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后记 |《亲爱的安娜》之创作与修改历程谈

★Lachesis★ 2019-09-03 22:08:45

《亲爱的安娜》(以下简称《安》)初稿动笔于2012年,完成于2013年;在豆瓣阅读上开始连载直至完结则是2014年6月的事了。彼时,我回到美国忙于研究生第二年的学业,并未将百分之百的精力放在修改小说上,写作的目的也是“私人化”和“小众化”的,不曾希冀没有类似经历的大多数读者理解。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在小说完结的数月乃至数年内,我收到过不少读者的私下来信,其中不乏并无类似经历(进食障碍尤其稀少,少数人提到过自己有抑郁史,大多数则是“全然正常”),却仍然能够感受到强烈共鸣者。我同时留意到,《安》所吸引的读者群以“95后”为主,大学生和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居多。这些事实表明,虽然《安》的时间线略靠前,属于85-90一代(女主陶芷衡的设定是1990年出生,2008年参加高考,正值全国高考人数到达峰值的一年),其影响力却未局限于此,也在更靠后世代的年轻人中找到了知音。据一位00后读者评价,这个故事“不仅不过时,甚至有点前卫”,其原因大概也不仅在于其私小说性质和对心境障碍的关注。

之后数年,对这个故事的重新审视,令我产生了如下的大胆想法,即《安》不仅是一部关于个人“从患病到康复”的心路历程,也不仅是一则普通的关于挫折和成长的青春故事;它是一部植根于我们这一特定时代、特定社会背景的成长小说,个人的患病史(痊愈史/后痊愈史)同时也是对社会变化的某种失衡的隐喻。尽管这种叙述是私人的、内敛的,甚至“过于小众”,但它的社会和时代意义不应被忽视。尤其是,当某种疾病或病态现象的流行程度与它在公共领域中的缺席远远不成正比时,将其拿到文学或其它公共语境的台面上进行剖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当下中国社会对于心理疾病和心境障碍的公共讨论,近五年来的确呈现出突飞猛进的趋势,但大众认知或许仍停留于对“抑郁症”“自闭症”等名词的标签化印象,对死亡率更高的“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s(ED),不仅仅包括“神经性厌食症”这一分支)的关注较少,而且曝光率远远不够。在欧美国家早已存在NEDA(National Eating Disorder Association 美国进食障碍帮助协会[1])一类的支持性组织和Eating Disorder Awareness Week(进食障碍宣传周)等活动,相关学术研究、非虚构类和虚构类作品也已是汗牛充栋,而国内几乎还是近乎空白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第一部严肃对待进食障碍这一主题的纯文学作品,《安》的出版将成为填补这部分空白的一块拼图。

然而,仅仅将某种疾病作为标签化的素材进行渲染和浪漫化,或是僵硬地将其作为一种病理现象进行讨论,都不是这部小说写作的初衷。长久以来,我都一直赞同米兰·昆德拉的观点,即“小说是道德评判悬置的疆域”(《小说的艺术》);小说应该表现文学的价值本身,而将说教社会意义的角色留给更严肃的学术著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有权对作品中令人不安的道德隐喻放任不理。在最开始连载的几个月里,我曾经收到过关于《安》“将厌食症浪漫化”之类的批评(事实上以进食障碍为主题的作品几乎会面临类似争议),但这也反过来提醒了作为作者的我:是否无意识地、过度地让过强的自我意识干扰了读者的判断?反过来说,读者(尤其是没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的感想是否影响了我对作品的定位?作为作者,有没有过度地被“社会意义”这种不属于小说的野心牵着走?

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事实上,《安》不仅仅是“一个厌食症患者的心路历程”,也不仅仅是关于“青春”“成长”和“挫折”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个体追寻自由的故事:它可能关乎某种特定疾病,或者无关;可能发生在青春期,也可能是成年。以更伟大数倍的作品为喻,它更近似于《浮士德》而不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同为成长小说,后者仅仅关乎青春的热情,前者则是一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矢志不渝地追求同一种永恒之物的写照。我也必须指出,《安》的主题是一次个人的精神冒险,一种个体意义上的革命与抗争,这一抗争又被烙上了时代、教育背景、性别、个体精神气质的多重印记:对青春期对“美”的渴求被压抑的反抗;对从青春期迈向成年而迟迟未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权利(选学校/专业等)的失控感的反抗;对女性身份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的反抗;对“学术理想”幻灭的反抗;对友情和亲情的“背叛”的反抗……主人公所热爱的思想和政治哲学也为此提供了理论武器库;这一系列反抗经由某种(实际上是自我欺骗性的)“积极自由”诠释和内化,最终异变成了指向作为肉身的自我的攻击。悲剧有许多个引子,许多火种,然而每个个体的革命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赫尔曼·黑塞,《德米安》)[2]

这也是小说前半部一度沉迷于斯多葛式禁欲主义学说和德国浪漫派哲学中的“死亡”“自我消解/毁灭(annihilation of the self/Selbsttodtung)”等意象的缘由,因为“真正的哲学行动就是杀死自我;这是一切哲学的实际开端”(诺瓦利斯,《新断片》,059),“谁不把生命看成一个自我毁灭的幻影,谁就仍然被生命所困”(《新断片》,20)。这些看似极端理念化的浪漫主义隐喻,对于处于重重精神压力之中,对“自我”和自由的追寻受挫,而又极端敏感、崇尚完美的主人公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当她试图用自己的肉身实践这一诗意的反抗时,悲剧必然会发生,而她也一开始便预见了那悲剧的结局,因此最终仍能骄傲地说出“没有为最初的选择后悔过”。然而,这种天真幼稚的断言,不仅忽略了疾病到来时暴风骤雨般的不可控性,也毁掉了她作为本可拥有的真实美好的阳光下的生活。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主人公看似极端的“自毁”决定实则是一种必然,原生家庭环境、社会背景和文化机制都难辞其咎。西方的类似研究通常从传统的精神/肉体二元论开始,比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探讨肺结核和癌症的对立,指出前者(因患者消瘦、苍白、多愁善感的艺术家形象)常被美化为一种精神化的、优雅的疾病,后者则是呆板、情感备受压抑的中产阶级象征,“(癌症)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3]。这种二元论同样影响了现代人对胖和瘦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瘦”被认为是自控力、理智和“高级”的表现,“胖”则意味着失控、屈从于本能和自我堕落。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法,无疑是一些年轻人(女性居多)走向进食障碍深渊的最初推动力。因自传体作品《荒废:一部关于厌食和暴食的回忆录》(Wasted: A Memoir of Anorexia and Bulimia)而获普利策奖的作家玛雅·霍恩巴赫(Marya Hornbacher)认为,进食障碍是对于某种文化观念的逻辑化阐释(a logical elaboration of a cultural idea);即使是进食障碍也是有“等级”的,暴食催吐意味着过度感情用事、过多的需求和混乱,而厌食症则意味着超脱肉体和感情的斯多葛式的自制,更为“高级”;她从暴食向厌食的“努力转变”也是为了迎合这一点。她批判了这种扭曲的标签化叙事,指出任何类型的进食障碍都是致命的,都不过是在制造一种拥有力量的幻象的同时,剥夺了患者真正的生命力;“一种对文化标准的反讽,但最终受嘲笑的只有你自己。”[4]

社会学家苏珊·鲍尔多在另一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中,提出了三种针对神经性厌食症的文化分析范式:二元论轴(柏拉图-奥古斯丁式的精神/意志战胜肉体/本能,“瘦”作为自我控制的典范);性属-权力轴(青少年患者害怕成为“成年的,性成熟的,有生育能力的女人”;保持瘦削的中性化形象作为潜在的女性主义抗议);以及控制轴(生活中缺少真正的权力和自由,而从饥饿和“雕刻身体”中寻求控制感和成就感的满足)。[5]重读这本书时,我留意到以下这段话,近乎大吃一惊,因为它几乎提供了对本书主人公的一种侧面画像:

“年轻的厌食症患者通常认为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和饥饿。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且永远无法以符合她的严格要求的方式完成她给自己定的任务。她受对立和矛盾的期待和要求的折磨,想在学生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出色,而在成为一名成年人的过程中,又不知道该在何处发挥自己的能力,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典型的情况是,父母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她能有一番作为(外形上也不能差),但却替她做了许多重要决定。……”(《不能承受之重》,第171页)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理论仅仅描述了西方发达国家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并不适用于当今的中国。而我认为恰恰相反,这一问题不仅存在,甚至在中国(以及许多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比发达国家更为复杂和严重。有以下事实和数据为证:

事实1: 2007—2008年,全国高考考生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2008年为1050万人),竞争尤为激烈(彼时尚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有太多其它选择,如高中直接考SAT出国之类)。

事实2: 在主人公一代(85-90后)的中学时代,即使是一线城市的重点中学,学生的审美和创造力也仍然受到压抑;“爱打扮”在当时是不正经的“差生行为”,毫无个性的好学生则受到鼓励(相较下现在的中学则更加西化和推崇个性;笔者就在十年后的母校见过穿汉服和lo装上学的学生)。

事实3:“教师家庭的子女心理疾病发病率较高”假说[6](《安》的女主设定为成长在保守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母亲为大学老师,父亲从事IT业研究工作)。

事实4:“中国进食障碍率增加,发病人数已赶超西方国家”(2016年《洛杉矶时报》,译文被众多中文媒体转述)[7];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和媒体开始关注这一原本被以为在中国“并不存在”的“西方病”。[8]

以上数点是我在写作和反复修改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并主动查证的结果。在寻找类似的非虚构类作品的过程中,仍然是霍恩巴赫的《荒废》给了我很大启发。作者同样强调了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例如“九十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如何影响了人们过于急功近利、追求完美形象的心态”和“现代女性为追求‘去性别化’的干练感而追求瘦削身材的心理”,如此种种,和当下中国社会可谓有不少相似点。

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亲爱的安娜》的价值并不仅仅止步于一部私小说,且其影响并不会在今后的十年或二十年内消除。如果说最初动笔时我曾将它视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那么,在终稿完成之际,这个故事所传达的信息和期望已经不止于此。在这一思想基础上进行过第三次修改的小说文本,也已与豆瓣阅读的连载版有很大不同。虽不能就此指望它承担过于严肃和高深莫测的疾病社会学意义,但这一文学化的尝试和阐释,或许能有助于消解更多人对疾病的误解,也能为经历过类似挣扎(不仅限于心理障碍,也包括更广义的精神危机)的年轻人带来安慰与希望。如果说我对它还抱有什么文学之外的野心,那便是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我们的“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透过时代的夹缝看清彼此,尤其是在“自由”和“不自由”的边界如此模糊、如此脆弱的时刻。如果能让广大读者也能收获同样的体验,便是我最大的幸运。

卢然/Lachesis

2019.9.3

[1] NEDA, https://www.nationaleatingdisorders.org/

[2] 赫尔曼·黑塞,《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杨玉功 丁君君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5页。

[3]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7-28页。

[4] Marya Hornbacher, Wasted: A Memoir of Anorexia and Bulimia, New York, NY: Harper Perennial (1999): 6-7;93-95.

[5] 苏珊·鲍尔多,《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綦亮 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65-180页。

[6] 徐凯文:为什么教师家庭孩子心理健康问题高发?,搜狐网,2007,https://www.sohu.com/a/127218477_508597

[7] “China once struggled to feed its people. Now it’s seeing a rise in eating disorders”,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9, 2016, https://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eating-disorders-snap-story.html

[8] Jung, Jaehee; Forbes, Gordon B. (Dec 2007). "Body Dissatisfaction And Disordered Eating Among College Women In China,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rasting Predictions From Sociocultural And Feminist Theorie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1 (4): 381–393.


此文的存在意义:其实是对今后修改方向的一个总结。至于终稿改到什么程度,要怎样平衡个人性与社会性,要看出版社的心意了(。)

至于能不能出版也要看人品——争取活到(活不到也没事,都是历史的尘埃

——L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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