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阶级传统:曾经辉煌,仍未消亡

驳静 2019-09-26 11:34:04

《唐顿庄园》大电影上映,拍摄期间,英国皇室就有去探班。扮演Lady Marie的米歇尔说,当时他们在排练一场戏,凯特就在观众席上看了,她想,back in the days,这就是戏团给皇室的表演。

从一开始,《唐顿庄园》就定位在以“古老阶级制度”吸引眼球,同时,也将这种制度的逐步消融作为戏剧冲突。尽管就整部剧而言,如费罗斯所说本质上仍然是以“情感故事为主”的肥皂剧,而且,批评者对此剧评价为“一部削除丑陋与严重阶级冲突的虚构作品”,但是世界观众却以纪录特征对其称颂不已,听上去,《唐顿庄园》所表现的英国社会的阶级制度,并不是那么令上下都愉悦的。

另一个令批评者不安的事实是,“人人都爱王室”或“人人都爱女王”,行脱帽礼,或四点钟聚起来喝下午茶,只是世界对英国认知偏见的其中之一。而在英国文化出口层面,《唐顿庄园》只是新生代表,在这张试图代表英国“古老守旧”形象的长长单子上,更早的还有《四个婚礼和一个婚礼》、《诺丁山》等。

至于《唐顿庄园》在中国的流行,《纽约时报》写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对“管家”这一职位需求最大的市场,更有趣的是,,一位驻扎中国的英国商人,在凯特王妃诞下乔治王子当天,前后接到了“不少于一百通的恭喜电话”。

以上事实,都在表明“阶级”自有它吸引目光之处,对国人而言,“阶级”既是一个斗争年代的旧词,又是一个新词义还未来得及普及于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普通人所执着的自我定义,很少会包括从小向父母提出疑问,“请问我们是什么阶级?”

但这在英国社会,每个人都会遭遇这道考题,从社会层面,更是一个写入国家基因的概念。

2012年,BBC2播出了一部三集长的纪录片《阶级与文化》(Melvyn Bragg on Class and Culture),梳理自1911年起至80年代,英国社会发生的阶级与文化上的变革,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梅尔文·布莱格(Melvyn Bragg)是BBC的资深制作人,特别1978年至2010期间制作播出的《南岸秀》(The South Bank Show),结合高雅艺术和流行文化,算得上电视艺术专题节目的常青树。

布莱格1939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父亲是一名技工,母亲是一位裁缝,正如在纪录片中,他本人一再提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但是这个工人阶级出生,并没有让他像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毕业后进入工厂,而是在当年的BBC里获得了一席之地,从此逐渐成为“媒体中产阶层”,并最终获得了勋爵封号(Lord Bragg of Wigton)。

正是经历了这种典型的上升,加之三十多年的《南岸秀》带来的文化积淀,布莱格借助纪录片,表达了自已对“阶级与文化”的理解。通过访问文化人物,实地走访,以及大量的资料引用,过去一个世纪里英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纪录片中作了紧凑的呈现。

一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对英国这种古老等级制度的好奇与兴趣,另一方面,则是英国人自己对“阶级制度怀旧”的无奈,但按《阶级与文化》的分析,英国社会各方面都在为“阶级消融”努力,各届内阁政府更是以此为主要任务。

的确,“阶级消融”贯穿三集纪录片,是一个主题式的存在。围绕着这个主题,布莱格提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思考题。

1911年,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盛极一时,并引发了空前壮观的游行活动。繁盛的表面下,的确也是各个阶级对现状的满意。这种同心同德,正是被喻为“时代之声”的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观察到的,“著名的阶级系统彼时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首先打破这种稳定的,是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阶级传统而言,是第一次庞大的漠视,战壕中前线上死亡前,人人平等,而后,阵亡的战士又得以葬于同一个墓地。同时,国难也的确使人们忘却阶级之分,而是同舟共济一致对外。

一战后,如英国现代史学者彼得·轩尼诗(Peter Hennessy)教授所言,“阶级地貌的确发生过一些动摇和滑坡,只是并未深入根基。”特别是当战争结束,战士们回到工业社会后,旧的隔阂陈列如初。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唐顿庄园》中的格兰瑟姆伯爵退伍后,雇佣了他的战时的勤务兵贝茨的鲜明对比。

仅接着是二战。这种临时性的平等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只不过,战后,一切也不复原来的样子。

平衡关系被打破后,随之而来的是各个阶层对未来的拷问,战后的英国社会何去何从,在所有不安面前,核心的疑问是,阶级差别是否从此要开始消解了?

早在1895年,师从赫胥黎(T·H·Huxley,达尔文的忠实门徒)的威尔斯(H·G·Wells)就在他著名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ime Machine)中提出了他对未来的构想:阶级会持续分化,甚至到野蛮的程度。小说描写的未来世界里,上下两个阶级,进化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埃洛伊人(the Elois)和莫洛克人(the Morlocks),前者柔弱精致,生活在地面,以瓜果为食,后者则强壮而残忍,终年生活在地下,以埃洛伊人为食。

有趣的是,包括威尔斯在内,乔治·奥威尔和(George Orwell)和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T·H·赫胥黎之孙),这些文学界的先知,所预见的未来都是一个阶级严重分化的社会。与之相对的是,则是政治家们鼓吹的“同一个大家庭”。但是纪录片从广阔的角度切入,来印证这一百前的言论,究竟哪一方称得上高瞻远瞩。

相应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崛起的工人阶级,坚守阵地并且志向高远希望更进一层的中产阶级,以及逐渐丧失话语权的贵族和上层阶级,三者之间,是否正在走向广场的中心,然后熔为一体。

工人阶级向上

20年代,第一家百乐门(Palais Door)开张,穿着得体的工人阶级蜂拥而入,成为这一波舞蹈流行中的潮人。尽管舞厅各有不同,跳舞的确在战后成为上至贵族下至清洁工共同爱好的活动,布莱格在纪录片中评论,“这好比是不同阶级的强力胶”。除此之外,另一项风靡大众的活动要数电影。布莱格继续例举,“在那股电影热潮中,仅在我居住的工业城市博尔顿(Bolton)的切齐盖(Churchgate)就有47家影院。”电影,如同跳舞,都在最初出现时,成为各自时代中最受欢迎的全民活动,“这确实跨越了阶级。”

在这两股覆盖所有阶级的文化活动中,当然是以工人阶级为数最多,只不过贵族和上流社会看电影的方式,在今天看来也难以想象的“事先预约,而且会有经理出来迎接”,抛开这些不谈,“这也是文化平等的一种形式”。

另一个对旧秩序具有强大破怀性的,是彼头士乐队(The Beatles)。这支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摇滚乐队,吸引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中年人和中产阶级。在乐队压倒性的力量面前,“阶级属性显得没那么要紧”。但是按照出身中产的乐队经纪人布莱恩·艾普斯滕(Brian Epstein)的观点,彼头士最初的形象不尽如人意。于是他着手去除了后者身上若干明显的工人阶级特征,比如机车服和牛仔裤,转而用阶级特征毫不显著的制服取而代之。不久后,约翰·列侬(John Lennon)开始抵触这种为中产阶级降服的倾向,而是被美国黑人蓝调音乐鼓舞,并将工人阶级的天才猫王(Elvis Presley)视作偶像。

竭力从工人阶级吸取灵感的列侬,却在日后被中产阶级捧为英雄式的人物。

从彼头士,再到奇想(The Kinks)和谁人(Who)以及滚石,同一时期的这四支乐队被称为英国四大摇滚乐队,并在六十年代迅速超越阶级,轰轰烈烈地裹挟了整个社会,其可贵之处在于,乐队成员们毫无高高在上之姿,摇滚乐在每个人触手可及之地,“正是这种六十年代的精神,将所有社会阶层囊括在内,成为阶级的熔炉”。

音乐之外,工人阶级的英雄也出现在其它艺术领域。纪录片例举了时尚领域的约翰·史蒂芬(John Stephen),生物学家保罗·纳斯爵士(Paul Nurse),矿工之子D·H·劳伦斯,以及今天人们心目中最特殊的工人阶级成功表率,那个和威廉王子平起平座的贝克汉姆。

那么问题来了,工人阶级成功后,还属于工人阶级吗,换句话说,成功后的工人阶级,是否就能自称中产甚至上层阶级了呢。布莱格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每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受访者,而他们的回答自然不尽相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创造了阿莫(Adrian Mole)形象闻名的小说家苏·汤森(Sue Townsend)。出于不想脱离工人阶级身份的原因,汤森将她的写作真相隐瞒了二十年之久。她担心,工人阶级首先会因这种遗弃而鄙视她,而中产或上层阶级,也会因她的出身而鄙视她。如此夹在两种鄙视中间,是一个出生工人阶级的作家的梦魇。此外,工人阶级也不习惯拥有大量可支配的金钱,以及可以凌驾于人而上的机会,“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古老的进退维谷的困境”。

中产阶级坚守

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之一是戏剧,布莱格在纪录片中这样评论,“戏剧成了只吸引中产的艺术”。

尽管在伦敦的任何一个夜晚,有适合每一个人的任何样式的艺术,可是“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之间,总有一条不可明言的界线,这条界限的外在表现,则是人们总是认为《妈妈咪呀》属于后者,而《哈姆雷特》显然属于前者。

所以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ioyd Webber)和他的音乐剧(Musicals)在两者之间的领地做起了文章。事实上,以《猫》(Cats)、《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等为代表的音乐剧主导了伦敦西区,甚而世界上其他首都,这些作品的神奇之处,在于融合了三层社会等级制度的文化特征,用流行音乐的通俗性弥补了作为歌剧的“高冷”,成为持续扩张的中产阶级的同好。

口音是另一个中产阶级迷恋的细节。社会学者认为至今认为,仍有许多人将此作为区分和辨识社会地位的标准,因此布莱格在纪录片中自称“粗鲁的小人物”。

二三十年代,英国政府认为,融合各阶级和文化的需求日渐高涨,BBC应运而生。创立者认为,他面向的观众,应当是坚定的中产阶级,而BBC应当以提升他们的品味为已任,潜移默化中达到“比他们自己喜欢的品味略高一些”的程度。除此之外,BBC扮演的角色,从阶层的角度,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所选择的口音。

“英语口语委员会”于1926年规定,“一种有教养的英语,应以英格兰南部狭窄地区口音为标准”,从此这个地方的口音成为BBC的通行标准。这种口音,曾一度是工人阶级出人头地的必备武器,其中最著名的使用者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前者出身于三十年代的中下层阶级,并训练出一种上层阶级的发音,与此相对的,是毕业于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另一位首相布莱尔,他采用的方式,是刻意使用了一种更贴近工人阶级的口音,即便是当今首相卡梅伦,在口音这个选项上,也是“由上而下”的靠近。

人们被口音定义,被口音所欺骗,甚至伪装自己口音,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立。《权力的游戏》中,斯塔克家族的阿娅(Arya Stark),曾因为“My lord”和“M’lord”两者之间的发音区别,而险些暴露身份。今天的BBC自然不同往日,已经可以听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口音。

但至此,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认为口音的混合就是阶级融合的标志了,并且,这是否进一步意味着社会正在走向无阶级化。这个问题,显然布莱格也无法给出正确答案。

贵族和上流社会嬗变

布莱格在片中,对每一个阶级都提出了三个同样的问题,他们拥有什么,消费什么,以及制造什么。

如果追溯到一百年前,贵族仍然拥有大部分的土地和庄园,可以随意挥霍,同时,他们是“实实在在地拥有文化”,以大量画作为例,同时,也为文化活动承担资助者的角色,比如供养芭蕾舞团。论及真正制造的东西,似乎并不多。

时至今日,当我们谈论上流社会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不如上个世纪般显而易见。无论是着装、口音和教育背景,还是住房与头衔,这些有的早就在半个世纪前消解,有的,其实用钱就能换得。

因此涌入精英阶层的人们,首先要保证的一件事,就是金钱,大量的金钱。贵族古老文化象征,正在被新钱代替。而这些新贵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流行明星。当阶级与文化两者间产生你来我往的因果关系时,需要探讨的哲学问题是,究竟是谁创造了谁。在流行明星这个层面,不是阶级创造了文化,而是文化通过不同方式,创造了一个叫作“社会名流”的超级阶层。

但事实上,早在五十年代,上流社会作家南希·米德福德(Nancy Mitford),提出了著名的“上流社会和非上流社会”(U and Non-U)的概念,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细节上逐一揭示,小至称呼信纸为“notepaper”还是“writing paper”,或者喝茶时先倒或后倒牛奶,上流社会自有其固定格式。这位当年名噪一时的米德福德六姐妹之一,正是成长于显赫的贵族家庭,而后又因承担不起庄园生活而举家搬至小型宅邸。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势利而崇尚自由的贵族长女,正是《唐顿庄园》中玛丽小姐(Lady Mary)的无数原型之一。

而这种诸如“写信时如何称呼对方”的微弱阶级差异,反而令许多人产生了奇妙的迷恋。今天的人们显然对此怀有好奇与兴趣,否则,又如何解释《唐顿庄园》的风靡。

最终,很难说得清,过去一百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层阶级并未走向穷途末路,一直存在的同时,如今还加入了新生的超级阶层,这部分人组成了“经济意味上的上流社会”。

而这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则在不断壮大。是他们组成了人口当中的大多数。从艺术节到美术馆和戏院,再到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中产无处不在,并且拥有在这些文化领域发布指令的空前欲望。至于工人阶级,文化品味多样,他们组成了新的全民知识份子,看上去,他们的文化地位正在上升。

就像布莱格称自己为“阶级混血儿”,而《唐顿庄园》展示的,也仅是“阶级互相走近一步”式变化的横切面,阶级之间或许有可以握手言和的一天,却没有完全消解的时候。

历史学者彼得·轩尼诗所举的新闻报道的例子,有种令人恍然大悟的效果——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崭露头角,初次成名,他的出身和学历等背景,往往会被庄而重之地作为背景材料,在报道里里一览无余,而一旦成功轨迹展现了由下至上的惊人曲线,那么,这一段更是会成为报道重点,因为这正是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地方。最后,他总结道,“这便是阶级的根深蒂固之处,它永无休止,无法摆脱”。

驳静
作者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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