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其他派别。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奠基人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1991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书名才被界定为《阿拉伯诸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绝非同质化的铁板一块,而是拥有多元文化传统的复数族群。这正如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所言:“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上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西方殖民地学者关于阿拉伯世界的论述都被限定在“东方主义”的标签之下,为了尽量还原阿拉伯人自己眼中的历史,尤金·罗根在书中引用了大量阿拉伯人留下的史料,他们中有编年史家、记者、政客、诗人、小说家,也有像大马士革的理发师这样平凡的小人物。

例如,讲到18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地方领袖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权威形成新的挑战时,尤金·罗根根据一位理发师的日记,描述了统治大马士革的阿兹姆家族如何滥用职权聚敛财富,导致军纪崩坏、道德沦丧。不同于一般人的想象,这位理发师在日记中透露,阿拉伯本地统治者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深陷腐败,当地百姓反而更愿意祈祷奥斯曼帝国的长治久安。

在地方领袖给伊斯坦布尔带来的诸多挑战中,对奥斯曼政权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是来自阿拉伯半岛中部的沙特-瓦哈比联盟。这一时期诞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伊斯兰“瓦哈比主义”或“瓦哈比派”。

18世纪中叶,来自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地区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成为瓦哈比改革运动的创始人。瓦哈比主义最重要的信条是“认主独一”,即真主拥有独一无二的属性,不能够与其他生命体匹配。因此,瓦哈比派谴责任何形式的多神崇拜,包括与奥斯曼社会联系密切的伊斯兰苏非神秘教团也成为瓦哈比派仇视的对象。苏非主义企图通过乞讨苦修或旋转舞蹈等方式与造物主建立神秘的结合,这在瓦哈比派看来,绝对不能够容忍,于是他们有理由发起“圣战”,打击消灭多神崇拜,从而引导穆斯林回归原初的伊斯兰教。

瓦哈比主义崛起的过程与沙特家族的历史密不可分,所以被尤金·罗根称为“沙特-瓦哈比联盟”。1744 年,沙特家族首领与阿卜杜·瓦哈卜签订协议,双方完成政教合一,从此以后,沙特家族为瓦哈比派提供保护和支持,瓦哈卜谢赫家族则为沙特家族的扩张“圣战”寻找伊斯兰法学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

19世纪初,沙特-瓦哈比联盟向奥斯曼统治发起攻击,到1811年,其领土已经扩展到北起叙利亚,南至印度洋,东抵伊拉克,西至红海沿岸,形成了极具威胁的瓦哈比国,并且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阻止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朝觐者。在此情形下,奥斯曼忍无可忍,下令当时已经实际控制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剿灭沙特-瓦哈比联盟。

穆罕默德·阿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他很快又企图在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独立王国,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最后在欧洲列强的干预下,奥斯曼人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家族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穆罕默德·阿里同时承认奥斯曼苏丹为宗主,每年向中央政府交付一笔款项,以示忠诚。

1798年,拿破仑出于地缘战略需要而远征埃及,他不仅带来了军队,还带来了67名学者。这些学者来到埃及,除了研究本地之外,还肩负着传播启蒙运动与技术文明的使命。例如埃及的一位知识分子就记录了法国革命思想与穆斯林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并观看了热气球发射和化学、物理实验演示。

尽管法国对埃及的占领只维持了3年,却让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于是穆罕默德·阿里率先在阿拉伯世界开展“洋务运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局限于技术器物层面,还包括思想制度上的学习,比如向欧洲各国首都派遣留学生团体。

塔赫塔维是埃及第一批赴法留学生团体的随团教长,他在法国留学5年后回到埃及,从事法语翻译和教育工作。塔赫塔维根据他在巴黎的笔记,写下一部影响后世改革的游记,其中记述了他对法国政治与社会各方面的观察与思考,更为大胆的是,他还在书里翻译了1814年法国宪章并加以分析。正如尤金·罗根所说:“这些是危险的新思想,没有伊斯兰传统的根基。……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而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代议制政府的概念或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会被大多数奥斯曼精英视为颠覆性的异端邪说。”

尽管像塔赫塔维这样的伊斯兰现代化启蒙先驱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穆罕默德·阿里发起的“洋务运动”,还是奥斯曼帝国在1839-1876年进行的“坦齐马特”改革,都没能让统治者彻底走出困境。改革失败的内因当然有很多,不过在尤金·罗根看来,欧洲帝国主义经济控制的外因也不容忽视——奥斯曼中央政府及其阿拉伯属国为了自身强大而推行改革,改革需要借贷,最后却债台高筑,反而受制于人,这便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改革运动的初衷是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防止外部干涉,结果却让欧洲进一步掌控中东各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在北非掀起了第一波殖民主义,彼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沦为“西亚病夫”,自然乏力抵抗。与此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兴起,阿拉伯人也开始像巴尔干各国那样,纷纷谋求脱离奥斯曼统治,建立独立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阿拉伯人这样的机会。

众所周知,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尤金·罗根如此描述阿拉伯人既喜悦又忌惮的矛盾心情:“当战败的奥斯曼人撤出其阿拉伯行省之际,很少有人哀叹他们的离去。随着奥斯曼统治的结束,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进入了一个政治活动密集期。他们将奥斯曼的统治视为4个世纪的压迫与停滞,对阿拉伯世界重新崛起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景而兴奋不已。同时,他们又意识到欧洲殖民主义所构成的威胁。”可惜最后令阿拉伯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英、法帝国通过密谋对阿拉伯世界进行瓜分,基本划定了当今中东诸国的边界。

如同新闻报道中无比混乱和复杂的中东局势,尤金·罗根对一战以降当代阿拉伯世界的记述也显得头绪纷繁,当民族、宗教、领土、战争、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要素交织扭结在一起,确实足以抑制普通读者的阅读快感。这样说,不是为了给尤金·罗根挑刺,而是意在提醒,普通读者要想彻底厘清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现实、不再对中东问题一知半解,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耐心。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初版于2009年,尤金·罗根在2018年的新版中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这期间,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变革剧痛,起初的街头政治迅速恶化为内战、地区冲突和跨境伊斯兰极端主义,阿拉伯各国社会结构分裂瓦解,难民人数持续激增,正常生活秩序恢复的希望依然渺茫,百姓深受其苦。

今年在中国大陆上映的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把叙利亚难民的悲惨处境通过无辜儿童的视角讲述出来,这个根据真实事例改编的故事迫使更多观众重新思索变革的代价与稳定的意义。面对焦土与废墟,未来的阿拉伯人将何去何从,恐怕地球上最睿智的头脑也难以给出完美的解决路径。同样,阿拉伯世界五百年的历史不会直接提供答案,但至少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眼前的疮痍为何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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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示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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