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摇滚歌剧”的鼎盛时代

驳静 2019-08-26 11:20:59

丹叔好可爱

一错过就是17年

几十年了,科西昂特还是同一个发型,浅棕色,天然细卷,离肩膀5公分。他个子称得上小巧,身材也偏瘦,却创作出像《大教堂时代》这样悲壮恢宏的曲子。分是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开场曲,也是其中传唱最广的一首。2019年7月,该音乐剧第4次到中国,作曲理查德·科西昂特(Richard Cocciante)的第1次。他这次到中国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二十年前的这部作品,要在中国14座城市巡演5个月——可见人们对它在中国市场的票房极有信心。这种信心部分拜另一部同类作品《摇滚莫扎特》所赐,它两年前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24场,第二年又因为其愈发高涨的人气而展开全国巡演,扮演莫扎特的演员“小米”的演唱会也受到了人气偶像待遇。

往前追溯到2002年,《巴黎圣母院》首次到中国,只有人民大会堂那5场演出的观众有幸看到了现场。在当时的引进方歌华太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胡敬云看来,这5场还是“冒险50%”,法国团方提议既然来一趟就演个10场,胡敬云谨慎地把这个数字调下了一半。

2011年底,《巴黎圣母院》二进中国,只不过来的并不是法语原版,而是该剧英文版的亚洲巡演。所以从1998年巴黎国会宫首演至今,得以真正在现场欣赏法语原版《巴黎圣母院》的中国观众只有一小撮,但因为口口相传,该剧仍然被报以巨大的期待。北京姑娘徐晓倩是其中之一,她是80后,2002年还在读高二,法语选修课上年轻腼腆的老师把这部剧推荐给了大家,“等知道演出已经晚了,管老师要了宣传单,珍藏至今”。她第二年从巴黎买回去的CD被同学“疯狂转录”,后来连下操解散放的歌就是《大教堂时代》(Le temps des Cathédrales),“真的是一颗种子”。此后英文版来了2次,她都去看了,“都很失望,当时北展剧场空的呀,买了第三十几排的票可以直接窜到第2排去”,但法语原版没想到“一错过就是17年”。

重温旧梦也好,初睹真容也好,原版《巴黎圣母院》总算是来了。科西昂特告诉本刊,21年了,除了角色服装调整地更华丽一些外,音乐和编曲部分没有丝毫变化,以至于,他今天再去看这部作品会感到很震惊,“它没有一丝让我感到拒绝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一点都没有修改的原因”。

20年前发生了什么

相较于《巴黎圣母院》的现场,我似乎对第一次看另一部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到心潮澎湃。我跟一位从业人员说起这一点时,对方感到意外。的确,无论从什么角度,“罗朱”的影响力都比不过《巴黎圣母院》,但我因为在法国上学时,在同学推荐之下反复听过,尤其是其中最有名最上口的那几首歌(《爱》、《世界之王》),这部音乐剧于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我的生活。多年之后再看它的现场,不可避免就有一种看演唱会的心态,那些你能跟着一起唱的歌,让你更有归属感。《巴黎圣母院》当年一举获得的巨大成功,正是与这种推广方式密切相关。

当你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走进剧场,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躁动的摇滚音乐会现场,而非安静沉默的剧场——它显然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科西昂跟本刊回忆说,概念碟提前放出来打榜,在电台和电视台循环出现的方式在年轻人身上奏效了。1998年1月推出的专辑,包含了16首主要曲目,单曲《佳人》(Belle)卖了250万张,整张专辑也在畅销榜久居不下。到了秋天,不出意外,剧票销售一空,3800个座的巴黎会议宫(Palais desCongrès)连演4个半月,紧接着剧组转战蒙特利尔等法语地区,欧洲巡演紧随之后。2000年春天,《巴黎圣母院》就准备好了,要去伦敦接受西区观众的“考试”。

在法国,还没有一部音乐剧获得过如此巨大而迅疾的成功,以至于科西昂特科部在采访中强调,如此成功并非他们的初衷,他告诉我说,“音乐悲剧(drame en musique)这个类型太另类,没人要,完全不被看好”。

不只另类,《巴黎圣母院》的舞台形式也与传统音乐剧多有不同:它由一首接一首的歌串成,中间毫无非唱词的对白;现场乐队被事先录制好的配乐歌曲取而代之。舞台用一面高墙代表大教堂,墙上设计了几处孔洞,并附几根长绳供演员悬挂攀爬,除此之外,最“炫目”的可能要数那几口钟,它的灯光和演员的服装都称得上朴素。你的确会感到,与其说是在看“剧”,不如说是在看演唱会,艾斯美拉达的舞蹈动作非常有限,而其他演员许多时候,只专注于唱歌。非现实主义设计的舞台,恰好允许他们这样做。

选择演员的标准是什么?科西昂特听到这个问题后立刻纠正,“不是‘演员’,而是‘歌手’。一般音乐剧中,有三四个主演是唱得好的,其他是一些大约能唱一点儿的演员。但《巴黎圣母院》,我坚持所有人都会唱,唱得好,有深层的感受力,并且将感受通过演唱表达出来。然后才是舞蹈水平和样貌”。《巴黎圣母院》中歌曲演唱难度非常大,比如主教的《你将毁灭我》(《Tu Vas Me Détruire》,卡西莫多最后唱的《舞吧!我的艾斯美拉达》(《Danse Mon Esmeralda》),这些歌都非常难,情感激烈,音域要求广,“歌者既要保持优雅,又要有说服力”。

按照这个标准,他们选出来的主演,几乎都不是法国人。等到正式演出,艾斯美拉达扮演者已经不是演绎概念碟的以色列歌手诺拉,因为她对自己的法语口音持怀疑态度,接替她的伊莲娜·西嘉有亚美尼亚人血统,吉普赛女郎气质助她更迅速地一炮而红。5位男主演中更有4位来自魁北克,尤其是主教扮演者丹尼尔·拉瓦(Daniel Lavoie),他是此次中国巡演唯一的原版卡司,今年70岁了,很难讲还有多少次看他演出现场的机会。

而卡西莫多扮演者"Garou"(卡胡,原名Pierre Garand)是帕拉蒙多在魁北克省谢布克(Sherbrooke,Garou的家乡)一家酒吧里挖掘出来的“迷人新声音”。他被带到导演吉尔·马鄂(Gilles Maheu)面前,后者看到这位25岁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6尺4寸,挺瘦,你看看能像我这样移动吗”,卡胡做了一遍驼背又瘸腿的动作,“这就是卡西莫多了”。卡胡的《佳人》那一年在法国音乐排行榜榜首蝉联了足足18周,他和他的烟嗓几乎重塑了卡西莫多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另一个重要的魁北克人当然要数吕克·帕拉蒙多(Luc Plamondon),项目发起人和词作者,也是1979年音乐剧《星幻》(Starmania)的创作者。饱经成功与失败的帕拉蒙多,决意要将流行摇滚融入歌剧当中,《星幻》是他成功的尝试,后来甚至被视作摇滚歌剧的奠基者,只是当时的票房并不尽如人意,演出4周后即刻喊停。1993年,他把目光转向了雨果这部经典,心中立的是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主意。

听完老友的提议,科西昂特也颇感踌躇,“对一部丰碑式作品下手改编的难度未免太大”。但科西昂特的抽屉里已经有十余首音乐,等待吕克为其填词,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佳人》和《人世何其不公》(Dieu Que Le Munde Est Injuste) 。“这些曲子我写出来后一直放着,觉得不是写给我自己唱的歌”。1994年开始,科西昂特与吕克断断续续创作了三四年,回忆起当年的创作状态时,他讲话的音调一下提高了,“我们在迈阿密,在巴黎,在蒙特利尔都创作过,像是被一股神秘力量牵引,一口气就能写出十来首”,效率实在惊人,以至于后来他们删掉长达半个小时的唱段,完成后的《巴黎圣母院》共有53首歌。

“摇滚歌剧”前史

帕拉蒙多从雨果的原著小说里摘取了7位重要人物,故事围绕艾斯美拉达展开,甚至可以说,讲的就是“艾斯美拉达和追求她的男人们”。除了剧情,2000年在伦敦西区的那场“考试”中,作为考官的剧评家们还对另一件事尤其不满:现场竟然连乐队都没有。

我问科西昂特,第1次西区行,做错了什么。他说,“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解释,这不是一个音乐剧”。

“打从一开始,吕克和我就十分明确一点,不想做音乐剧,不想做歌剧,而是一个我们热爱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现在我们会将其归类于“摇滚歌剧”这个范畴,作曲本人也十分认可这个说法。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寻找年轻元素,“在法国,音乐剧并不额外吸引年轻人”。科西昂特说,《巴黎圣母院》中,他使用了摇滚和爵士元素,偏偏没有swing,因为它在音乐剧中扮演主要角色。

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种有别于音乐剧的“现代歌剧”形式。法国曾一度流行一种名为“operette”(轻歌剧)的演出,这个词由“opera”加上表示“轻或小”的后缀组成,意思不言而喻。在科西昂特眼中,无论是轻歌剧还是音乐剧,都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除了歌曲,还兼有念白。“我想要创作歌曲,就像为一张专辑创作歌曲那样”,纯粹以歌曲串接成了《巴黎圣母院》的标志。

或许是因为20年前疏于解释而遭遇差评,科西昂特此次非常仔细地解释了歌剧、音乐剧和他们的摇滚歌剧三者之间的差别。探讨“genre”(类别)的意义在于,它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90年代末,技术发展为歌剧唱腔和现场乐队提出一个存在主义式命题,科西昂特和帕拉蒙多干脆就拥抱这种技术,他们舍弃现场乐队,用精致的配乐录音取而代之。而《巴黎圣母院》最终的全球风靡,终于让“摇滚歌剧”拥有了大众知名度。

20年前,吕克·帕拉蒙多的《星幻》为《巴黎圣母院》试探了市场,有些东西被认为是可行的,比如专辑先行,比如摇滚元素,有些则得到了不置可否的回应,比如放弃念白。

1978年10月推出的先行专辑《星幻》,共20首歌,光是在法国销量就有220万张。次年4月演出面世后,人们既为这些歌曲着迷,又认为它讲述的故事在逻辑上不堪一击。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充满未来感的故事其实足够前卫,甚至还带有一抹狡黠的《黑镜》色彩:未来世界的某一天,全世界最富有的男人“Zero Janvier”宣布要竞选总统,并且决定要与宣布退役的“性感符号”女明星“Stella”结婚;“Ziggy”是同性摇滚歌手,一心想上那个著名的电视节目“starmania”,而后者的女主播被反派组织“黑星”绑架后,爱上了组织头目约翰。

颇有乌托邦色彩的这个科幻故事被认为“荒诞不经”,熟悉科幻电影的观众还发现,它对弗里茨·朗1927年的科幻电影《大都会》,有明显的借鉴。而《巴黎圣母院》的优势在于,人们对它的故事太熟悉了。

今年4月圣母院那场大火之后,科西昂多不断被问到对此的感受。他发现,大火让整部剧蒙上一层更强更复杂的光晕,“有些歌似乎冥冥之中为此而创作”。《大教堂时代》是开场第一首歌,它突然响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一艘小船上,一转头看到一个巨大的海浪扑面而来,毫无准备,就地缴械。像是听到了某种预言。

Notre Dame c.1900 … enough to make Pugin faint. Photograph: Galerie Bilderwelt/Getty Images

“自由是我作为音乐人的最大优点”——专访《巴黎圣母院》作曲理查德·科西昂特

1946年,科西昂特出生在越南自贡,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但二人并不从事音乐。父母生下兄妹4人 ,他排行第二,在这块法属殖民地上,科西昂特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 11岁那年,他随父母离开越南,搬回意大利,在罗马生活了几年。经历青少年时期的科西昂特回忆这段岁月时会用“复杂”来形容,在此之前,他不会说意大利语,而且自觉身材不高,最初几年他像一个外来者那样感到“无法融入”。他感到,与周围人产生联结,是件困难的事,他转向了音乐,他发现,他说话的时候人们不理解他,但唱歌却可以得到共鸣。他从原来的皮雅芙式的法国香颂里跳脱出来,开始接触摇滚、爵士,年少时代大量吸收的这些多面而复杂的元素,如今还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创作中。

相较于吕克·帕拉蒙多,科西昂特比较腼腆,在一些二人共同出现的访谈节目中,总是戴着墨镜的吕克会“抢”过话题,与主持人大谈特谈,镜头偶尔会给到忽然沉默了的科西昂特,任由吕克回答原本抛给他的问题。但出现在中国媒体面前的科西昂特,显得挺活跃,每当需要时,他不吝惜用歌声辅助自己的回答。上海首演的谢幕环节,他上了台,并且现场演唱了《大教堂时代》,现场观众明显愣了一下,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巴黎圣母院》的这位作曲先生更出名的身份是歌手,有过多张畅销专辑,在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世界里,科西昂特先生的名气都挺不小。

因为“不希望每天都以一个名人身份活着”,科西昂特二十多年来长居在柏林,他喜欢这座城市留给他的回归自我的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巴黎圣母院》是先有的曲子,后有的故事和歌词。

科西昂特:一般来讲,创作这样的作品,作曲会要求有Syllabus(提要、概述)和文稿。但我和吕克的创作模式恰好相反,他头脑里有一个想法,但乐曲先于故事诞生,这也是《巴黎圣母院》音乐如此突出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而且你的创作方式也跟其他人不同。

科西昂特:我会坐在钢琴前,把曲子弹出来,录成demo,然后交给音乐家去写成谱。《巴黎圣母院》就是这样创作的,我一边弹,一边用音节唱出来,所以所有的歌在交给歌手之前,我自己首先就唱过了,我用自己的身体感受过了曲调。我不会读谱、写谱,至今仍不会。当然,有一度我也思考过,是不是应该去学习这项技能。不过我放弃了,因为我担心自己从此被束缚住。我不想进入任何一所音乐学校,从属于任何一个音乐派系,我担心我会进入一个条框中,这样的陷阱我不想要——我认为自由非常重要,“自由”可能也是我作为音乐人最大的优点。

三联生活周刊:《巴黎圣母院》之后,摇滚歌剧这一形式在法国迅速崛起,出现了很多追随者,它们当中的有一些已经来过中国巡演,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能谈谈对这些作品的感受吗?

科西昂特: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得坦白地讲,我不喜欢它。他们想要进入一个体系,但方法并不恰当。他们找到的方法是,寻找厉害的歌手,然后为他们去创作曲目。深层的创作动机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这个初衷。吕克和我没有向技术、向流行妥协,没有向商业妥协——别说向商业妥协了,我们都找不到投资。很长一段时间就只有我和吕克,就像是两个没有组织的独立音乐人。

三联生活周刊:那在音乐剧类别中,你有欣赏的作品吗?

科西昂特:《长发》(Hair), 《万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 )《贝隆夫人》(Evita),还有《西区故事》,它们都是革命性的,有不可思议的美。

三联生活周刊:此次来中国,你谈到《巴黎圣母院》不是音乐剧,它与音乐剧的种种区别,我还注意到,《巴黎圣母院》也没有所谓的主题曲,反复出现的旋律。

科西昂特:重复的旋律,大多是出于商业考虑,让它更容易被记住,我们的曲子足够强,以至于都没有必要重复。而且我们一个作品里放进了五十多首曲子,虽然有些挺短的,这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一般来讲会少一些。但这不重要。这从来不是数量的问题,而在于质量——这又是一个非机会主义者的明证,但凡考虑一点市场,我们或许会收敛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对雨果的原著,你是怎么理解的?

科西昂特: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巴黎圣母院》里都是“符号”。非法滞留者(les sans-papiers)很多,移民很困难;卡西莫多则代表了另一群生活困难的人,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主教因为无法爱上一个女人而挣扎;艾斯美拉达呢,她虽然被好多个体爱着,却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她是一个社会边缘化的角色。这是这部作品吸引人的地方,涉及了心理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人类生存环境变了,可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驳静
作者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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