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电影节与政治无关

时间之葬 2019-08-08 23:01:07

昨天,《中国电影报》报道了一则国家电影局的通知,暂停内地影片和人员参加2019年第56届台北金马影展。一年前的金马颁奖典礼上,某获奖导演在领奖时发表的“台独”言论,令台下的金马当值主席李安和评委会主席巩俐都尴尬无比。政治因素,终究还是对这个华语地区最具权威的电影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很多人都怀抱着一种美好的愿望,让艺术的一切都归于艺术,最好与现实当中的复杂政治少一点关联。但事实却是,作为艺术当中最具大众传播度的电影,从来都与政治有种种或明或暗的关联。如今为人熟知的欧洲三大电影节,更是从其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创办于193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影节,其举办形式,也被后来的其它电影节效仿。威尼斯电影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一部分,在创办之初,也是为了促进电影的发展,表彰优秀的影片。

然而30年代的意大利正值墨索里尼当权,威尼斯电影节正是由墨索里尼一手创办的。在二战爆发前,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奖就叫“墨索里尼杯”,是在战后才取消了这个奖项,把最高奖的名称改成了“圣马可金狮奖”。

1936年,墨索里尼与当时迅速崛起的希特勒结盟。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就邀请了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出席。戈培尔本人是著名的利用电影进行政治宣传的高手,他的出席,也就意味着此前旨在表彰电影的威尼斯电影节,已经成为了法西斯政权的政治宣传工具。

和戈培尔一样,墨索里尼也认为电影是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工具,是一种值得重视并善加利用的宣传方式。当时的墨索里尼政府,对意大利电影的管制,比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墨索里尼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电影制作机构,拍摄了大量新闻片和纪录片来宣传法西斯主义。所有的电影都要经过政府的审查,法西斯认可的,就是“好电影”,被政府大力倡导。而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则被严加禁止。

1938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大奖颁给了莱妮·里芬施塔尔的《奥林匹亚》——一部明显的法西斯宣传片。在此之前,里芬施塔尔拍摄了更加著名的《意志的胜利》,她本人也被希特勒本人钦定为拍摄1936年拍摄柏林奥运会的人选,是元首最信赖的电影人。

《奥林匹亚》的获奖,让以法国为首的自由国家极其愤怒,他们意识到威尼斯电影节已经彻底沦为了法西斯的宣传工具。于是在1939年,法国人决定在自己的地盘上举办一个电影节,来抗衡威尼斯,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戛纳电影节。

1939年9月,第一届戛纳电影节定于威尼斯电影节的同一档期拉开大幕,这个举办的时间点,极其鲜明地表明了戛纳与威尼斯对峙的目的和决心。遗憾的是,9月1日开幕的当天,正是纳粹德国闪电入侵波兰之时。由于全国警戒,第一届戛纳电影节刚放完开幕片《巴黎圣母院》,就不得不匆匆叫停。随着二战开打,威尼斯和戛纳都停办数年。

二战结束之后,威尼斯和戛纳都重新开张,依然在相互竞争的双方,都拿到了最高的A类评级。

1951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第三家——柏林电影节创办,当时叫西柏林电影节。西柏林电影节对外宣称的创办理由,是扶持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德国电影业,但世人都知道背后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冷战格局开启后的西方阵营,想要通过这个在西德举办的电影节,向东德及其背后的共产主义阵营展示自己的优越性。

柏林电影节的创办动机之不纯,从第一届的入围影片就可见一斑。包括东德在内的所有的东欧电影都被排除在外,与之对应的则是,西方国家则一定会有一到两部影片入围,在战后临时占据西德的英国和美国,更是得到了一点优惠的“特殊待遇”,可以有三部电影入围。

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是主办威尼斯和戛纳的意大利和法国,出于同行间的彼此竞争关系,都拒绝派出影片参加柏林电影节。“三大”之间彼此的“勾心斗角”,也一直在持续。而柏林电影节背后的这层政治因素,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甚至逐渐成为了它最瞩目的一个标志。那些具备政治因子和话题的影片,总是在柏林备受亲睐。

西方世界有“三大”,东方阵营自然也会想要举办自己的电影节与之匹敌,于是便有了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莫斯科电影节。

1946年创办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最初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马里安温泉举行,从 1950年起改在疗养胜地卡罗维发利小镇举行。这个举办地,显然是有意对标同属度假胜地的戛纳。

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对外宣称的的主要目的是为和平、为人类幸福、为各国自由而斗争,但和西柏林电影节一样,它更明显的真实目的,是与西方阵营展开斗争。1948年,捷共当政后,开始为共产主义宣传而服务。

无论是参选影片的甄选、奖项的颁发还是参赛嘉宾的邀请,都要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在此后的数十年期间,卡罗维发利的各大奖项基本都颁给了社会主义国家出品的电影。西方世界的影片自然无法入围,而捷克本土诞生的米洛斯·福尔曼、伊利·曼佐等更艺术水准出众、但具备相当自由精神的导演,也无缘入选。福尔曼等人甚至在“布拉格之春”后不得不流亡国外。

1959年苏联创办莫斯科电影节之后,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莫斯科电影节开始轮流举办。大概是因为两个电影节的功能过于趋同,入围的影片也相差无几,原本每年举办一次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改为两年一次。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了苏联解体,政治,始终是卡罗维发利和莫斯科电影节最关心的因素。

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这样的情况得到了缓解,不必再高举政治大旗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变得开发包容得多。在1990年的电影节上,多部此前被禁多年的捷克电影得到展映,米洛斯·福尔曼等著名本土导演也陆续回归。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从此开启了一番新的面貌。

回顾以上这些著名电影节的创办历史,不难发现背后往往伴随着深刻的政治动因。电影固然是艺术,但也是根植于社会现实的艺术,从来无法和政治剪断关系。每当出现政治意见相左的时刻,电影和电影节,都会或主动或被迫地被牵连进政治立场的交锋当中。

我们当然希望电影不被政治影响和左右,但我们也必须正视电影本身自带的政治因子,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下,一切艺术表达,最终都难免关涉政治,而我们期望的则是,政治的交锋只是暂时,艺术正有助于这种包容与谅解。

(原载于凤凰网文化频道“洞见”栏目,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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