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昆明男子策划3次越狱,统统失败,同行的狱友被枪毙,最后他划着小船去了台湾

天才捕手计划 2019-09-23 12:53:13

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个男人视老鼠为救命恩人。在他入狱的31年里,一直冒风险偷大米喂养老鼠。甚至有人要打老鼠,他立马急眼。真正的原因是,他当时被判处死刑,但作为监狱里唯一会裁缝的男犯人,只有老鼠去咬坏存放的军装,他就不会被行刑。整整31年,他提醒自己:老鼠多活一天,自己就能多活一天。

大家好,我是陈拙。

很多人遇上大事儿,都爱用一些小习惯,或是特殊物品来给自己讨个“好彩头”。

比如,有运动员每次比赛都要使用同个号码的储物柜;还有人在赢得一场重要赛事后,决定再也不穿内裤参加比赛……

命运转折时,人所接触的物品都很容易被当做幸运物,它可能是一件衣服、一个徽章,一枚子弹。

但很少会有把老鼠当幸运物的。

就在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个男人视老鼠为救命恩人。在他入狱的31年里,一直冒着很大风险偷大米喂养老鼠。甚至有人要打老鼠,他立马急眼。

真正的原因是,他当时被判处死刑,但作为监狱里唯一会裁缝的男犯人,只有老鼠去咬坏存放的军装,他就不会被行刑。

整整31年,他提醒自己:老鼠多活一天,自己就能多活一天。

这个男人的故事,是我的记者朋友刘霞讲述的,刘霞认识他时,男人已经95岁了。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机缘,年轻女孩的命运和两个90岁老人有了联系 ,甚至可以说,她改变了对方的命运。

2015年12月,我人在缅甸,突然收到来自国内的一个消息。我立即暂停工作,准备回国。

预定返回时间还没到,我不顾伙伴劝阻,找了一位当地人带我偷偷越过国境线。

我以为只要坐船横渡一条小河就能回国,没想到,我最终是和六七个人坐着皮划艇,渡过激流,在一座大山背后上岸。上岸后,我又坐上等候在山顶的摩托车,穿过橡胶林和悬崖峭壁。

我必须尽快赶回昆明,那里有一个和我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朱铭富。他正在等待着,由我去实现那个最重要的约定。

我和朱铭富是在2012年相遇的。那时他已经95岁,独身,居无定所,后半生都辗转于昆明的城中村。

因为年龄太大,房东们怕他死在出租屋里,不再租房给他。实在没办法,他找到民政局寻求帮助——以孤寡抗战老兵的身份。

朱铭富是一个特殊的老兵,曾供职于情报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就是经常作为影视剧里的反派出现的“军统特务”。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对抗新中国。

见面那天,朱铭富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服,裤子的拉链敞开着,坐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临街铺面里。

朱铭富坐在自己家中

屋子太小了,没有厨房,没有一件像样的电器,单人床和木桌子是里面最大的家具。他进出屋子都要拉起破旧的金属卷帘门。

那里只能算一间仓库,连一扇像样的门都没有,根本不是家。

就在这个简陋的屋子里,朱铭富过着清贫的日子,但他对穿堂而过的老鼠特别友善,外人对它们打不得骂不得。

在朱铭富眼中,老鼠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觉得朱铭富是个怪老头,不止因为他和老鼠的特殊关系,还因为他说的话。

他坐在小板凳上,用柔软的上海腔对我说:“我是同盟会吴亚男的义子,跟张学良也有交情,以前还做过军统上海交通站的组长,救过蒋经国的命。”

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些历史人物,和面前这个邋遢的老人联系到一起。

吴亚男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党“同盟会”的会员、张学良是国民革命军将领、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

这些人的身份太特殊,我根本无从查证。起初我猜测,这可能是朱铭富脑袋里的臆想,或者是为了争取住所而撒的谎。

但有些事情,是我能确定的。朱铭富曾经坐过牢,长达30多年。

1949年12月,云南解放。朱铭富奉命潜伏在昆明,联系准备逃亡缅甸的国民党残部。他作为组织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军”的“军统特务分子”,犯下了大罪。

因为同伴告密,朱铭富被判处死刑。

1951年9月19日,法官宣布朱铭富还剩两年命时,拍桌子大声问:“你上不上诉?”

34岁的朱铭富低着头说:“不上诉。我有罪,谢谢政府判决。”

朱铭富是一个懂得顺势而为的人,他和很多晚年凄凉的国民党老兵一样,并不能选择自己的人生,就默默接受。

14岁那年,朱铭富离开江苏老家前往上海。他做过修鞋工、裁缝、证券交易行的门童。因为捡到吴亚男的钱包,他被认作义子,培养成军人。

1937年,20岁的朱铭富被送上战场,参加淞沪会战,他在军统领导的特务游击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五支队,做支队长的通讯员,参与反抗日军的战斗。

时隔几十年后,朱铭富平静地对我回忆往事。然而当他讲到这场战争,提到自己经历的死亡,他的语速会突然加快,眼里依然透着惊恐,仿佛要尽快掠过这一段。

第五支队是仓促组建的学生军,很快被敌人打散。朱铭富跟随人群朝法租界拼命逃。他踩着尸体向前跑,艰难翻过租界的大铁栅栏,腿被刺伤但勉强保住性命。

我确信他没有编造这段身世,史料上记载,在这场对抗日军的战斗中,他们牺牲了超过1500名官兵。

这场战斗后,朱铭富和战友们被重新整编。当南京沦陷后,他就潜伏在沦陷区,进行敌后工作。

1949年4月,他护送养母吴亚男前往台湾,又因为军统的任务去了云南,直到被捕,在新中国的监狱里等待死亡。

在那段等死的日子里,朱铭富在云南省第二监狱成了名人,因为他拥有出入男女监区的特权。

早年在上海学会的裁缝手艺,使他成为了一个“有用”的犯人。

当时监狱环境不好,有很多老鼠咬衣服。修补军装,成了朱铭富唯一的救命稻草。

他知道,只要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死亡就有可能离自己远一点。他冒险偷大米,私自喂养老鼠,保证不断有被咬破的军装让自己修补。

他提醒自己:老鼠多活一天,自己就能多活一天。

因为监狱负责为西南地区的军队提供军装,朱铭富没少在这上打主意。做军装难在打纽扣,普通犯人每次只能打一件衣服的洞,如果多件摞在一起,不管摞得多整齐都会打偏。

这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工作,朱铭富却练出了同时给多件军装打洞的技术,而且是全监狱唯一一个能做到的人。

提到制作军装,他高兴地跟我说:“别人不会的我会呀,一不小心就立了大功。”

“特殊时代讲究特殊贡献”,朱铭富有手艺,再加上良好的认罪态度,成为了劳动模范。后来死刑变成无期,又变成有期徒刑。

1982年6月,已经65岁的朱铭富被释放,此时养母吴亚男早已在台湾去世,而他自己也已经老了。

坐了30多年牢,除了“救命恩人”——老鼠,我以为,朱铭富再没有一个亲人。

朱铭富1917年出生,14岁离家,2012年清明才因为公益基金的资助,得以返乡。那时他已是95岁的老人,黄埔军校毕业的哥哥音讯全无,亲生父母只在老家江苏涟水留下一座坟墓。

我看着健谈的朱铭富一言不发,只是跪在坟前,默默往火堆里添纸钱。

2013年8月15日,滇西抗战博物馆开馆,蒋经国的二儿子蒋孝严应邀出席。朱铭富对我说:“要是能见到蒋孝严,死而无憾。”

战争年代,朱铭富曾在苏州火车站负责安保工作,看到两个年轻人从火车厕所出来,穿着军装带着枪,故作镇定去敲蒋经国的房门。几乎是凭着直觉,他指挥手下抓住两人,审讯下来,对方果然是刺客。

如今见到蒋孝严,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和你爸爸一起在上海工作过,还帮他抓刺客,我也是孝忠党国的人。”

后来,朱铭富给我看吴亚男的亲儿子写给他的信、张学良的合照、台湾王申将军写给他的证明信。他珍藏着两张照片,一张是著名新闻人陆铿和张学良夫妇的合影,一张是自己和陆铿的合影。朱铭富口中的“和张学良有交情”,只是因为他和陆铿做了20多年的狱友。

还在监狱的时候,他还委托陆铿给在台湾的养母吴亚男带信,希望养母利用自己同盟会的资历,说服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好让张学良担保自己出狱。

等不到张学良出面,1982年6月3日,朱铭富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宣布被无罪释放。

2014年,朱铭富向台湾写信,因为曾参加抗日战争,为国奉献,他希望获得资金补偿。

对方回复:查无其任职经历,无法办理资金协助事宜。

当过去成为一段无法查找的经历,他所参与的任务和战争,似乎也就被一笔抹掉了。

他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我宽慰他,大家给捐的钱也够了,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时,他才有些犹豫地告诉我:自己其实还有一个儿子。

他入狱时,儿子已经6岁。服刑31年后,他曾前往河南寻亲。妻子早已改嫁,不希望他再打扰。朱铭富只被允许见孩子一面,却不能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一个饭馆里,朱铭富远远看着已近不惑之年的儿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能感受到他内心里对妻儿的亏欠,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向台湾要补偿。

朱铭富因为军统特务的身份,曾经被质疑,是否算得上英雄。我不知道朱铭富是否知道,有人在微博上评论他的经历,“此人是英雄否?”

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这一切。

后来我带他去上海,走访当年工作的地方。经过城隍庙时,朱铭富突然害怕了。

面对身边的游客,他紧紧拉住我说:“人太多,跟紧点,不然走散了。”

我开始理解他的紧张,甚至觉得,他害怕的不只是人群。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参加过淞沪会战、潜伏在沦陷区与日军战斗、当过军统特务和解放军对抗、死里逃生却坐了31年大牢的老兵,心中依然残留着历史带给他的伤痕。

像朱铭富这样经历过跌宕起伏人生的老兵,已经越来越少了。

有一阵子,他会主动介绍老兵给我认识。既是满足我的好奇心,让我多听几段历史故事,也是希望我写的报道能让更多老兵得到救助。

有一次,我去看望朱铭富,他顺道邀请了另一位老兵吃饭。在饭桌上,他向这位老兵“讨债”:“你当年去台湾,我还借了50块钱给你。”

我这才知道,这位叫陈世麟的老兵,竟然在1997年,从儿子手里骗走7万块钱,在香港买下一艘小船,自己划船到了台湾。那年,陈世麟已经80岁了。

陈世麟1940年进入国民党重庆军统电讯班学习,毕业后跟随局长戴笠工作。他曾任职军统情报组组长,内心始终坚持着效忠国民党,一直到死。

在这个老兵身上,战争从未结束。

朱铭富提醒我:“那个人有点儿死犟死犟的,他可能不会来接受采访。”

他早就跟陈世麟说过,只要接受采访,就会有志愿者找过来帮忙,有新住处,有捐款。可陈世麟却认为,接受这些帮助等同于放弃自己对“组织”的忠诚。

我主动出击,根据朱铭富提供的地址,在一栋几乎废弃的老红砖楼里寻找陈世麟的家。

在蓄电池厂旁有栋近乎弃用的红砖楼。我顺着幽暗的走廊向深处探索,经过一间臭气熏天的公厕,再走几步,来到了幽暗走廊的最深处。

站在墙皮剥落的走廊里,看着面前的枣红木门上贴着的红对联,我都不敢相信还有人愿意住在这种地方。

公厕旁的陈世麟家

敲开门,留着光头的陈世麟警惕地看着我。

他的家一点自然光线都没有,全靠昏黄的灯光照明。只有8平米的房间密不透风,环境比朱铭富的临街小铺面更糟糕。

里面的家当倒是不少,房间角落堆着电饭煲、微波炉、电水壶、榨汁机,桌上摆放着投影仪、打印机、液晶电视、机顶盒、笔记本电脑。我过去的时候,他还有两台手机和一部平板电脑正在充电。

他的居所和朱铭富的一样凌乱,又那么的不一样。

他每个月有1500元的退休工资,大多都用来购买电子产品。但是邻居张奶奶说:“他用的水就是隔壁公厕里的水,根本没啥消毒处理。”

陈世麟凌乱的屋子里,只有一摞《参考消息》是整齐叠放的,像用铁尺子比过,异常显眼。

陈世麟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电子设备,一摞《参考消息》叠放整齐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做军统特工时留下的习惯。曾经他获取任务的方式,就是寻找报纸里的密码。

而现在,报纸里再没有他想要的信息了。

陈世麟是个让人看不懂的老头。我曾邀请他参加致敬老兵的活动。

当天我特意早早到场,还安排了志愿者迎接他。我心里正犯着嘀咕人怎么还不来,突然,自己的肩膀被拍了一下。

我回头一看,是位穿着成套西服,打了红领结,明显打扮得过于庄重的老人。

我纳闷极了:这人是谁啊?

直到他开口说话,我才反应过来,面前这个戴着假发的老人,竟是陈世麟。

参加活动的陈世麟与朱铭富

这个来参加重要场合的老人,和破旧房子里的那个人截然不同,那一刻,我特直接地感觉到,这确实是个做情报工作的人。

在答应给我讲述自己的经历后,他表现出极大的配合,故事讲得生动,让我一度非常信赖。

但如果说我对朱铭富老人是从疑虑到信任,对他就是从信任到怀疑。

因为在后来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习惯真话假话混在一起说。

他说自己曾经参与刺杀武汉市伪市长。“分工合作,我是无线电,负责收集情报,杀手天天磨斧头,磨了一个多星期才等到机会。”

他还告诉我,抗战胜利后回临沧老家行医积德,深得百姓爱戴,因此躲过了各种运动,直到1975年返回昆明进了蓄电池厂工作。

因为陈世麟描述的细节太丰富,我轻信了他的话,还写成了报道。当时这事儿在网上闹得很大,不少人都去做了考据证明这是假的。

他虽然同意接受采访,却坐在我对面,半真半假地现编故事来蒙我。

据陈世麟的继子说,他年轻时又高又帅

其实每个国民党老兵身上,都有一些罗生门式的故事,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也可能是为了争取晚年有个安稳生活。

然而陈世麟最特别。他是一个不断刷新我认知的老兵。关于他的故事,我和志愿者们不得不时刻提防,搜索资料和他反复核实对峙。

在蓄电池厂的记录里,陈世麟曾用名陈波。他1921年出生于四川,家里有田地,算是富裕的地主家庭,他是小妾生的。

他毕业于武汉中华大学,之后加入军统,做到了中尉情报组长。

被解放军俘虏时,他还随身携带着两部电台——这相当于士兵拒绝缴枪投降,不能把他按照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1950年,他被判有期徒刑7年,1957年1月因为越狱,被加判两年。1959年他刑满留队,1970年因反革命罪行,被判有期徒刑15年。当年在监狱里,他前后越狱3次,甚至策反了狱友一起逃往缅甸,找到“反共救国军”再去台湾。

那时他们只敢在夜里赶路,走到楚雄的山里时,狱友为了找水喝,被民兵抓了。其中一个曾经是游击司令,抓回监狱就被枪毙了。而陈世麟这个策划人却保住了性命,他还对我说:“要是我一个人,肯定成功了。”

陈世麟煽动狱友越狱,坚决不接受改造,我至今都不知道他这样的“反共分子”是如何活到现在的。

这个军统特务身上,有太多秘密。

1975年,陈世麟靠着特赦才恢复自由。出狱后,陈世麟和一位单亲妈妈结婚。我问过陈世麟的继子,他说,这个后爸总在给家人造成麻烦,他实在对陈世麟生不出好感。继子曾经问过母亲为何嫁给陈世麟,母亲说:“他当年真的很帅气。”是那种又高又冷酷的男人。

陈世麟并没有安心过日子的想法。虽然战争早已结束,他依然没有放弃寻找组织。他听说军统在香港有一个交通站,就借着旅游的名义过去了。当时恰逢香港回归,他到了才发现,交通站已经撤走。

陈世麟不甘心,骗继女继子说香港有发财的机会,让家人借了7万元供他去香港创业。他那时都80岁了,钱一到,立即买下一艘渔船,自己漂到了金门岛。

更巧的是,他偷渡到台湾那年,正赶上民进党上台,国民党里没人有空搭理这个留着光头,长相与蒋介石有几分相似的老兵。

陈世麟被安置在新竹的“大陆人民处理中心”,一等就是两年。

他想得到台湾的补偿,毕竟自己是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军统,然而没人给他答复。直到台湾要遣送他回大陆,家人宁愿当他失踪,都不愿意再出钱接他回家。

不知道是不是担心陈世麟闹的这一出会影响到两岸关系,他回家的路费是家当地的公安部门出的。

结果从台湾回来后,陈世麟依然不愿踏实过日子。他三天两头玩失踪,谁都找不到。工厂给老工人分房子,他不屑于接受,拒绝的理由差点把他继子气死——他陈世麟是国民党的人,大陆这边的东西不能要。

提到这段往事,陈世麟专门给我看了他从台湾带回来的一件外套,是“大陆人民处理中心”一个经常去探望他的年轻警员送的礼物。

那件黑色外套特别大,陈世麟总穿在身上。对他来说,这仿佛就是组织给他的承诺,是他坚持了一生的信仰。

陈世麟常年穿着这件从台湾带回来的黑色外套

朱铭富和陈世麟,是两个命运极其相似,性格却迥异的人。

他们一个早早学会顺应自己的遭遇,在逆境中存活,老鼠都被当做救命恩人;一个直到最后都不曾妥协,80岁了仍然要拼一把,骗钱买船也要漂到台湾。

一个一开始就坦诚了所有经历,却不被周围的人相信;一个说话永远半真半假,有所保留,却骗得人团团转。

但因为年轻时做出的一个相同的选择,他们的命运成了一个样子。

我在了解了他们的人生后,以极特殊的方式参与了进去。

2015年12月,老兵朱铭富去世了。关于自己的身后事,朱铭富早已交代给我。那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连说带比划着告诉我如何布置墓地,墓碑要刻什么字,也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交代清楚了。

我从缅甸偷渡回国,是要完成和他的约定,以亲人的身份在葬礼上发言。

朱铭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只有当年在云南省第二监狱看守他的一位老狱警,偶尔会关照他,帮忙找住处。因为采访,我走进了朱铭富的生活,我能感受到这个老爷爷对自己的依赖,有多么珍贵和沉重。

我向大家回忆带朱铭富回乡和去上海的经历,只说了一半,突然哭了起来,没法继续发言。这之后,我再没参加过老兵的葬礼。

一年后,陈世麟也离世了。志愿者曾给他做过口述记录,当架起摄像机时,他面对镜头,突然一言不发。从那之后,他很少再和大家提起过去的事情。

我不知道,临终时,他有没有放下心里的芥蒂和担忧。

刘霞遇到过各种身世坎坷的老兵。因为背负着国民党的身份,哪怕他们没有参加过内战,最后的结局也大多是妻离子散。

战争机器一开动,就像绞肉机,身陷其中的人无人幸免。那些我们以为只存在在影视剧的人,就生活在身边。他们可能是像我们叔叔、爷爷一样的普通人,走在街上和任何一个老人都没区别。

刘霞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2005年,她的作家朋友在缅北的山里采风。那天山里突降暴雨,汽车被浇熄了火。司机赶去隔壁村子求助,她独自留了下来。

雨越下越大,她不知为什么来了兴致,冒雨朝着一条小路走了出去。在路的尽头,她停在一间小屋前,看着上面的牌匾“林伯修理店”。

她犹豫着是否要上前,直到一个老人走出来,用四川话对她说:“女娃,你来了。”

对方仿佛在等人赴约,但她很清楚,那个人不是自己。出于好奇,朋友留了下来,听老人倾诉回忆。

老人曾是中国远征军的士兵,随部队败走野人山。在两位战友病死前,他许下了送战友尸骨回家的承诺。然而自己因为受伤和历史原因,始终在缅北流浪。当他终于找回战友的尸骨,只能把他们葬在小屋旁,竖起两块墓碑,守了大半生。

回国后,她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四川老兵,于是找了摄制组重返缅北,希望记录下他的故事。

可当她原路返回,四川老兵不见了,“林伯修理店”也不见了。那个雨天的奇遇,仿佛桃花源。

我害怕,如果没人记录,许多人都会像“林伯修理店”的四川老兵一样,找不到任何痕迹,仿佛不曾存在过。

我和刘霞商量,应该一起搜集更多老兵的故事,不能再拖,因为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

于是「天才捕手计划」和「龙哥的战场」(zhige_story)要联合发起线索征集:寻找红色特工和抗战老兵们的故事。

如果你的家族里有曾经上过战场的老兵,或者潜伏在秘密战线的特工,希望你能记录下他们无比珍贵的往事,或把他们介绍给我。我的邮箱:storyhunting@163.com,等你。

这件事,很重要。

编辑:老腰花儿

图片:刘霞供图

天才捕手计划
作者天才捕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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