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或预言——反乌托邦三部曲述评

江寒园 2019-07-09 20:03:51

反乌托邦三部曲是相对于乌托邦而言的,乌托邦三部曲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及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三部著作虽在细节处理上各有不同,但是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构想是共通的,其中都包含有对私有制的否定、未来社会法律乃至国家制度的消亡,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雏形。而反乌托邦(Dystopia)又叫“敌托邦”,是20世纪历经两次工业革命、一战、二战后出现的对人类未来社会“另一种道路”的设想,它是乌托邦反面,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未来社会持持悲观、绝望的态度。反乌托邦与现代工业革命、20世纪的各种“主义”的极端实践息息相关。

一、反乌托邦三部曲内容简述

1、我们

作为反乌托邦源头的作品是扎米亚京写于1920年的《我们》,在未来社会已经建立了高度集中化、统一管理的统一政府,致力于消泯个人特征,强调集体、一致行动,个人也不再拥有姓名而是以代号标明,全书采用日记体形式,记叙了主人公D-503的见闻及事件。D-503号作为“积分号”的总工程师因受到I-330的引诱接触到了古代的一些东西包括酒精、烟草,也来到了绿墙外地下反对联众国政府的民众,但在最后经过一番反抗后D-503号被切除了前额叶片,失去联想的能力并重新开始支持联众国政府。《我们》的情节相对简单,主要是针对极权主义在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体制形式的一种构想,如人们的日常活动一切都在国家管控和监督之下,只有“性日”才可拉下窗帘,“平时都居住在透明的四壁当中”。而要兑换“性日”则需要出示隐喻了社会主义的“粉红色的票子”,这显然代指了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各种“粮票”“肉票”,而在未来社会,票证已经从肉和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扩展到了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上,出现了“粉红色的票”——就连“性”也成为国家按需分配的一项指标。除此之外,禁烟,禁酒,实行宵禁政策,人们在晚上十点半以前必须赶回自己的房间,“夜里不睡觉是犯罪行为”——这就像是未来社会中的天网,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实行一切必须的政策管控。所以在《我们》中的未来社会里,性被政府分配,禁止酒精和尼古丁,都是为了避免争抢、闹事和犯罪,用以保持稳定。

“我们”源自上帝,“我”源自魔鬼——这也成为书名《我们》的由来,集体意识高于一切,每个人都成为联众国的每个人“对于自身存在的意识是一种病”,因为“只有迷进煤屑的眼睛、发炎的手指或者蛀坏的牙齿才会不得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和个性。健康的眼睛。手指或者牙齿是不会有感觉的,就好像自己不存在一样。”就连休息也是四人一组结对去散步。

要么自由,要么幸福,非此即彼。这是《我们》中提到的一个重点,小说中以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做比,他们选择了自由而放弃了在天堂里居住的机会——“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没有幸福的自由,非此即彼。他们这两个傻瓜选择了自由。”——直到联众国出现人们才找到一种重获幸福的方式。

我们是反集体主义,集权主义的,在“我们”式的未来社会中,对于自身存在的意识成了一种疾病,《我们》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指,不仅针对当时苏联的集体化,而且其中关于“最后一个数字”的讨论,也蕴含了对终极真理的否定,共产主义所宣称的正是终极真理式的旨归(经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最终会达到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但是小说中这一短对话,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质疑

“你意识到你所暗示的是革命吗?”
“当然是革命。为什么不呢?”
“因为不可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永远不会再来一场,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告诉我,最后的数字是几?”
“你什么意思,最后的数字?”
“噢,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荒唐啊。数字是无限的,不可能有最后一个。”
“那你干吗说最后的革命呢?”

2、1984

之后的两部反乌托邦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我们》的影响。奥威尔的《1984》写于1948年,在成书时将两个数字做了颠倒,1984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主人公温斯顿所在的大洋国实行高度的集权统治,24小时电幕监控人们的行为,实行对老大哥的个人崇拜,压抑性本能,以将其投入到对敌人的仇恨和对老大哥的热爱当中,同时不断篡改历史文件,改变过去,“谁控制过去就控制现在,谁控制现在就控制未来”,开始创造新话来逐步替代旧话,去除具有“民主”“革命”“自由”等词语及含义,通过改变语言来规制思想,因为思想必定要通过语言。

大洋国只有一个政党,英格兰社会主义,即英社 (IngSoc)。社会也根据与党的关系被分为核心党员、外围党员和无产者三个阶层。政府机构分为四个部门: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负责维护秩序,真理部负责文化和教育,富裕部负责经济。按照新语,分别简称为和部、爱部、真部、富部。 在大洋国“真理部”从事窜改历史工作的外围党员温斯顿因与另一位外围党员裘利亚产生感情,对老大哥产生怀疑,成为思想犯,在事发后遭到“友爱部”的思想改造。

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几十年后革命发展到极端的某种倾向,比如“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因为孩子会告密,集中统一的整体不仅消泯了个人的存在,而且也打破拆散了以家庭为最小的组织单位,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以老大哥为核心的英社党。也能看到小说预言了70、8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不过三大国还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储存起来以备他们都相信迟早有一天要决战时使用。”但这部小说绝不仅仅只是对苏联大清洗或冷战的预言。

《1984》之所以从出版之初直到现在都享有盛名,正因为它超越了一般的只局限在文本意义上的小说的概念,而成为关于整个20世纪的寓言,许多民族国家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国家某段历史的影子。20世纪是人类思想的实验场,不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工业革命,也同时伴随各种政治上的各种“主义”在人类民族国家政体上的实验,资本主义,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威权主义,极权政体,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只把目光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而应扩大到整个世界——法国大革命,纳粹,奥斯威辛,古拉格群岛,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法国五月风暴——这些无一不成为《1984》成书的历史现实基础。

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谈到写作的初衷,“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因此,自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德国纳粹党的兴起,自犹太人大屠杀的开始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立,继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开始和佛朗哥政府的出现,自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投放和第二次世界的结束,如此种种——写于1948年的这部小说的社会历史现实已经形成,而之后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不过是对此悲剧的一再重复。因此《1984》并非只是单独指向单一民族国家的某个预言,它也同时关于整个20世纪的红色寓言。

3、美丽新世界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写于1931年,虽在《1984》之前,但若论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则要一直延伸到距今500年后。故事发生在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在未来社会人们已经取代宗教和耶稣而把福特尊为神明,并以1908年,也就是福特出产第一辆T型车的那一年作为新的纪元单位。统治政府利用基因控制的试管婴儿,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机制,催眠和睡眠疗法等手段人为控制人们的喜好,并在出生前就划定了人们的阶层,数量按金字塔一共分为“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厄普西隆(ε)”五种“种姓”或社会阶层,最高级的阿尔法从事科学、文艺等创造活动,而低级的德尔塔和厄普西隆则从事劳动和流水线工作。通过最初的基因控制和条件反射以及作为副作用微小的索麻,让每个阶层的人都深感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小说里的伯纳在一次和列宁娜的旅行中带回了野蛮人约翰,他是现代社会的阿尔法和居于外围保留区的印第安人所生,约翰的出现引起了现代社会的观礼潮,因不能适应自由意志的被控制,约翰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这里没有莎士比亚,只有低级娱乐快感的感官电影,人们也不会老去,不会生病,约翰也无法再回到原来的保留区,最后只能落得毁灭的结局。

如果将1984看做关于整个20世纪的红色寓言,那么《美丽新世界》则成为21世纪及至往后数个世纪的预言。

首先意味深长的是新纪元的提出。在美丽新世界中,将1908年定位新纪元的起始点,这是福特汽车出产第一辆T型车的那一年,到1913年,福特汽车开发出第一条流水线……福特汽车及其流水线的创立,意味着现代性的开始,以及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到来。此后,不仅是在汽车行业、机械加工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乃至在第三产业即好莱坞电影制作中以制片厂制度和类型片概念为核心,也都开始了统一标准管理配置的流水线制造时代。伴随着福特第一辆T型车的诞生及工厂流水线的创立,伴随着蒸汽机的轰鸣,伴随着电力的大规模应用,现代性、统一标准现代化大生产的时代轰然而至。

新纪元的提出也意味着对旧有宗教的一系列代替,十字架符号改换为T符号,代表现代科技的新神福特代替了基督耶稣,性开放代替了保守的基督教义……“象征着新世界的幸福工程和物质文化彻底代替了基于宗教道德观的世界秩序。”

美丽新世界中,不再支持一夫一妻,组建家庭,而是鼓励人们多交往异性,如果只有一个伴侣会被认为是可耻的,重复的卵子克隆代替了传统的生育,母亲、父亲这样的名称再次提出会引发哄笑。福特的流水线汽车工业在未来社会已然运用到了生育控制,人成为标准化的人,因为操作流水线工厂的埃普西隆不需要太多的个性,你的一生在你诞生之初已经被决定好成为知识分子,或者领导者,或者流水线工人等职位。

优生学被完全地贯彻起来,不再仅仅只是国家政府的非强制宣传——提倡晚生晚育,优生优育——而是变成了政府从源头上的精准控制,但是人类社会又不能全是阿尔法,人类社会结构按照金字塔分成五个阶层,高质量的精子和卵子结合诞生超阿尔法,而次等或劣等的精子卵子结合诞生贝塔或伽马甚至埃普西隆。基因决定了你的一切,但各个阶层的人们又都安得其所,因为与基因控制相伴的睡眠暗示在你睡眠时循环播放,即使是身处社会最低阶层的埃普西隆也一样时时感到幸福。

每个阶层在出生之初都有对应的睡眠歌曲,比如贝塔,“阿尔法儿童穿灰色,他们的工作要比我们辛苦得多,因为他们太过聪明。我为自己是贝塔而感到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我用不着那么辛苦地工作。我们也比伽玛和德尔塔好得多,伽玛都很愚蠢,他们全都穿绿衣服,德尔塔儿童穿的是咔叽布……”,埃普西隆则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少了谁都不行,即使是爱普西隆也有用处,我们不能没有爱普西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少了谁都不行……”“在他们醒来之前,这些话要再重复40到50遍。星期四再重复,星期六还要重复。30个月,每周3次,每次120遍。”以及这样的话语,“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进步让人快乐”……从13岁到17岁,每周重复500次。

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也成为真理。而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话语,从五岁开始一直到成年重复了何止上千遍。所以即使你是个爱普西隆,你的条件反射设置也会让你像贝塔和阿尔法一样对造物主充满感激之情。

这种睡眠暗示更像封蜡,“一滴一滴落下,不论落在哪里,都会粘在上面,结壳,和滴落的地方融为一体,直到最后把岩石变成一个红球。”“最后,孩子们的心里只有这些暗示,而这些暗示合起来就成了孩子们的思想,还不仅仅是孩子们的思想,也是他们成年后的思想——终身的思想。让他们表达判断、欲望和决定的思想就是由这些暗示构成的……”

这些话语根深蒂固进入人们的思想深处,而在随后如果你还有烦恼,那么还有定量的索麻、障碍高尔夫、不受限制的性交和感官电影等各种娱乐方式让你远离现实世界。

赫胥黎在《重访》中预言:“随着操纵的艺术和科学越来越被人了解,未来的独裁者无疑将学会把这些技巧运用到永无止境的娱乐中,这些娱乐提供给我们一个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世界,进而威胁着对于维护个人自由和民主体制至关重要的理性宣传。”

二、反乌托邦三部曲对比及评述

1、性污名化与性开放

三部曲对性的态度各不相同,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性成为了和粮票、肉票一般的按需分配的存在,这一设定显然有着直接的现实隐喻,1918年苏联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日用必需品的私人贸易,实行产品实物供应及主要消费品配给制。而这一政策被扎米亚京投射到了未来社会,并将其进一步扩大,对应性的“粉红色票子”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的一种想象。

而在《1984》当中对性实行严格的压抑政策,因为此时共同体意志大于一切,不容许有个人意志或小团体的存在,不仅拆散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单元,也要禁止男女之间的结合,只有阶级或党才是团结一切的核心。“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这种压抑的力比多,在小说里被转化为对老大哥的热爱和对敌人的痛恨,过剩的精力通过“仇恨周”被发泄出来。《1984》里设置的性压抑政策,显然也受到苏联的影响,这在我国第三代导演的电影中也有所表现,《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和吴琼花的感情实际是被压抑了,因为洪常青是党的化身,而吴琼花则象征待指引待觉醒待成长的群众,作为党的化身的洪常青和群众之间是不能存在私人感情的,是被压抑和禁止,因为党是要拯救万民的,而小团体之间组成的誓盟关系有可能会破坏党群之间的团结。阶级是大于一切的。

《美丽新世界》一反《1984》中对性的压抑、污名化态度,全社会上下对性持相当的开放态度,美丽新世界初版于1931年,出版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冷落和攻击,无论是小说中对性态度的设置,“他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描写这些畸形人的性生活上,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弥补”,还是对政治军事的观点,“亚洲在打仗,欧洲在破产,所有地方的人都在挨饿,结果阿道斯·赫胥黎在担心什么?……他在担心乌托邦生活里那些煞风景的事,在他看来,那是一两百年之后就会发生的事。”

但是现在看来,仅仅几十年后,赫胥黎所担忧的一些“煞风景”的事情就成真了,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垮掉的一代和性解放运动,开始挑战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而此后不久,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在20世纪落幕以后,我们的世界开始越来越朝着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迈进。

2、人性的、反人性的、太人性的

在这三部曲中,对于人性的态度亦大相径庭。《我们》和《1984》的统治者是站在反人性的立场进行统治,在《我们》中,人们除了性日可以拉上一小时窗帘外,全部时时刻刻生活在透明的四壁中,私密空间消失,人们无所遁形,与之类似的1984中的电幕,对于外围党员24h的监控,无处不在的话筒,核心党员只有半个小时可以取消电幕的监控,人们时刻处在老大哥的监控当中。《美丽新世界》与之相反,不仅在性的态度上不再限制,而且对于监控这类措施丝毫未曾涉及,这是因为在以福特纪元的新世界中,已经从源头上对人们的基因及之后行为表现进行了精确的控制,独处被普遍认为是可耻的,人们更多是集体在打障碍高尔夫或旅行观光,《美丽新世界》中虽未采用电幕,其实达到了一样的目的。人的本性即是好逸恶劳,在“美丽新世界”中,在“自由还是幸福”的命题当中,人们放弃自由选择幸福,即使这幸福是被动给予的。相较于1984的反人性,美丽新世界则是太人性的。

3、暴性统治或柔性奴役

在赫胥黎逝世前五年写的《重访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与奥威尔隔空对话,“通过棍棒和行刑队、通过人为饥荒、大规模监禁和大规模驱逐统治的政府不仅仅是残酷的,而且是低效的。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低效是一种罪恶。在一个真正高效的极权国家里,应该由强大的政治决策者和管理者来控制根本不需要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被奴役的感觉。”

事实上在低科技的国家里一样能实现集权主义,但是随着科技进步,随着不可避免的“人口过剩和过度的组织化”,新的极权必将诞生,而这一新式的极权会与科技紧密联合并达成共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索麻”不只是一种“幸福药品”,而且更是一种利用幸福感进行的奴役和一种行之有效的柔性统治手段。从《1984》到《美丽新世界》的转变,是20世纪的红色寓言向26世纪的福特纪元的可能转化,也是统治手段上暴性统治向柔性统治的转变。那时,人们将热爱被奴役的感觉。

尼尔·波兹曼曾对这两部作品做过对比:“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无尽的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对两部反乌托邦作品的对比精辟而深刻。福柯所预言规训与惩罚的世界或将成为过去。我们也许应该更为警醒 “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三、我们将走向“1984”还是“美丽新世界”

两部作品都有对极权主义、集体主义的反省,对未来的悲观,而《美丽新世界》在此之外,还增加了对“未来主义”的质疑,对理性的反思,对效率的反思,以及对现代科技所塑造的新神的反思,对物质主义的反思,对消费主义的反思 ,对现代性的反思,对物质前所未有丰盛的时代我们可能因此导致的迷失和不自知的忧虑。

直到1940年7月奥威尔才写了关于《美丽新世界》的书评,同当时许多的评论家看法相仿,“在这里,享乐主义泛滥到了极点,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豪华宾馆……但它对新世界的未来却没有多做说明。那样的社会最多持续一两代,因为一个只想着好时光的统治阶级会很快丧失活力……”1940年的世界离秘密警察、老大哥、坦克大炮还很近,离赫胥黎所预言的美丽新世界还距离尚远,奥威尔并不认为这样的新世界会成真,即使成真也不过持续一两代。赫胥黎在后来的《重访》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诉诸幸福感的新极权比用恐惧维持的旧极权更稳定,也更牢固。从长远来看,通过惩罚不当行为来控制人的行为远不如通过奖励期望行为有效,运用恐怖手段的政府也远不如通过非暴力手段操纵环境和个人思想情感的政府更有成效。惩罚可以暂时中断不当行为,但不能永久地遏制人们从事不良行为的倾向。此外,惩罚所产生的心理副作用可能和他们受到惩罚的行为一样产生恶果。”

秘密警察、电幕、暴力折磨、威权控制,由这些组成的旧式极权统治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取得成效,但也必定带来极大的副作用,即因为不断积累的压抑和恐惧,人们必定揭竿而起,终有一日这种暴力极权会被推翻。

回看20世纪,不论威权政府抑或极权主义,而今安在哉?台湾蒋氏政府的威权统治1987年由蒋经国亲自解除戒严,进行公开选举;与之类似的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经过几代之后,领导人自身开始对这种政体产生疑虑,往前回溯不久,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世界的左翼力量;纳粹和奥斯维辛早已灰飞烟灭,希特勒最后自戕而亡;中国逐步走向开放,以“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代了“两个凡是”的价值观。再回溯历史,秦二世而亡;杀人止谤、“道路以目”的周厉王不出三年即遭流放……不论过往历史抑或今日之现实,此一事实早已不证而自明——诉诸于恐惧、暴力和压抑的政权,哪一个能够真正长久地存在?不过数代,必定易于人手,或被直接推翻湮灭,或自行崩解而消散,或领导者自己开始进行政权内部的结构性调试 (party adaptation)。

目前看来,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21世纪到来之后,我们将遭遇更多与“美丽新世界”有关的诱惑:

1、移动支付或非货币化

在西方国家尚待讨论的议题,在我们国家已然成真。从16年开始逐步普及到19年的现在,街上引车卖浆者流无一不配备着几张二维码,尤其在一线城市,出门一天基本上只用带上手机,就可以做到乘公交地铁无障碍通行,吃饭购物亦不在话下。网上购物早已普及到日常生活,移动支付、虚拟经济、非货币化这一条脉络不断向前延伸的同时,意味着实体店的逐渐消亡,而实体店所带来的是阡陌纵横的现代街道,这也许导致公共空间的逐渐消亡。而公共空间,如广场、街区往往成为民主抗议话语的集聚地。

2019年5月14日,以8-1的投票比例,旧金山将成为美国第一座禁止市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城市,并且要求市政府各部门必须透露他们正在或准备使用的任何监控技术。[1]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在面对飞速发展的科技所做的稍微一点抵抗。

In this Oct. 31 photo, a man has his face painted to represent efforts to defeat facial recognition. It was during a protest at Amazon headquarters over the company's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

2、基因编辑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奎团队宣布,对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婴儿的 CCR5 基因进行了编辑,使她们出生后自带 HIV 免疫体质。这一消息随机激起轩然大波。这也许是我们目前距离“美丽新世界”最近的一次。这也正预兆着,现代科技象征的新神要取代上帝做造物主。

这一案例中基因编辑针对的问题是使两个婴儿免除艾滋病,至此我们可以再退一步如果手术能够成功,如果某天真的能够凭藉基因编辑而免除艾滋病的隐患,免除衰老,梅毒和癌症的诸多疾病隐患,且无任何副作用,那么我们彼时将如何以对。

3、电子游戏或新一代索麻

我们现在的舆论正陷入对电子游戏的过度保护当中。政府下令改造,舆论进行讽刺固然是限制公权力,但另一方面,现在的游戏真的清白如斯吗。去年的一条新闻,公益组织在对留守儿童进行慰问时,收到一张这样的纸条“叔叔,我不喜欢你们带来的东西,我想要一个可以打王者荣耀的手机,或者以后你们给我钱,我们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们带来的书和文具,我们不喜欢,谢谢。”在电影《米花之味》中也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晚上聚集在一起在寺庙前蹭WiFi玩游戏。

不可抑制陷入签到、做任务,升级的循环当中,舍不得氪金那只能靠每天不断地签到做任务,来置换新皮肤,或新英雄,在一局20分钟左右的短刺激反馈当中获得快感不断出的新皮肤和新英雄,永无止期的签到,一局又一局短刺激反馈——现在的游戏真的清白如斯,和上瘾毫无关系吗?这难道不是另一个可以容人逃避现实世界的美妙窗口,或新一代的“索麻”?

是的,电子游戏或将成为新一代的索麻。电子游戏同时也可与上一点的视频直播业务相结合,事实上,正是游戏内容支撑了直播业的半壁江山。

4、VR或缸中之脑

拍摄于上个世纪末的《黑客帝国》早已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缸中之脑”式的可能未来,《重生男人》也探讨了人类在未来的可能生存形态,未来的人类已经赛博格化,不仅在肢体上,而且可以提供给你关于未来的美妙图景,即使你在现实中已经全身瘫痪,你仍然可以在由现代科技为你提供的脑后插管的想象性现实中获得美好的人生。《美丽新世界》中约翰的母亲多少有些类似于《重生男人》,回归新世界后,每天靠吸索麻度日,只不过一个是缸中之脑,一个则是凭藉一种药物,但两者都进入了想象性的美好世界。(“半克索麻相当于半天假,一克就相当于一个周末,两克就是一次精彩的东方之旅,三克就等于漫游月球了”)

近年来VR的出现与普及为这一可能性未来提供了逐渐清晰的技术基础。VR技术也可与游戏相结合,提供更加沉浸式的游戏体验和互动感,而打完游戏可以继续看游戏直播讲解,在虚拟的代入中同样可以获得快感和想象性的体验。现代科技将各种游戏娱乐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与联系在一起,我们也被包裹在越来越多样、有趣、好玩的娱乐性活动当中,我们心甘情愿地将我们的闲暇时间全部交付出去。我们现在不再讨论欲望,我们讨论快感。

5、好莱坞、腺体刺激与感官电影院

大数据搜集在如今已经不成为新闻,人们交付出自己的部分隐私来换取一些方便,而部分APP和电商也竭尽所能地搜集各类数据以做出更准确的市场预判。除此之外还有精确编制的好莱坞大片,在最近与复联4有关的一条新闻是,钢铁侠打了响指后,见到了长大后的女儿,但是这个镜头被删减了,原因是在试映会上没有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这同样也是大数据表现之一种,提前做市场调研并对影片效果做出预判。作为高概念的大片,好莱坞不容许影片失利,因此在编剧时必定反复思考复盘,精确预制哪一部分带来笑点,用于活跃气氛,哪部分让你哭泣,哪部分提供高潮戏。但是不止于此,在可以预见的近未来,好莱坞大片可以直接利用大数据搜集,设置像美丽新世界里的“感官电影院”,直接刺激腺体,或在屏幕间隙以小字快速滚动进行潜意识诱服,就像赫胥黎在《重访》里写得那样,对观众进行暗示。

6、泛娱乐化

电子游戏、VR、感官电影,上述的结合共同预示着泛娱乐化。

微博是目前中国网络上最大的话语集聚地和公共事件讨论区。以十年前后的博客与发展到如今的微博做观察对象。

2008年的十大博客和排行榜上,有作家,有公知,有明星,有记者。有多样性所在。十年后再看榜单,排行榜前十几乎全部被财经、炒股类博客占据。

左:2008年十大博客。右:2019年十大博客

十年后的微博继承了昔日博客的公共事件讨论功能,但是更为敏感的事件则遭到删帖与封禁处理,取而代之充塞其中的是流量明星的花边新闻对热搜榜断续的霸占,公共事件讨论场域的萎缩是近几年来显而易见的事实。十年后博客和微博的双重所指分别是:金钱和娱乐。

如果说2013年是公众号兴起元年,那么它的没落来得也太早了些,近两年公众号打开率越来越低已然不足10%,微信特地在更新版本里推出了“在看”接口来挽救日渐衰颓的公众号;而现在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阅读长文的耐心或能力,跳过读图时代,直接进入了短视频时代。抖音、快手各类短视频APP不期然地火了起来,微博成为抖音的最初发源地和兴起处,知乎则在新一版的更新中识时务地在关注、推荐、热榜后加入了第四个页面,就叫做小视频。仅仅在以公众号为代表的文字阅读兴起不过三年后,短视频流量为王的时代已经轰然而至。2016年,这一年被看做“直播元年”,各类直播雨后春笋一样兴起。

第三,一切皆可被解构、用来娱乐,即使最严肃的政治事件或人物。泛娱乐化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意义,它挑战了既有的权力结构,但其所包含的重情绪而轻事实的基本特征,会影响到对事件的进一步深入讨论。政治泛娱乐化与后真相时代的兴起紧密相连,一切都只是浅尝辄止,事实真相变得无人在意,只有娱乐和情绪才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

我们现在正前所未有的处在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

在《美丽新世界》中,最奇妙的娱乐方式让人享之不尽——感官电影、纵情派对、障碍高尔夫和离心汪汪狗游戏,尤其是性放纵的滥交和保证供应的“索麻”——这些娱乐方式被特地用来作为政策工具,防止人们对社会和政治现实过多关注。

赫胥黎在重访中论述得清楚:“宗教的世界和娱乐的世界完全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绝对‘属于另一个世界’。两者都能分散人的注意力,如果长期浸淫其中,两者都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对自由构成威胁。只有那些警惕感很强的人能够守住自由,只有那些在思想上不断保持当下状态的人才有希望通过民主程序实现有效的自治。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都不能生活在当下,不是生活在此时此刻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而是生活在别的地方,生活在游戏和肥皂剧这些与现实无关的世界里,生活在神话和幻想里,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抵挡那些操纵者和控制者的入侵。”

7、消费主义

在《美丽新世界》中,刺激和鼓励消费是联众政府保障其长期稳定的支柱之一,消费与娱乐结合起来(旅游、购物、感官电影、索麻)让人们沉湎于感官刺激与享受。

我们现在正处于消费主义极度盛行的时代。

首先,消费主义具有发明、异化一切节日的能力。以妇女节、劳动节的异化,女生节、520和双11的发明为例。前两个节日的起源有特别的历史渊源和特定含义,而现在则全部被引导为消费、旅游和购物,后两者则是现代资本所发明的节日。

传统的节日遭到异化,而新的节日被资本发明。这生动体现了鲍德里亚所论述的,生产引导消费。

“以往,主动权被认为是掌握在消费者手里,并且通过市场反应到了生产企业那里。这里恰恰相反,生产企业控制着市场行为,引导并培育着社会态度和需求。”(鲍德里亚,2014, p 53)

“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而是潜在地无限生产力和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阶段,体制必须不仅控制生产机器而且控制消费需求,不仅控制价格而且控制这一价格所要求的东西。”(p52)

鲍德里亚所谈到的,体制不仅控制生产机器,而且控制消费需求,不仅控制价格,而且控制这一价格所要求的东西。

以双11购物节的发明为例。

你的消费时间(定于双11),你的消费需求(在这一天被极端放大),你的具体商品的挑选(广告,明星代言,基于个人隐私和网站cookies的大数据分析和推送),最终付费方式的选择完成——都是潜意识、被引导的结果。你以为你有自由意志,你在做主动选择,其实你的决策都是生产厂商+明星广告+营销策略+大数据推送引导的结果呈现。

除生产引导消费以外,其他的消费主义特征还有:

商品的展示性景观存在代替了使用价值(包装礼盒的价格高于物品本身)

消费作为符号认同(物品的消费背后是其对应的阶级)

生产根据物品的死亡(三个月一换牙刷,两年一部手机的建议更新频率;部分故意的技术瑕疵或漏洞,故意的跳跃性产品区隔如苹果手机不提供128G,只提供64G和256G)

8、党媒的话语转型

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新媒体时代下,党媒为适应新的形态下党的话语的有效传播而进行的传播调适。暴行统治转变为柔性统治之一例。

新媒体时代,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新兴党媒纷纷进驻微博、公众号等自媒体,并一改往日的口号式宣传和传统的树典型模式,有意识地淡化自身官方色彩,变为更贴近群众的、吸纳流行话语的草根式表达和煽情主义相结合(以“人民日报”微博为样本),另一模式则是适应于公众号长文的“专业主义”,其话语引导“在专业信息和层层论据的分析下隐蔽地进行”(以“侠客岛”公众号为样本)

由此背离了传统的生硬宣传,转而建构了一种吸纳专业主义与煽情主义等不同范式元素的 “杂糅化”形态。(这一点参考论文:龙强.李艳红. 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J]. 国际新闻界. 2017(2))

9、我们走往何处去

除了共有的反极权主义,三部曲之间还有具体而细微的差别。《我们》和《1984》有着更强的历史现实指向。在《我们》中,对最后一个数字的讨论,对“粉红色票子”的设定,都暗示了《我们》这部小说的现实隐喻,它是反思集体主义,反思当时的苏联的公共配给制,质疑共产主义所宣扬的终极真理的。而《1984》所处的时代出现了古拉格群岛,纳粹的上台,两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麦肯锡主义,美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所以它同《我们》一样有着直接而现实的隐喻。而写于1930年的《美丽新世界》与奥威尔的《1984》处于同一个时代,但相比起前两者的历史与现实,赫胥黎忧虑的远在未来,他是在科技尚未高度发达的时代反思科技,在贫困与饥馁尚搅乱世间的时候思考物质主义盛行下我们的丧失,在未来尚未到来之前,忧虑未来,思考科学、伦理与极权和统治手段之间复杂而幽微的联系。

目前的社会尚处于多样化的杂糅形态当中,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地显影出美丽新世界的一面,但不可否认又同时遗留有1984的另一面(举报、审查与同性恋及性文学管制),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都将处于这一枚硬币的两面中间——只要有国家存在,与国家相伴的国家机器也必然不会消亡,但暴性统治会逐渐地越来越向柔性奴役转化。

我们尚未走出1984罩下的阴影,赫胥黎所忧虑的未来已经赫然近在眼前。

[1]NPR, San Francisco Approves Ban On Government's Use Of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https://www.npr.org/2019/05/14/723193785/san-francisco-considers-ban-on-governments-use-of-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 >

江寒园
作者江寒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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