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安倍卡,我们不要甘地

Levis 2019-08-17 22:42:44

给我们安倍卡的雕像,我们不要甘地:加纳大学教授奥巴代雷·康本访谈

奥巴代雷·康本

萨加尔/文

王立秋/译

2018年12月,加纳大学撤掉了校园里的一座甘地像。2016年6月,前印度总理穆克吉在访问大学时给这座雕像揭幕。加纳大学位于加纳的首都阿克拉。这个雕像引发了一场叫做“甘地必须倒”的运动,运动期间,这所大学的教职工和学生坚称,甘地是种族主义者,并要求撤掉他的雕像。

运动的领袖之一,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奥巴代雷·巴卡里·康本称,在树这个雕像的时候,学校绕过了标准的官僚程序。在与萨加尔的谈话中,康本讨论了破坏关于甘地的不当宣传——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不当的甘地”——的需要,因为甘地是为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徒而战的,他并不反对殖民主义。他比较了甘地关于非洲的黑人社群、和印度的达利特人社群的看法。在提到诽谤黑人社群的冒犯性的词语,和甘地对那些词语的使用的时候,康本说:“要是他有子弹,要是他有机会,他会杀死他能杀死的一切卡菲尔人。”

萨加尔:甘地必须倒运动是怎样被设想出来以及怎样被执行的?

康本:穆克吉的演讲是公开的,但雕像不是。在顺着路开车的时候,我撞见了这座雕像——是甘地的。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些人怕是不知道甘地是谁。所以,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配上甘地最种族主义的五十二条语录,用邮件发了出去。学校里的讨论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的大学教职工邮件列表上有数千人,这些人里面有数十个,参加了来来回回的讨论。所以,其实,许多人是这样想的,“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刚看完电影,我们还以为他很伟大的,真是惊人”。接着,当然了,你会产生膝跳反射般的反应:“我们看过电影,电影不错啊,他肯定也不错吧。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搞森莫。”我认为这种想法是认知失调。在人面对新信息,当信息不符合当前的信念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试图使之合理化,把它打发过去或者干脆忽视它,因为这个信息会在他们心里引起紧张和不安。

接着,在讨论过程中,副校长发了一封邮件,对这个事情做出了答复。很可能,就是他委托或允许在校园放置这座雕像的——这个行为没有经过学术委员会,也没有走正常的官僚渠道——在没有从非洲研究或历史系的人(这些认识知道甘地和非洲人民是什么关系的)征求意见的情况下,雕像就被放在了那里。在邮件中他说,他认为,甘地后来变了。在这之后我又发了一封邮件。我提到了甘地在压迫达利特人并称之为“harijians”,意思是“庙妓的杂种”(这个术语是十五世纪的诗人纳辛·梅塔[Narsinh Mehta]创造的)上扮演的角色;达利特人自己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词,也就很明显了。

安倍卡博士写到过,国大党和甘地对不可触碰者做了什么,他们强迫他签署了浦那协议——那可真是暴力的强迫行为啊,安倍卡也真是用轻蔑的预期来谈论这个协议的,就像今天大多数达利特人还会做的那样。我把这些背景信息都说出来了——一些是关于甘地的,一些是关于安倍卡博士说甘地是不可触碰者的最坏的敌人的。

人们没有看到的是,甘地也反黑人,无论后者是不是来自非洲大陆。甘地是印度-雅利安人种的、高种姓的印度人;他一直为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徒而斗争,他从来不为印度的黑人斗争。

萨加尔:所以,你说甘地是在保卫自己的种姓,而不是在为黑人社群而战,他也不反对英国人在非洲的统治?

康本:在他当时的著作中,这点是非常明显的:他不支持黑人。从1893年到1913年,他总在说——这些卡菲尔人哟,我们才不想和他们共事呢;就算在罢工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和这些卡菲尔人一起罢工。1906年,根据他的自传,他有了这样一次大的顿悟。[甘地发了禁欲的誓言并说他知道了他的错误。]但他一些最糟糕的事情,是在发了这个誓后说、和做的。

在他写自传的时候,他不知道,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百卷可搜索的PDF文档,来验证他的说辞。1906年,在这次所谓的誓言之后,他说,“黑人和动物也就一线之隔了”。当他在监狱坐牢的时候,他说,黑人过的是“动物一样的生活”。

甘地用他的自传骗了很多人。那些人没有机会验证他的说辞,因为直到1998-1999年你才能接触到正确的文献——特别是印地语和古吉拉特语的文献。不懂古吉拉特语或印地语的黑人怎么可能直到甘地是怎么说他们的呢?而且,在真的回头检查甘地在1906年说了什么之前,他们怎们可能知道甘地实际上是在说谎呢?在甘地去印度的时候,他是反对达利特人的,他谴责达利特人的马哈德非暴力运动[马哈德非暴力运动是安倍卡领导的一次非暴力运动,它允许不可触碰者使用马哈拉施特拉邦马哈德的公共水箱]。

萨加尔:甘地的古吉拉特语和印地语著作描述了他的人格的真实的一面?

康本:他也用英语说过极具煽动性的话,但再一次地,如果你看不到全集的话,你就永远看不到全景。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曼德拉、马丁·路德·金和甘地的文章,讨论为什么这三个人会被黑人囫囵吞枣地认为是英雄。我不会仰视这些人,尽管我不能代表黑人这整个种族。但我们的白人敌人之所以要把他们塞进我们的喉咙,说“这些人是对你们的种族来说最好的人了”是有原因的。南非、美国和印度——在所有这三个地方,黑人都遭受过种族屠杀,根据联合国对种族屠杀的定义。

但是,这三个人却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更接近那些对我们进行种族屠杀的人。首先,我们被告知,我们在美国的问题,是没有融入——所以,一旦我们融入这些对我们进行种族屠杀的白人敌人,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马丁·路德·金告诉我们,正在用刀子捅我们,正在杀戮我们,正在对我们用私刑,正在对我们进行种族屠杀的人——我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不够接近他们。这就好像有人拿着刀,砍、捅你,然后告诉你说,你得更接近他们。这是多么地疯狂啊!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永远不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的解决方案——它加剧了种族屠杀的问题。

南非也一样。我们被告知,问题是隔离,而反隔离的形象,就是曼德拉。但是,与白人分开不是我们的问题;问题是,我们遭到了种族屠杀。在印度也一样,我们被告知,问题是不可触碰性——你不能触碰我们,你不能进我们的寺,你不能从我们的水箱里取水。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种族屠杀,而他们给我们的解决方案却是,“现在,你可以和我们靠的足够近了,所以闭嘴吧,你们没有任何问题。”代表不可触碰性改善(而不是种族被消灭)的面孔,则是甘地。不,问题是种族屠杀,这个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更靠近施加和维持种族屠杀的人就得到解决。

一旦我们知道问题是种族屠杀,我们就需要知道,该怎样对待对我们进行种族屠杀的印度-雅利安人、印度-欧洲人了。但因为他们已经对我们的问题给出了错误的诊断,所以,所有那三个人,就都不停地顺着我们的喉咙钻下去了,就好像他们是你应该仰视的英雄一样。但这些人不是我们的英雄。如果我们要选择我们的英雄的话,我们会选择像马库斯·加维那样的人。在加纳大学里,加维的雕像在哪里呢?我们会选择像索比夸那样的人,追随他的脚步。

但我们却不认识我们的杰出人物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得到的是甘地。就印度而言,如果你想给我们一座雕像的话,给我们安倍卡的雕像吧。他的著作,才是身为我们的黑人能够感同身受的。

萨加尔:印度一直反对在种族歧视的语境中,在国际平台上讨论种姓。种族歧视和种姓其实有什么相似之处。

康本:是关联,而不是因果。对不太了解印度教——就象征而言,不同种姓有不同颜色——的人来说,婆罗门让他们联想到的是白色,刹帝利是红色,吠舍是黄色,而黑色则是首陀罗和底层的颜色。白色在上,黑色在下——这是你在印度社会中可以看到的同样强烈的关联。

安倍卡博士反对雅利安人入侵的看法;不过,的确有一支雅利安军队过来过。印度土著民的皮肤是很黑的,因为他们接近赤道。他们没有经历过像SLC24A5基因的变异——这个基因使白人变得更白了——那样的,遗传下来的基因变化。所有人都来自非洲,但我们发现,在南亚,那些依然是黑人的人没有经历变异,他们依然接近赤道。

在北印度人——雅利安人——过来之前就在印度的人,他们的肤色依然很深,并且,他们是处在这个种姓系统最底层的人。许多种姓外的人,达利特人——他们甚至都没有在四大种姓法中出现,或者说,要是他们出现的话,他们也是更底层的首陀罗——往往是黑人,而婆罗门则往往是白人。这不是直接的关联,但有这个倾向。你在肤色中就能看到这个,但在肤色外——就种族主义是系统的而言——也能看到。

在印度出产的所有肥皂剧中,你会看到那些比白人更白的人。如果你看宝莱坞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是看不到原住民的代表的。你肯定也看不到达利特人的代表。上面说的那个关联是如此地明显,以至于你不得不假装是一个十足的傻子才看不到它。

萨加尔:你是怎样对甘地产生兴趣的?

康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美国听过一个黑人,约翰·亨利克·克拉克博士的讲座,他说,如果马丁·路德·金能够做更多的研究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认为甘地是一个值得仿效的人了,因为甘地是个装逼犯,是个骗子。这些话,可以说是很重了。

这让我对这个主题产生了兴趣。后来,研究早期亚洲黑人的鲁诺科·拉西迪博士,也谈到过达利特人的苦境,和达利特人的黑豹党[始于1972年的一场反种姓运动]和与之性质相似的事情。这促使我阅读了VT.拉吉舍卡的《达利特人:印度的黑人不可触碰者》,有趣的是,拉吉舍卡本人并不是达利特人。但这的确让我意识到像安倍卡那样的人的名字。于是我开始阅读安倍卡,读他的《国大党和甘地对不可触碰者做了什么》、《消灭种姓》并把安倍卡和甘地并置起来读:安倍卡博士说,我们必须彻底消灭种姓,而甘地的意思则是,如果你消灭了种姓,那么,你也就消灭了印度教,以及,种姓和所有这些东西是有科学依据的。

安倍卡说,种姓和没有门、没有梯子的多层建筑一样;无论你从哪一层开始,你都只能永远待在那里。他把这样的处境描述为恐怖之屋。所以,所有这些,使我理解接到了,真正的甘地,和他被描述的那个样子才不一样呢。他是黑人的敌人,就像安倍卡博士说的那样。

萨加尔:你会认为甘地是种族主义者吗?

康本:许多辩护者说,甘地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长起来的,他属于巴尼亚种姓,吠舍的一个子种姓,等等等等。这些说法的核心不过是,无论他位于何处,他都一直在为印度-雅利安人而战——这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而不为黑人而战。

辩护者也说,他只在年轻时说过种族主义的话,但种族主义不只是说下流的话。如果你考察他在德班邮局和电报局办公室入口的隔离,他在监狱中的隔离上扮演的角色,如果你考察他在反祖鲁人的战争——他在那里提倡武装、枪支和军事训练——中扮演的角色的话,你就会看到真实的甘地,战争贩子甘地。而不是后来说谎,说他的心和祖鲁人同在的那个甘地。

甚至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知道那些人叫祖鲁人,当时他说他们是“卡菲尔人”(甘地后来也坦承那是一个侮辱人的词)。这也是辩护者们说的另一个事情——他们说卡菲尔人在当时还不是贬义词呢。好吧,那“野蛮人”,“半不开化的人”,“和动物也就一线之隔了”呢?这些词在印地语或古吉拉特语中是好词吗?我认为不是。真正暴露他意识到这是贬义词的是:他会说,不要叫我们印度人“苦力”,那是冒犯人的。接着,在下一句话中他又说,“那边的那些卡菲尔人”。

在印度,甘地的其他同时代人,像安倍卡博士一样,神奇地发现了一种不贬低黑人,不把他们称为卡菲尔人,也不用武力来反对他们的方式。于是甘地决定强迫安倍卡签署浦那协定。1932年的浦那协定是甘地通过绝食自杀来强迫安倍卡签署的,防止达利特人获得自己的选取或给达利特社群他们原先有的双票的协定。你知道,达利特人往往居住在城镇的外围,所以,在任何市区或地区,他们都是不可能有代表他们的多数的。甘地说为了阻止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他宁可绝食自杀。

但他们不得不让步,因为安倍卡博士知道,要是甘地在绝食期间死去的话,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屠杀——达利特人会被要求对甘地的死负责,那将是一片血海。

甘地只想把印度教徒聚到一起,这样他才能有多数。所以,他对达利特人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不感兴趣,他只对印度教徒取得多数地位感兴趣,这样他们才不必把权力让给别的任何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谁。

萨加尔:主流的叙事依然是,甘地留下了一个非暴力的遗产。

康本:首先,让我来破除甘地的非暴力神话。甘地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支持班贝沙叛乱。关于一战,他说,“没有军事力量的地方自治是没用的”。他大力推行这点,并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好好想一想,然后参战。我们说的是1918年那次战争。关于班贝沙叛乱他说,“我们需要枪……我们需要军事训练”。

你实际上也可以读到他关于自己是如何支持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每一次大战的记录。观其行,甘地有多非暴力呢?我们必须仔细看他的著作,而不是去看那个不当的甘地。

萨加尔:你认为被压迫的社群的缺乏代表,是不是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

康本:讽刺的是,我们有一些假装进步的人——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然而,在加纳大学,他们却和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徒结盟,反对达利特人。他们也发起了一场甘地必须立的请愿。非政治的、除地缘政治外什么也不懂的黑人,现在竟然和右翼的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徒——印度人民党结盟了。他们和莫迪站到了一起。莫迪做的事情,完全是甘地式的——打出非暴力的旗号,却行暴力之实。

达利特人,和全世界的黑人一样,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媒体,自己的渠道,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甘地指出,达利特人必须由印度教徒来托管。这导致的结果,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屠杀——从六十年代一直杀到了就今天。他们是怎样表达这种托管的保护呢?通过强奸、掠夺、抢劫、肢解、毒打黑人,和把黑人活活烧死。

萨加尔:你说印度一直在立这样的雕像,以把自己塑造为民主的保护者。国际上说,为什么没有抵抗这种行径的运动呢?

康本:有啊,GB.辛格就组织过许多次反对甘地的运动,辛格是锡克教徒。他写过几本书。在他反对把雕像强加给我们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所以,在他的书《甘地:在神圣的面具背后》中有许多此类的反-叙事。

我从印度获得的所有这些团结的信息清晰地表明,这件事情的性质不是“印度vs.加纳”——我们和印度的底层人民,和西迪人(一群源于非洲,在南亚生活的人),和达利特人,锡克教徒团结在一起。我们和所有这些来自印度的人有过一次邮件讨论,他们说,是时候打破谎言了,这样,我们才能最终看到真相。如果我们不面对真理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可能期待人与人之间会有和平的。

萨加尔:在印度,人们经常引用的,甘地生命中的一个事件,是他有一次在南亚被扔下火车,于是他后来要求要和白人一起坐头等舱的权利。你在访谈中反驳过这个事件?

康本:关于火车事件,你应该读一读GB.辛格和蒂姆·华生博士的《交叉询问下的甘地》,那是一个很好的文本。它指出,这个所谓的火车事件发生在1893年,但他在1909年之前甚至都还没想起这件事情。对那些读过甘地——和安倍卡一样,我拒绝称他为圣雄——文集的人来说,我们都知道,甘地有一发生什么事情,就马上写下来的习惯,于是他连自己打瞌睡和被石头绊倒都会记录下来[康本在这里说的是甘地的那套题为《圣雄甘地文集》的,多达一百卷的书]。

但直到那个事件发生十六年后,他才把它写了下来。他一生中发表过这个事件四次,没有一个版本和另一个版本是一样的。里面充满了矛盾和不一致,任何批判的、思考的心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的叙述是经不起质问的。

萨加尔:在一次访谈中,你把甘地比作雷吉纳德·戴尔,也即,1919年在阿姆利则领导札连瓦拉园大屠杀的那个英国军官。

康本:甘地和戴尔的主要差别在于,一个有机会这么干,一个没有。甘地想要军火——不是打英国人,而是打被他称作卡菲尔叛徒的人。戴尔有了机会,于是他抓住机会搞了札连瓦拉园大屠杀——他杀死了在那里看节庆过程的所有印度人。我做了这样一个类比:要是甘地有机会搞到军火的话,那么,他会做和戴尔做的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是印度史上的一大痛点,不是吗?

现在,想象一下,要是我们,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继续说,戴尔是个很好的、正直的人。然后给印度送一尊戴尔的雕像,说我们的外交关系应以接受这个雕像为前提,那么,你们会怎么想?这不是在打你们的脸吗?全印度都会反对的。而在我们这边呢,你们对我们的预期却是,打就打了吧,还能咋地。甘地在他的著作中明说了,要是有机会,他有多少子弹,就会杀多少卡菲尔人。

[重新提到关于雕像的争议]政府发言人麦克·奥克夸耶在几年前说过,“哦,这会影响外交关系呢。”印度想从加纳得到什么呢?加纳有皇家,加纳有石油——我们需要停止从乞丐的立场来看问题,我们需要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印度要和我们打交道。

萨加尔:甘地在印度非常著名,并且显然,也为反对英国人而斗争。我们应该怎样消除不当的甘地呢?

康本:我觉得反对不当的甘地的最好工具,是甘地自己的文集。他记录了他一生反黑人的行动……我认为他自己的话,就是消除所有不当的甘地的最好工具。

译自Sagar, “Give us a statue of Ambedkar, not Gandhi: Ghana university professor Ọbádélé Kambon”, 原载The Caravan, 13 January 2019,https://caravanmagazine.in/caste/gandhi-must-fall-interview。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请勿作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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