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明暗交界的线——托马斯·哈代《苔丝》

胡如隐 2019-08-19 23:41:54

卡拉瓦乔那幅令人惊骇的《手提歌利亚头颅的大卫》中,画家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其著名的明暗对照原则,大面积的画面沉没在黑暗中,少年勇士与巨人搏斗的整个过程和故事的前因后果,都隐藏在深不可测的暗处,观众能够看到的,只有那个神情阴郁、沉默的少年大卫,与那个倒霉的、长着卡拉瓦乔面貌的巨人歌利亚。

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这幅画创作于卡拉瓦乔流亡期间,34岁时,画家因为在一次决斗中的误杀被驱逐出罗马,在逃亡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四年。作品送给当时罗马教皇的外甥,也就是掌管宗教司法的红衣主教。在这最后的一次寻求庇护的自救活动中,画家没有申诉,也没有争辩,只是将自己已经苍老、失望和颓丧的脸诚实地画在了画布上。在这幅作品完成后不久,卡拉瓦乔的生命结束于1610年的一天,死因至今未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卡拉瓦乔作品中的明暗对比,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甚至大部分的人物都完全隐藏在了阴影中。

卡拉瓦乔的放浪形骸和独创性随着他的去世几乎身名俱灭,但其创新依然影响了巴洛克艺术。巴洛克艺术更多的是吸收了他的明暗对照画法的戏剧性,而放弃了同样重要的心理现实主义——也即将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写、心理探测、性格刻画、环境写实与某些象征、怪诞手法融为一体。只是对于我今天要提及的托马斯·哈代来说,这是个太晚出现的词。

19世纪的英国乡村小说呈现给我们的,大多数还是一幅整体上讲究和谐一致的画面——威塞克斯或米德尔马契的美丽村庄,牧场与田野,农村舞会,打扮体面的女孩与她们总惦记着嫁人的姐妹。以艾略特来说,庄园内的一切都是发生在一种可控的平静之下,最耸人听闻的事,是一个女人放弃了财产嫁给了去世丈夫的侄子。到了奥斯汀的时候,冲突和变形都增加了,但不会比一位独立女性的哭泣和质问更多了,虽然它象征的东西比它本身要严重地多。哈代看上去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些,他让未婚生子的女儿在割麦的田野上大大方方地给那婴儿哺乳,甚至让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威廉·巴特雷对我们提过一种西方文艺传统:

“西方传统艺术界限分明地区别开崇高与平庸,并且要求最高级的艺术去处理最崇高的题材。而现在,等级制度的框架已经完全废弃了。因此,我们最终达到了‘原始艺术(粗陋的、未加工的、粗野的艺术),它不仅企图废除’在崇高与平庸之间的严格区别,而且还要废除美与丑之间的严格区别。”

这当然是更晚时候的事情了。为了说得更清楚一点,我想要表达的是,《苔丝》作为19世纪英国的乡村小说,其内容无疑已经超越了当时普遍所允许和能够到达的范畴。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不仅仅是风靡了整个浪漫主义的“美丑对照”原则,还有对于种种界限的抗拒和可贵的质疑,在我个人看来,不携带明显偏向的“明暗对照”在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和评价中虽不一定更加重要,但应该也不逊色太多。

1、场景与人物的明与暗

《苔丝》中的场景明暗交界是非常明显的——苔丝首次出现的马洛特游行会、八月的麦地、斯托堡的挤奶场等等,我们从这些场景的描写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光”、“热量”与“这个场景非常重要”的这种感觉。在这些场景中,主人公有着更加具有个人特征的行动,她也变得更加灵活、更动人和乐于接受新的事物了。

“苔丝·德贝菲尔是最末一个歇工的。她坐在麦垛的一角,脸掉了过去,背对着同伴们。她刚坐好,有一个男的头上戴着兔皮帽,腰带上缠着红手绢,把一杯淡色啤酒递过麦垛,叫她喝。但她谢绝了。她的午饭刚摆出来,她就把刚才年龄稍大的女孩——她的妹妹——叫了过来,从她手里接过婴孩,她妹妹乐得轻松,跑到临近的麦垛,和别的孩子一起去玩了。苔丝脸色越来越红,带和一种奇特的羞怯和大胆,解开上衣,开始给小孩喂奶。

如果现在有什么成就相当的作家,能够从他们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里拿出同这段话相违抗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驳斥这些作家不负责任,巧妙地背叛了传统。也许这是可能的,但确定的是——这位未婚先孕的母亲的证据同样是有力的,甚至是更有力地站在现代人方面——这个时期的光线完全否定了除了她的身影以外的一切,但是对于读者来说,这既不令人振奋,也不感到消沉,而且,它甚至也不能真正给我们或者苔丝任何的慰藉,除了说一句——她已经处于一切之外

问题在于,难道说苔丝犯困致使家中唯一的老马死于非命的夜晚就不重要吗?难道说她受难失贞的那片森林里的阴暗光线就应该被我们出于盲目的怜悯而忽略吗?难道说她回到寓所里把已经离弃她的丈夫的戒指整夜戴在手上,是理所因当因为隐于黑暗中而不值一提吗?它们当然也必须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就如同我们正是通过对下坠之感觉的一再确认才明白了上升的概念,就像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幅画,我们从《手提歌利亚头颅的大卫》中所感受到,并不仅仅是“作为死者的接受”,也包含着“作为生者的抗拒”。

“我本该经常给他写信才对,他只是叫我不要去找他,可他并没有叫我不要经常写信给他呀。我再也不能像这样拖延了!我以前什么事情都指望他去做,这太不对了,这太疏忽大意了!”

当我们转向《苔丝》这部作品本身的人物和场景的特征,而不论及原始的传统和现代主义对它的影响和启示,我们也会自然地发现,人物的不同阶段,场景与场景之间存在着转变的迹象。例如我们说,明暗对照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风格之一,简单来说就是,它由文艺复兴精心制作出来的,具有一种形式上的特征,所有正当的现代性戏剧都有它的一些影子。可事实上,创造明暗对照画法的画家只是在创造绘画本身,而非其他的任何东西。写作也是这样,以《苔丝》来说,对主要人物苔丝的塑造经过先前天真质朴的阶段,经过亚雷克和安琪,经过一些并不完全合乎逻辑(说大体上合乎逻辑也未尝不可)演化而来。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写作方法的范围内,被作家以作家的身份(至少关心读者的期待)加以解决。

例如一些宗教性的片段:苔丝亲自为即将死去的婴儿做洗礼,随后又亲自将他埋葬。这属实不能算作是我们将会在19世纪看到的那些认认真真虔诚着的角色,可我们又能对她说些什么?

“先生,”她诚恳地补充道,“现在请你告诉我,我这样做,对于他,是不是和你施洗礼是一样的?”

我们能对这样的提问说些什么呢?哈代将教区牧师的回答评论为:尽管十年以来,他竭力要让怀疑宗教的人们机械地相信上帝的存在,可他的良心却没有完全泯灭。这是一张真正的嘴巴,我们的读者不需要从那布满神明的天国直接滴落到裙子上的虚假降雨,在这种提问的背后是大海,以及一道概括性质的明暗线。它停在那里,轻盈而又脆弱,完全没有男性化提问常常会带给人的那种危机感,它不会伤害人,反而极其容易被伤害。这种令人赞叹的简洁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2.决定纯洁的事物

在我看来,苔丝真正的身份变化只有一次,就发生在从她头一次到德伯家的庄园时。她的情感经历格外复杂是因为她所需要面对的男人,而并不因为她自己。她的身份变化仅仅是从一位女儿到一位女工之间的变化,她需要的是劳作,粗粝的食物和可靠的朋友,而这些可贵的东西始终都陪伴在她身边。

她身形茁壮,发育丰满,看上去比实际上更像一位成年的妇人,亚雷克和安琪都把她当做一位年幼而娇艳的孩子,尽管在读者看来它们好像也差不了几岁。他们引诱她,抓住一切机会出现在这位可怜又美丽的劳动者身边,直到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亚雷克属于我们在所有故事中常见的“浪荡子”传统,没有一位明智的母亲会放任自己未经人事的女儿与这样的青年相处。出于19世纪的礼貌,哈代没有告诉我们在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直接引出了下一章节——她是母亲了,坦荡,独自承担一切。而安琪则是像一个热爱清洁的小男孩避开污水池那样一走了之。

对这两位男士来说是重要的那些东西,都变成一种对苔丝的损害,如果没有他们的回归,我们就无法说他们尚存一丝怜悯之心,而这是否是爱,是否是纯洁和真诚唯一匹配的那种东西?致力于达成这个目标的严肃思考与行动似乎已经有了,但在实践上,我看不到有任何试图将其建立在爱之上的努力。

在《苔丝》里,亚雷克和安琪的行为在某些时刻当然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社会原则和政治原则,他们为爱的诞生做了铺垫,并最终也导致了它一定程度上的诞生,但我见到的是一种奇怪的倒置——一方面,他们尽量避免使与苔丝之间的关系变成一个契约式的联合,一同接受她的过去和真诚,而另一方面,又在努力地将这种关系变成一种单向的从属并且嘲笑她的曾经。

这里存在着一个两难,要么是承认当前生活是不可逆的并且永久携带过去,它不可能仅仅作为回忆存在在我们的头颅里,它是我们绝对的日常;要么是承认过去的每次都要复活并且直接摧毁现在世界的表象。除非我们能够直接在尸体上劳作。我们太爱苔丝,就如同哈代一样,如果他没有让她做出弑夫的举动,如果没有让她直接戳穿那些谎言,我们就会怨恨他妨碍了她的纯洁。

为什么要保持纯洁,因为每一个个人的生命在其一生中被称之为活着。我们可以说苔丝在自身中绝不会拥有同一个她自己,虽然她被称作同一个人。直接来说,她在某些方面不断地得到生的同时,另一些方面也会死灭,不仅身体方面如此,灵魂方面也会如此。而纯洁不是这样的东西,对幸福的欲求源头从一开始来说也能找回这个词,但是那些以种种方式试图重回于此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叫纯洁,不被成为纯洁的人,那些径直去从事这个词的人,在有整个纯洁这个名称,才被成为纯洁者。

注:题目自拟;

文中引用出自 托马斯·哈代 著 吴迪 译《德伯家的苔丝》;

参考文献: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

图片来自豆瓣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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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如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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