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爆发230周年：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合法性”
今天是法国大革命爆发230周年的日子，当我们想到中国乾隆年间或日本德川幕府时期，会觉得那是在很远的古代，但提到同时期的法国大革命，我们却会感到离现代很近。1789年爆发的这场大革命推翻了法国君主制，它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地，并且影响了现代世界历史。由于雅各宾派后期的恐怖统治，最终导致了革命失败。尽管如此，巴黎民众攻克巴士底狱的7月14日，迄今仍是法国的国庆日，而马赛民众向巴黎进军所唱的进行曲，迄今仍是法国的国歌。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从十九世纪起，许多历史学家都曾试图描述和解读它，产生了基佐、梯也尔、米涅、托克维尔和伯克等名家名著，甚至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文学家也在作品中思考它。到了二十世纪，历史学家更多是从“形势”或“观念”两方面解释革命中的大众暴力，前者强调外敌入侵和反革命浪潮的兴起，后者强调卢梭“公意”理论的乌托邦影响。二十一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又试图对法国大革命做更细致的实证研究。
230年后，该如何评估法国大革命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我们邀请到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撰写了此文，他在文中回溯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背景，梳理了作家、学者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再现与解读。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合法性”，在恐惧笼罩法国的那段日子里，革命者走向了断头台，观看行刑的民众则冲着他们嘲笑，并且高喊“共和国万岁！”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当革命不断往前推进时，越来越激进时，所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都丧失了。
撰文 | 景凯旋
自由、平等、博爱
不了解法国大革命
就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历史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件，按照历史学家们的普遍看法，这场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结束于1794年7月27日推翻雅各宾派统治的热月政变。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认为，直到1830年法国民众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以三色旗为国旗，重申保障民权，废除宗教法令和出版审查，至此，法国大革命才告彻底结束。
后一种划分表明，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它形塑了现代政治革命，推翻了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向全世界传播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为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宪法的范本。可以说，不了解法国大革命，我们就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历史。
十八世纪是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法国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火炬，认为一切都应当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宗教、伦理、艺术等人类生活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们在著述中提出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观念，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和天主教会。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就已经深入人心，就连许多贵族都以高谈启蒙为荣。
他们中有的人自称是伏尔泰的信徒，有的人则自称是卢梭的信徒。观念的力量是强大的，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发起者中间，有许多人本身就是贵族身份。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一些僧侣、贵族也都选择站在民众一边。伏尔泰和卢梭都于1778年逝世，就在他们去世后十年，法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
当时的法国实际上正处在经济增长的时期，尽管七年战争以及王朝的奢华导致债务危机，民众负担加重，但与其他邻国相比，普通家庭的生活并不算很差，甚至比法国较早时期还要好。然而，1788年突然的天灾造成大量土地收成全无，同年冬天的严寒又使得面包价格飞涨。根据资料统计，1788年普通家庭在面包上的支出占到了家庭收入的一半，1789年甚至达到80%。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都促成了潜在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点燃了早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1789年5月，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在凡尔赛召开三级会议，试图向第三等级增税。当时的法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在政治上无权，受到教士和贵族的压榨，因此十分痛恨君主专制制度。在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代表提出制定宪法，取消等级特权，遭到拒绝后，代表们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后改称制宪议会。
随后路易十六调集军队准备解散议会，当这一消息传出时，巴黎民众发动了起义，并于7月14日攻占了象征王权的巴士底狱，当路易十六听到这一消息时，对近臣说：
“这是叛乱。”
而近臣回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
革命的浪潮很快就波及法国全境，各地相继成立了国民自卫军，攻打领主庄园。制宪议会从此掌握了国家权力，并于8月26日颁布《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基本原则，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传遍世界。
接着，由立宪派领导的制宪议会宣布废除君主专制，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法国革命却引起国内僧侣、贵族的激烈反抗和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随着路易十六越来越表现出对革命的敌意，巴黎民众于1792年8月10日再次发动起义，拘禁了国王、王后，推翻了立宪派的统治，建立起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吉伦特派领导下的国民公会并在翌年以叛国罪处死了路易十六。
然而革命一旦发生，就会大大超越人们的预想，不会在某个时间点停下来。实际上，大革命的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越来越多的城市工人、妇女和农民也参与进来，他们的激进诉求甚至使最初的革命发起者感到震惊。代表着底层的街区议会和国民自卫军越来越不受国民公会和市镇政府的约束，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要求绝对的平等，更加严厉地镇压反革命势力和投机商人。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顶点，代表社会底层的山岳党推翻了温和的吉伦特党，把持了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实行严厉的暴力政治，把大量的僧侣、贵族、保王党人和吉伦特党人处死。就这样，一场反抗暴政的革命最终演变成一场暴力运动，雅各宾派领袖马拉的遇刺让仇恨和恐怖愈演愈烈，一位雅各宾派发言人声称：
“是时候让恐怖成为时代的新秩序了。”
随后通过的“嫌疑犯法令”规定，凡是不能证明自己具有公共精神的人都可以被视作嫌疑犯，仅在1793至1794年雅各宾恐怖政治最盛期间，巴黎和各地被处以死刑的人数就高达四万人以上。
在恐怖弥漫全国的情势下，许多著名的革命发起者，如拉法耶特被迫出逃国外，托马斯·潘恩被捕入狱，而布里索、佩里昂、孔多塞、罗兰夫人则被送上断头台，直到普通民众也感到恐惧和厌倦，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才戛然中止，其代表人物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最终也走上了断头台。这些革命者临终前都表现得很有尊严，他们沿途高唱爱国歌曲，观看行刑的民众则冲着他们嘲笑，并且高喊“共和国万岁！”
讽刺的是，此时的他们似乎已全然忘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初衷。
解读大革命
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合法性”
关于法国大革命，已经有无数的著述问世。从十九世纪起，许多历史学家都曾试图描述和解读它，产生了基佐、梯也尔、米涅、托克维尔和伯克等名家名著，甚至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文学家也在作品中思考它。
在《九三年》中，雨果以雅各宾专政的1793年为背景，通过共和党人与保王党人之间的殊死搏斗，在赞扬大革命正当性的同时，揭示了“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主题，而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则以俄国反拿破仑的战争为主线，表现任何伟人的意志也要受制于某种更高的力量，在小说结尾，作家写道：
“如果设想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那么，生活的可能性就被消灭了。”
如果以此结论来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和失败的原因，这句话的确含有某种真谛。
这两位伟大作家都受到欧洲人文主义的影响，憎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对法国大革命最初的目标寄予某种同情。文学家的观察和直觉是珍贵的，但他们更多是从人性和道德价值去看历史，而历史学家则更多从事实出发去寻找证据。就我个人阅读所及，在近年出版的史学著作中，美国学者谭旋的《暴力与反暴力》（书名直译应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和英国学者威廉·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可以说是两部较为引人瞩目的著作。
《暴力与反暴力》是一部通过实证资料研究法国革命暴力政治的著作，按照作者的说法，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主要是从“形势”或“观念”这两方面解释革命中的大众暴力，前者强调外敌入侵和反革命浪潮的兴起，后者强调卢梭“公意”理论的乌托邦影响。此书则是从宏观上解读从革命伊始到罗伯斯庇尔统治结束这一时期内的主要事件，并着眼于领导层内部暴力文化的兴起及革命领袖与普通民众对此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
作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治是因为恐惧。大革命本来是以博爱为号召的，但人人都是兄弟的观念很快就破灭了，担心旧制度复辟的恐惧导致群体性暴力事件频发。整个大革命期间，对变革的期望总是与恐惧和焦虑相结合，害怕革命带来的混乱，害怕特权阶层的报复。阴谋论开始盛行，许多革命者相信，所有事件背后都是由渗透到内部的敌人策划的。无论是斐扬派，还是吉伦特派，抑或山岳派都认为，最大的敌人是伪装成自己人的阴谋家。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谣言盛行，正如历史学家布洛赫所说：
“我们很容易相信我们需要相信的东西。”
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会篡改得面目全非，传播者试图通过夸大危险来合理化自己的恐惧。恐惧源于谣言，而谣言又引起动荡，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的信任纽带。法律遭到破坏，民众经常冲进监狱，自行处死囚犯，而无论是吉伦特派还是山岳派成员，都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必要之恶。
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了合法性，恐惧和不安全感也促进了鼓励告发之风，斐扬派领袖米拉波认为告发他人在专制时期是令人厌恶的，但在革命危机时期却是一种美德。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告密即使不属实也不会受到追究，发展到后来，爱国者之间也开始互相告发。许多人为了避免被告发，往往先发制人地告发邻居。这种产生于社会基层的相互告发形成了恶性循环，预示了1793年至1794年间的制度性恐怖。
他们都渴望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为了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念，他们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互相迫害，给暴力赋予了合法性。正如支持山岳派的吕奥在书信中写道：
“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一如作者所言，此后的督政府、执政府和法兰西帝国都将在政治生活中诉诸暴力，其遗产一直延续至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则是从“旧制度的瓦解”和“权力之争”这两个方面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威廉•多伊尔认为，大革命是旧制度全方位瓦解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国家、社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则决定了革命的方式。作者从财政危机、政府体系的问题、反对者、公共舆论及改革的失败等五个方面讨论了旧制度的失败。
法国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已经试图进行改革，削弱地方贵族的特权，以挽救国家财政，但改革却遭到了地方贵族的抵制，国王的软弱和无能也使得改革难以进行下去，经济濒于崩溃，国库空虚，政府唯有加税或举债，而行政体系却弊端重重，各个权力部门互相对立掣肘，说明旧制度本身已经运转失灵，无法靠改革拯救自身。用作者的话说：“阻挠国家改革的不是那些反对的力量，而是政府本身的惰性、不可靠和优柔寡断。”
在这之间，由启蒙运动形成的公众舆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造成了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气氛。需要提及的是，许多雅各宾派的重要人物都是出身律师或记者，他们在大革命中成为最激进的革命者。这种情况下，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些改革虽然减轻了民众的负担，结果却使民众对剩下的束缚更加难以忍受了，革命的发生终于成为必然。
此书似乎证明了托克维尔的一个结论：“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而对于民众来说，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当革命不断往前推进时，越来越激进时，却没有一个群体具有清晰的法治意识，结果所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都丧失了。
换言之，在一场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中，如果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最终必然会以失序、暴力和无政府状态而告终。
自由优先于正义
法国大革命的遗产
迄今为止，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230年，但那些主角们发表的最后遗言却永远留在了世上。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说道：
“我祈求上帝，法兰西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流血。”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下意识说道：
“对不起，您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罗兰夫人临终前的遗言是：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而罗伯斯庇尔留给世人最后的话则是：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
他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看作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坚信自己的事迹将长存于世。他们的历史预感是对的，法国大革命迄今仍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仍能引起世人持久的关注，它既招致许多人的反对，也获得许多人的赞扬，正如阿伦特所言：
“从整个十九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所有追随法国大革命足迹的人，不仅将自己看成是法国革命者的继承人，而且是历史和历史必然性的当局者。”
就此而言，如果今天的人们想要认识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宝贵的历史教训，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著作仍然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阿伦特的《论革命》与阿隆的《论自由》。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社会平等。事实上，革命发生之前的法国已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度，贵族已不再拥有很多权力与财富，其主导的地方自治也被削弱，农民则开始拥有土地。然而，社会财富越是繁荣，社会各阶层对财富、捐税与权利的分配不公就越是不满。整个社会早已被启蒙运动带来的平等思潮所席卷。
路易十六的改革正是适应这种社会平等的诉求，试图将立法、司法与行政集于御前会议一身，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减轻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路易王朝的中央集权既是大革命的直接导因，同时又给大革命提供了统治形式。大革命做的恰恰是此前旧制度想做而没有完全做到的事，即更加强化中央集权。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建立起宪政制度，以制约权力，保护个人。大革命摧毁了原有的制衡力量，却未能创设新的制衡力量，结果产生了一个比旧制度更加专制的雅各宾政权。
托克维尔发现，英国革命没有动摇社会基础，而是保留了原有的司法和行政形式。在英国，各个阶层始终都很警惕中央集权。法律对他们来说就是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在他们看来，个人自由比社会平等更重要。而法国所有阶层都信奉人人平等的抽象原则。1789年，三个等级的陈情书都要求全部废除现行法律和惯例，而非寻找渐进的改革措施。大革命的暴力结局实际上已经蕴藏在旧制度的改革逻辑中，那就是，法国人为平等而忘记了自由。
阿伦特同样通过比较的方法，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她继承古典共和主义精神，强调公共领域的政治自由，认为真正的革命是要证明，个人可以联合起来，创建一个切实可感的自由空间，其基础仅仅是他们相互间的承诺和同意。在这方面，法国革命是失败的，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克服贫困上，而不是建立保护公民政治及社会权力的制度上，而美国革命则实现了为自由立宪，除了建立起有限政府，而且公民自治在联邦制中变成了现实。
阿伦特同时认为，政治自由只有在一个有限空间才能存在，这一观点是与激进民主的决裂，法国革命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就在于革命者关怀民众的不幸，痛恨伪善，但却完全蔑视法治，试图通过恐怖政治让民众获得幸福。因此，革命者身上的美德与自由无关，只与抽象的善有关，与历史必然论产生的激情有关，与人的彻底解放有关，“必然性取代自由成为政治和革命思想的中心范畴。”结果，法国大革命收获的是一门历史哲学，而不是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法国革命最终导向个人的专制暴力，而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却深知，法律和权力的根源是不同的，权力的根源是自下而上，来自于人民，而法律的源泉却是在上，在某个更高的和超验的地方。阿伦特由此还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个事实往往被现代许多历史学家所忽略，那就是，法国革命摧毁了教会和民众的宗教信仰，而美国革命却从没有破坏宗教的权威。自由立国和人的解放是不同的。
如果说阿伦特强调的是公共自由，雷蒙·阿隆强调的则是形式自由或程序正义，在被长期孤立的状态下，阿隆始终坚持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传统，反对法国知识分子中的极端思想。《论自由》是作者1963年在美国的系列讲座，他在书中并没有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加以比较，但却敏锐地指出：
“如果思想自由和个人自由在法国没有受到尊重，其原因不在于宪法的条款，而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在法国没有站稳脚跟，在于混淆多数党（所谓的民意）的无限权力和民主制度的本质的倾向，在于最近几年的暴力冲突，以及在于反对党诉诸颠覆性的武器。”
在这本书中，阿隆还写道：“美国的自由既表示所有人和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的社会平等，也表示尊重受联邦政府威胁的各州的独立自主，尊重受无所不在的行政部门威胁的个人的独立自主。”即使美国的左派也同样指望个人的活动来战胜自然，指望公平竞争的结果，以使社会秩序最终或多或少符合人们的正义概念。
换言之，法国人总是容易受到平等的吸引，而美国人往往受到自由的吸引，这导致两个革命的不同结局，令人想到当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法国诗人勒内·夏尔曾经写下如此警句：“留给我们的珍宝遗产，没有任何遗言。”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30周年之际，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说法：法国大革命给世人留下了遗嘱，那就是：自由优先于正义。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撰文：景凯旋；编辑：徐学勤榕小崧；校对：薛京宁。题图素材来自电影《法国大革命》（1989年）海报。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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