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另一边的邀请——尼泊尔义工游记01 实践报告篇

因为一时的心血来潮，7月14日晚我登上了前往成都转机尼泊尔的飞机，同行者只有一名现在协和的高中同学。第一次独自出国，第一次做国际义工，还是以医学生的身份。一切都是新奇的，新鲜的，与强烈的未知感伴生的，是混合着紧张和焦虑的兴奋。

5月，出于对NGO组织的向往以及对陌生国度的好奇，我开始了解国际义工与义工旅行。这既可以算是一次穷游尝试，也是在用别样的视角走进另一种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似乎在表达一种价值与声音，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角落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理所当然地为我们匆匆略过。而对于医学生而言，临床技术与基础研究固然重要，但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最关乎整个社会医疗能力的仍然是宏观上的公共卫生。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疗状况是怎样的，在哪些地方亟待改进，对于我这个个体需要明晰什么，对于我身处的正处于转变期的社会有怎样的参考意义，是我带到尼泊尔的几大问题。从出发到回国，甚至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在思考着这些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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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与了两天的行前指导，在各国文化语言的碰撞下用英语四处尬聊，从机场回来认识了非常帅的英国小哥哥并在被他的酒精摄入程度震惊后诚恳地给他讲了慕白的故事，抱住了刚刚在上交读完临床大四的澳门学霸姐姐的大腿从而为此后的迷乱之旅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两天后，我们正式前往博卡拉，一个新兴的旅游城市，我们即将工作的地方。两个星期的义工项目期间发生了太多太多悲喜交加的事情，无论是尼泊尔令人震惊难忘的衣食住行，抑或是观看那次淋到彻底湿透的日出，还有最哭笑不得的经历，身为医学项目志愿者的我，在最后的最后，也亲身体验了一把尼泊尔当地的深夜急诊。不过作为一篇正经的实践报告，同时也为了回应我出发前心中的那四个问题，那些尴尬而好笑的事情就暂且放到一边，重新将目光聚焦在尼泊尔的医疗现状上。

刚刚抵达住地，第一件我了解到的有关尼泊尔医疗体系的事情就是，这里人们没有医保，正如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末那段时间，无论是开药检查看病，全部需要自费。

第二天进入博卡拉GMC教学医院开始我们的志愿活动。不过鉴于这一期参与的六个人至多也仅仅是那位结束大四实习的学姐，没有任何行医执照和行医经验的我们只得老老实实地在旁边“observation”，不懂就问，而我一个只学了部分基础医学科目的学渣，大多数情况下是“什么都问”。两个星期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待在妇产科“接生”，闲散时间去转了急诊、ICU和手术区。

总体而言，GMC教学医院的整体概念非常正规和学术。全面清晰的科室规划，四处可见实习见习的医学生，英文夹杂尼泊尔语的授课查房，看起来就大佬气十足的“老主任医师”聊起令人熟悉而陌生的“Beijing University”，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外科医生竟是华西八年制毕业，尽管令人惊讶他为何没有学习川普……尼泊尔的英语教学较国内更偏重口语，只要对方有幸接受了较好的教育，英语通行几乎没有障碍。是的，这里也有孩子不得不在读小学的年龄成为餐厅后厨洗碗区的熟练工人。

然而，医院环境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以无菌操作为例，妇产科产室内飞着一两只苍蝇，手术室中可能被蚊子叮个大包；产科的主要消毒方式是粗放型“泼洒”碘酒，一次性的器械较少，部分棉布也是二次利用，我也被告知当地新生儿易出现感染，因此需要在剪脐带后涂一定量的抗生素啫喱以防止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和看了两周手术的同学聊过后也发现，进入手术区时并没有洗手的硬性规定，只需换鞋、戴口罩和帽子即可，而手术室内的绿色无菌布他们这些没带手套没有执照的普通志愿者也是可以触碰的。这一方面是受限于现有卫生条件，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很强的无菌意识，同时也暗示了，无菌操作差错所带来的损失并没有足够大到引起人们对其的重视，其他原因导致的病患已然令人应接不暇。

关于妇产科与新生儿的情况这次也极大地开拓了眼界。在产科进行生产的妈妈全部为有痛自然分娩，除非胎位不正或有某些天生问题会在手术科进行剖腹产。宫口开到六指前持续注射催产素，母亲在一产室等待开宫口一直到十指，并看到胎儿头顶，转移（自己走去）到二产室接受医生的帮助（有可能没来得及去二产室娃就不小心出来了，这时候就需要当即进行脐带和子宫处理，这种事情我也遇到了三例）；医生会根据情况考虑是否进行侧切，同时儿科医生也会不时来巡诊，一旦新生儿出现产科无法解决的问题，会即时向楼上儿科寻求帮助，并送入NICU，（在两周内我至少见到了四例这类情况，大多是由于羊水窒息导致的暂时缺氧，并没有太大问题）。分娩全程几乎不可能使用止痛剂或麻醉药，只有在缝侧切口时才会注射一定量的局麻药，这是因为当地的药品紧缺，即便是正规的医学院教学医院也是如此。

带着国内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现状问题观察尼泊尔的情况会发现，当地医院远非“人满为患”，常常在下午就很少有患者前来就医。恰巧我在离开前两天莫名发烧，也体验了一把在晚上九点出门艰难地寻找有检验科的急诊。患者不多，医院也很佛系地关门“停业”，与国内的医院状况差异巨大。也托了这次看病的福，我得到了几张病例和账单。总体而言，普通感冒药（抗生素和退烧药）的价格非常非常便宜，而检查费相对而言非常贵，看一次持续发烧所需要的钱相对于当地物价而言是比较昂贵的，大概可以在医院咖啡厅吃30盘炒面了。（而且我的尿检还误检了，吓得以为自己肾小球肾炎下了飞机就直奔三院急诊科。）在去医院前，朋友也在homestay爸爸的指导下去当地药店买了抗生素和退烧药，价格竟然只有6块人民币左右，而买药全程也并不需要医生处方。（这在侧面也显示出当地对于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的稀薄意识，不过后来在加德满都看到过宣传OTC的纪录片，这一问题正在全球性地显示出其严峻性，尼泊尔也不例外。）

亲自深入考察博卡拉当地医疗

结合当地没有医保的现状，也可以解释为何医院就医患者少、医院的夜间医疗服务差的情况了。并非是人们的医疗需求少，而是有很大的医疗需要但并没有相应的医疗支付能力，卫生服务利用是很低的，只有不去医院不行的情况下，例如分娩生产，才会去医院看医生。这是一项对普通人而言稍显奢侈的项目，尤其是在这个没有医疗保险、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度里。

27号清晨，在从旅店前往加德满都机场的路上，看着车窗外被摩托车带起的飞扬尘土，鼻腔内氤氲着国内已经淘汰的黄标车的尾气的味道，我试图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去理解这样一个没有医保的社会。那个没有空调不能开电扇的第二产室留给我太过深刻的印象，汗，血，疼痛，黏糊糊的，活生生的气息从那个狭窄的产道中奔腾涌出。这个呱呱坠地的生命能够迎接未来的幸福吗？没有教育的保障，没有医疗的保障，贫富差距，性别歧视，营养不良，细菌感染，抗生素耐药……对于一个脆弱到会被自己周遭的羊水呛到的生命而言是否太过沉重？

但这些又或许仅仅是我的臆想，幸福与否都只有自己知晓，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他人实在太过骄傲自大。正如即便在这里，也能看到满大街的狗子幸福地躺在路旁安然入睡；正如这里的妈妈抱住孩子时眼睛中同样流出温柔的目光；正如homestay的高中生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将来读药学的计划，而且现在成绩不错；正如此前一位做了六周的即将开始护理研究生学习的志愿者姐姐说，她将来一定会回到这里，回到尼泊尔的这间产室，为maternity nursing做些什么。Make a difference. 是谁说过，医生的职业是人类善良本性的体现。

然而发展的目标就在那里，全体人的正义才是公义，以此为出发点推出的幸福生活范本应该是怎样的呢？人类还不曾见过。而对于尼泊尔人来讲，建立并完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或许是比无菌操作、药品紧缺、医护人才缺乏等等微观问题更为严峻也更为迫切的挑战。

而反观我们，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生活久了，也容易渐渐忘记那一个个被忽视的角落。在精英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更要时常为自己敲响警钟，我对于社会议题的考虑是否是从全体人的公义出发。城市对乡村的吸血，大城市对小城市的吸血，权势者对普通人的收割，普通人对弱势群体的漠然；还有，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低人权优势下沾染血泪的GDP增长……这个世界太过复杂以至于很多事情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定论，那么仅仅聚焦于医疗这一个领域之中，我们又是否做到了为了所有人的公义。诘问政府，拷问自己，这个时代的不安和漠然我占了几样？何为公正？何为幸福？

何为所有人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