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之前,一切都是临时的

驳静 2019-09-13 12:24:11

18岁以前,我对眼下的生活总有一种漫不经心。因为在我心里,长大之前,一切都是临时的,生活分配给我们的喜怒哀乐,配合一下就好,没必要当真。我真正的生活,在未来。

想象这样一个女孩子,十七八岁,大人们以为她天真烂漫,她自己心头却琐事冗长。她当然认为升学是种压力,但也想抓紧长大,借机逃离母亲。母亲的爱如镣铐,家乡更是值得仇视的现实。所以她虚构一个未来,认为只有逃离此地,才能找到自由。远方不只自由,还有一个面目远比现在清晰的自己,反观现在的自己,活得迷茫而费力,所以更加奋力地往前走,仿佛只消走到那块写着“长大”的路碑,一切便唾手可得,生活将真正开始。

这位少女,是十几年前的我,是热播剧《小欢喜》中的英子,也是“伯德小姐”。电影《伯德小姐》的故事发生在加州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女主角原名克里斯汀,却给自己起名“lady bird”,怪异,不合时宜,所以总需要提醒人们别叫错了。按照她父母的经济条件,她原读不起这所教会私立中学,但因为她哥哥在公立学校目睹一次斗殴,出于恐惧,就把她送到这所都是富二代的中学里。在这里,伯德小姐谈恋爱2次,停学1次,与闺蜜吵架并和解1次;丢掉老师的记分簿若干本,毕业舞会弄得一团糟;学了好几年车,总算拿到了驾照。她与母亲吵架数次,最后一次的冷战持续到了她离家读大学。

一位青春期少女探寻自我的过程,在这部电影中,被拆解为几个对立面:对“伯德小姐”这个名字的坚持与放手,自卑和虚荣组成的复杂情绪,与母亲的对抗与和解。少女时期的困惑与迷茫,干过的傻事,蠢事,叛逆的事,很难被忘记,时时被想起,它不分国界,不论文化差异,总能触碰到成年人对青春的回忆点。这是青春成长主题的作品总能引发许多共鸣的原因。这部年轻的电影之所以能在去年获得5项奥斯卡提名,一定也与此有关。在上述每一个立面中,我都找到了自己青春的参照,清晰地仿佛在眼前重新发生一遍。

青春永不过时,因为它已被记忆制成影像,随时可以在头脑里播放。

青春与命名权

有一幕发生在我高一第一节英文课。课一结束,小小教室的空气里就涌起了英文名浪潮。这是许多孩子获得的第一个自我命名的机会。一夜之间,这个班里陡然间有了皮特,大卫和亚历山大;詹妮弗、雏菊(Daisy)和朱丽,还有一个四月(April),一个六月(June)和一个七月(July)。第2节英文课在万众期待中来了,老师肯定了上述所有名字,但奇怪的是,当有男生说“老师我也出生在四月”,或者当有人想用八月或九月起名,都被否决了,年轻的英文老师说,“这不符合规定”。而我,出生在九月,中文名里没有“丽”也没有“妮”,更不想轻率地将自己“委身”于某种烂俗的花。左挑右选,犹豫了好几天,最后竟然选中了“crazy”。十几年前,在我们那个小镇,即便是重点高中,同学们大都从不知道“英文名”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四月”可以,“八月”却不行;为什么女生可以“四月”,男生却又不可以;以及,凭什么这个突兀的“疯狂的”怎么又可以。

扒拉出这个词的时候,我单纯地觉得它的发音(克瑞希)好听,又暗自觉得“疯子”毕竟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这样算下来,起码比什么娇弱的雏菊强一点。老师都认可了,那么我,从此就成了班上那个独一无二的横着走的“科瑞希”。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很添麻烦的名字。成为科瑞希的第3个礼拜,学校来了一位外教,点名的时候,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你确定不要再换个名字吗,比如Jasmine,我看就很适合你”。我拒绝了,“你们外国人,除了茉莉,对中国还有点儿别的了解吗”。外教听到此处,不敢再多言。下课后,为自己起名“亚当”的男同学向我走来。亚当圆脸,厚眼镜,腼腆,随时随地抱一本《新概念英语》,他模样紧张,迟疑不前,被同学推了一把才站到我面前,没想到他说的是,“科瑞希,在美国,不可能有人叫这个名字的”。我瞟了一眼他手中厚厚的道具,冷笑一声,心想,凭你早学两年英文,有本事考试分数比我高,我扬着头,不知如何作答,快速走开了。

大约是拜这个疯狂的英文名所赐,我一直都是班上英语最好的同学。即便我从乡镇初中升学至此,即便这所重点高中强敌环伺,我依旧是那个英语作文被当作范文当众诵读的优秀学生。我们班里,我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一个曾在大考前去杭州厨师学校补习的女同学。

多年后,我当然明白过来,原来“新东方”不只是电视广告里那个厨师学校;也如那位见过一些世面的亚当所说,的确不可能有人给孩子起名“crazy”,更何况这还是个形容词,从源头上它就是错的。但错误的“科瑞希”,给予无知的我一些无畏的勇气,靠着这个奇怪的名字,以及它结织出的外壳,我撑过了自卑、毫无安全感的高中时代。某种程度上来说,“crazy”就是我的“lady bird”。

“lady bird”的怪异之处在于,lady显然不是一个能自封的称号,而“bird”,“鸟”而已,也谈不上什么美好寓意。这两个词组合起来,既不能让人肃然起敬,甚至连由此制造的困惑都是“微弱”的,它仅足以让乍听此名的人们,微微皱眉。连多问一句为什么的好奇心都没有。

这因此是个“性价比”很低的名字,没好处,还尽添麻烦。“权威”们并不认可克里斯汀这个怪异的名字,学校张贴的榜单上,她需要小心翼翼地划掉克里斯汀,一笔一划改成“伯德小姐”,她对此也不愤怒,一副承担自己的作派;只有母亲刻意叫她原名时,她才会发一点火。在少女心里,“我自己的名字自己起”,寓意并不重要,怪异也在其次,甚至,“与众不同”也不是重点,而是那个命名的自由选择权。

截图们都来自豆瓣相册

自卑与虚荣心

还有一幕发生在2018年深秋,巴黎13区一家小酒馆。脱掉风衣,晓晓里面穿了一件蓝得非常好看的针织衫,短袖,一字肩,露出她细瘦的肩胛和胳膊。这些当然都是她魅力的一部分,可在我眼里,最有魔力的还是那种特殊的蓝色,我盯着它看,仿佛见到什么稀奇珍宝。我的眼神像是一只盘旋在灯光下的蝇子,攀附于她的上衣,去吸收这茂密的蓝色。晓晓大约注意到了什么,轻轻地问,“我是不是晒黑了”。

我只是想起了往事,十几年前,我们在同一所高中。不用穿校服的周末,她会穿一条牛仔裤。那是另一种蓝,或许是靛蓝,或许比靛蓝再青上几分,此时此刻,我闭上眼睛仍能浮现出这种颜色,只是找不出合适的词去形容它,就像我在寻找这条牛仔裤时,永远没办法跟店员形容它的颜色一样。穿着这条裤子的晓晓,腿看上去又直又瘦,配一件宽松T恤衫,从教学楼走向食堂——她常常晚去食堂,所以总与我们迎面相遇。几乎是集体性地,我们会凝神静气地对她行注目礼。当时我们还称不上朋友,只听说她家境非常好,成绩又在全校前10名里,无论从哪个维度,她都是女神——青春期女生心目中也会供奉女神的,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比那些小男生对她的暗恋更持续。后来因为我们同在巴黎上学而有机会成为朋友,第一次约着去逛街的时候,比与任何一个男生的第一次约会都叫我紧张。

整个高中,一有机会,我就在商场寻觅类似的牛仔裤,可运气很差,从来没有找到过。张口询问她在哪儿买的也完全不是一个选项,更何况,这也一定是件价值昂贵远远超出我父母承受范围的东西。对这抹蓝色的渴望曾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我再次目睹一种新的蓝色在她身上出现,往昔回忆立刻扑面而来。不论身在何处,境遇如何,青春时代最隐秘的渴望,仍在某个角落细细蠕动。

对蓝色的渴望只是自卑的一角,掀开这个角,里面深藏着一口巨井。里面是什么,或许并不应当去探究。

伯德小姐也有她的渴望,但表面你看不出来她有哪怕一点自卑。她头发染成浅红色,看上哪个男生了就上去攀谈,不害羞也不露怯。先是一个端庄优秀的男生,那是她音乐剧兴趣小姐的男主角,优点是唱歌好、家境好。伯德小姐很主动,也很成功地拿下了。甚至,感恩节派对,她还被邀请到男生祖母家度过。出席宴会要穿什么?母亲带女儿去挑礼服,未被点破的阶级差异就此显现。萨克拉门托被一条铁轨一分为二,隐隐也是贫富分界线,伯德小姐时常称自己处在“wrong side of the tracks”,她这个蠢男友去接她时,竟然跟她父母这样寒暄,“我一直以为她说的铁轨错误的一边是某种隐喻,没想到真的有条铁轨”。矛盾埋下伏笔。

母女二人挑礼服,明显是在折扣商店,裙子们密密麻麻挤作一堆。对话也很有意思,母亲说,“那一带我和你爸去过,参加公司CEO的派对,挺正式的”,伯德小姐挑出一条黑色裙子,母亲立刻又说,“你去的又不是葬礼”,一直被迫面对穷这个现实的女儿语气立刻不善,“富人们的感恩节晚宴,我可不知道该穿什么”。

父亲失业,一家5口的生活主要靠母亲支撑。她在精神病院作护士,有时不得不加班加点维持生计。家境如此,母亲一直都将这真实的惨状摆在女儿面前,“纽约的大学,我们可供不起,我们连州立大学都够呛”。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停学处罚之后,母亲大发雷霆,“你以为我愿意在精神病院轮两班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为我们感到羞愧吗?你爸很清楚,每次你都让他停在学校一条街之外是为什么!”紧接着,“铁轨的错误一边”被母亲提炼出来,这句“穷人区”的别称,真实映照出私立学校中伯德小姐的处境,以及她为了消解这种落差感做出的努力。

虚荣心依然作祟。伯德小姐结交了新的有钱女朋友,跟她谎称,那栋人人称赞的插着国旗的漂亮蓝房子就是自己家,将在咖啡店打工美化为“我妈逼我去打工去学习责任”。她也的确每次刻意不让爸爸送自己到校门口,她还为了这个新的有钱朋友,疏远了最好的朋友。最华丽的一次行动,发生在以反堕胎为主题的教育集会上。她当众对老师口出不敬, “如果你妈妈当时果真堕胎成功了,那我们现在就不用坐在这里参加这场愚蠢的集会”,口出狂言,让同学大吃一惊。

伯德小姐并没有比别的同学更反感这次集会,但当老师问她有什么想说的,虚荣心立刻披上了叛逆的外衣,在这间所有人都比她有钱的教会私立学校,这项小小的与众不同,足以让她在同学当中站住脚跟。就像我那个总是抱着《新概念英语》的同学亚当,这本厚厚的只有他有的英文书,帮助青春期男孩承担起来的东西,比他自己想象地要多很多。

逃离,逃离

有时候你分不清,你要逃离的是究竟是家乡,还是家人。

家乡,是因为它荒芜了。没有真正的剧场,没有可供作家写作的森林,没有文化。成年人如今徘徊在“逃离北上广”的念头里,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当初选择了逃离家乡。伯德小姐要逃离萨克拉门托,声称这里“在扼杀我的灵魂”,一句过分严肃的判断,从准备逃离的少女嘴中吐出,反而令人相信。萨克拉门托甚至还是加州首府,在她眼中却称得上“加州的中西部”,题记一语道破,“那些声称加州享乐主义的人,完全没在萨克拉门托过过圣诞节”,所以伯德小姐想逃离这个名不副实之地,“起码得去旧金山吧”,去哪里或许并不重要,重点在,离家越远越好。

家人招人烦,主力选手还是母亲,每天絮絮叨叨,控制着她的生活。她跟母亲其实挺亲密的。她与第二个男朋友发生性关系后,还在浴室里问她妈妈,什么年纪做爱是合适的。她们会在车上听电台朗诵的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听到结尾处一起流泪。她俩会组团去看房子,去欣赏那些买不起的豪宅,假装要买它们。

但是这些温馨细节之后,紧接着的总是争执。激烈时,母亲会指责她,“你只关心你自己”。温和时,母亲在更衣室外循循善诱,“我只是希望你能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自以为看穿生活的伯德小姐绝不会对这款鸡汤买账,她反驳道,“如果这已经是最好的我了呢”。这肯定不是她最好版本的自己,她只是不喜欢这个版本的母亲。现在这个母亲,是他们这个家里强势的大总管,事无巨细,精确到她一次用几条浴巾,总在她热乎乎的梦想跟前泼冷水。

她多么希望母亲哪怕有一点理想的劲头。

母女矛盾正是在此。女儿想远走高飞,母亲却希望她务实。“离开加州、去东岸,最好是纽约”。伯德小姐平凡得与大多数年轻女孩并无两样,连学校的升学咨询师都告诉伯德小姐,耶鲁就别想了,肯定进不了,“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你务实”,是啊,“看上去每个人的任务都是这个”,除了她自己。

陷入全世界都与自己为敌的臆想中,这是少年人的特质,但《伯德小姐》中少女的困境却不是沉重的,女演员罗南最出彩的地方就在此,她演出了这位萨克拉门托少女对当下生活的漫不经心。恋爱、初夜,对男友的欺骗表示不满,都只是对生活一种暂时性配合,仿佛在说,你来好了,伤害不到我的,反正我在这里只是短期停留。打从高三一开始,我就想好了,浙大我是不读的,离家太近,甚至连上海,我看看地图,将它排除在外。我要去就去那种,得火车坐上一整天的北方。此时有另一幕在我头脑里播放,我与那位上新东方的女同学,到了高三已经成了朋友,一天晚自习下课后,我们结伴来到学校最大的那棵树下。我们已经在纸条上写好了理想学校,装进玻璃罐,打算埋进树底。

我当时心里想着,“很快我就会离开这里”,《伯德小姐》中则有另一句话,“到更大的世界里,正式开始我的人生”,它与萨克拉门托这座城市的气质混在一起,成为这部电影特有的韵味,这应该就是电影作者气质的延伸。该片编剧及导演,年轻的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女士就出生成长在这里,她第一次导演电影长片,毫不意外地将自己成长过程中对纽约的向往写了进去。

上初一那年,格蕾塔在学校尿了回裤子。新学校,刚开学,又是数学分级考试,格蕾塔紧张得一塌糊涂,考到一半能出去吗,出去是得举手吗,对这些她都一无所知,直到一切都太晚了。隔壁桌的女同学注意到了她的窘迫,递给她一件运动衫,让她系腰上,然后去医务室处理一下。尴尬且无措的格蕾塔照做了。第二年,教社会研究课的老师,让同学们交一篇“文学日记”,读到格蕾塔写的这个关于一个姑娘尿裤子的故事时,很喜欢,还把它作为范文张贴了出来。

若干年后,这位尿裤子的女同学已经忘记了隔壁同学的名字,却仍然记得,得到帮助时那种温暖的感觉,它只有家乡才能给予。格蕾塔5岁时第2次到纽约,从此纽约与家乡截然不同的融合与复杂性刻在了脑中。所以她终于被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录取时,与许多从小镇解放出来的同学那样,心想“我的人生终于要开始了”,第一天晚上,她违反规定,爬到宿舍楼楼顶,张望这座城市,在心里宣告主权,“这以后就是我的城市了”。

驳静
作者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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