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慕容素衣 2019-07-03 10:22:17

1991年8月12日,92岁的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

“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

“画家。”林风眠回答。

这是林风眠去世后,黄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写到的一幕。我总觉得,所有写林风眠的文字,都没有黄永玉这短短几句话这么有力。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这一问一答之间,这是一个注定为画画而生的灵魂,命运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紧握着手中的画笔。

林风眠这辈子,当过校长,坐过牢;风光过,也落魄过,他所有的光荣和苦难都因画画而起,大半生都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画中反复出现的那只孤雁。

孤独是他的宿命,他这一生,总是在不断地离别,幼时与母亲诀别,动乱时与妻女分别,暮年索性去国留乡。孤独剥夺了他享受家庭幸福的权利,却赋予了他辉煌的艺术生命。

如果让我给林风眠写墓志铭,我会在他的墓上写下一行字: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1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亲的下落不明。

林风眠出生在广东梅江边一个小山村里,原名叫作林凤鸣,村子前流过一弯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边芦苇摇曳。

他6岁那年,溪边新开了间染坊,那五彩的颜色,给单调的乡村生活添加了斑斓。林风眠从小就对色彩感兴趣,总是缠着母亲带他去染坊玩。母亲是个单纯美丽的瑶家女子,在家里地位很低,那一阵,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乐,经常穿着染成青绿颜色的衣裳在镇上飘来飘去。

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令林风眠不堪回首的事:母亲被族人五花大绑在村口,被树枝抽打,被蚂蚁咬,被族人唾骂,他们都说母亲和染坊老板做出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小小的林风眠被家人关在屋里,听到母亲一声声的惨叫,他奋不顾身地拿着把刀从屋里冲了出来,大哭大叫,说要杀死毒打妈妈的人,说长大以后要杀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抱回家里的,只记得从那以后,就没有见到过母亲。有人说她被“浸猪笼”了,也有人说她被卖到山里去了。

失去了母亲,林风眠的童年便变得孤独了,他不愿意和村里人接近,总是对着一本《芥子园画谱》描摹。或者跟着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个石匠,长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刻呀,还告诉他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做石匠,不要想什么读书做官。祖父让他少穿鞋子,并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

祖父对他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这双手和手中的一支笔,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成天是闲不住的;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却是在轻薄的、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

林风眠最终没有听祖父的话,他18岁从梅州中学毕业后,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样,上山打石头刻石碑,而是选择去了上海,后又辗转去到法国留学。

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可故乡的山水一直在他心里,母亲的样子也一直在他心里。他爱画秋骛苇墉,正是岭南秋天常见的风景。他笔下的京剧人物,就像母亲一样有着向上微翘的丹凤眼,浮现着迷人而忧郁的微笑。

他为什么不回家?是近乡情怯,还是始终不肯原谅村人?

个中理由,他从未对人说过,我们也无从揣测了。

2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罗拉的骤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刚刚尝到一点人生的甜头。

林风眠生来就是个做画家的料,在梅州中学读书时,美术老师梁伯聪十分赏识他,常给他的作业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画比我还好”。

中学毕业后,林风眠去上海投奔同窗好友林文铮,恰好在报纸上看到招收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留学的广告,于是就和好友一起报了名。

1921年,林风眠和同伴们坐四等舱来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艺术的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凤鸣”改成了“风眠”。临风而眠,我从未见过如此诗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国第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不到半年后,院长杨西斯惊异于他的才能,劝他说:“你在我校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介绍你去巴黎最高美术学府吧。”就这样,林风眠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师从柯罗蒙学素描和油画。

他一度沉迷于自然主义,后来杨西斯看了他的画后批评说:“你不要在这里学得太长,否则你就变成学院派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艺术有多少宝贵、优秀的传统啊,怎么不去好好学习?”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从此后,林风眠就从学院派变成了“野路子”,从全盘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最终回到了中国的传统上。

巴黎素有“枫丹白露”的美名,给予了林风眠充分的艺术滋养。求学之余,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馆,不光看画,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艺,就像一只贪婪的蜜蜂,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

他非常喜欢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每次静立在她面前时,感觉就像母亲在对着他微笑在,总会感动得流下眼泪来。他评价说:“那是感情与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画,别的画挂在它旁边都会掉下来。”

在巴黎待了一阵后,他去德国游学了,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挚爱罗拉。那时他其实已有女友,可一见到罗拉,就怦然心动,如痴如醉,很快就做出了选择。

罗拉和他一样酷爱艺术,经常为他弹奏德国古典和现代钢琴曲,那些美妙的音乐,融入了林风眠的生命中,他从未遇到过如此投契的姑娘。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林风眠的画入选了法国秋季沙龙展览,艺术上崭露头角时,罗拉却在分娩时不幸染疾,母子同亡于巴黎一家医院。

这是林风眠一生中最伤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艺,没日没夜地刻了一块石碑,安置在罗拉的墓前。许多年以后,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回巴黎开画展,又来到了罗拉的墓前久久伫立。

命运对他就是这样无情,每次他初尝到一点人世的温馨时,又会骤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后来又结了婚,第二任妻子叫阿丽丝,是个法国姑娘,曾送过他一朵野蔷薇花。他很照顾阿丽生,还和她生了个女儿蒂娜,可他再也没有像爱罗拉那样炽热地爱过任何人。

3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导的“艺术运动”的失败。

1926年,在回国的船上,林风眠遇到了徐悲鸿,那时徐已声名鹊起,又是官费生,名头和派头都远胜过林。相遇后,徐悲鸿问他回国有什么打算,林风眠如实回答说,还在找工作。

下船后,码头上有几个人扯起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有人向船上大声喊道:“我们接林风眠校长,哪位是林校长?”

“我是林风眠,但我不是校长。”林风眠还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同船的徐悲鸿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因为蔡元培原本保荐的是他,因他在新加坡滞留数月才转荐林风眠。

林风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那一年,他才26岁。

二十到三十多岁那个阶段,是林风眠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岁月。

有感于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决定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那时的林风眠完全像一个斗士,他当校长,办画展,向传统的中国绘画“宣战”,试图“调和中西”。

他请来了齐白石任教,当时的齐白石,只是个画民间画的木匠,不敢到全国最高艺术学府执教。林风眠多次登门,诚恳邀请,终于说服了他。每次齐白石上课时,他都会叫人预备一把藤椅,下课后还亲自送他到校门。

林风眠在北京做过最轰动的事是开办艺术大会,他大力主张“艺术救国”,认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面包,面包不如艺术。他在大会的宣传画上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人生需要面包,人生还需要比面包更重要的东西——艺术呢!”

他坚信艺术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说,艺术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间的一个最深情的淑女,给人以温情和安慰。他深信,艺术是一切苦难的调剂。

艺术大会一开就是一个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试图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到民众心中。可惜民众大多并不理解,有人甚至写信批评说,多少可怜的百姓啼饥呼寒,你们却充耳不闻,还要开什么艺术大会!

林风眠大力推行艺术大众化,雇请人体模特,引起了教育总长刘哲的反感,他认为林是“赤化校长”,向张作霖报告要逮捕他。幸好张学良在旁边说:“我看林风眠是个清白的美术家,没有问题的。”林风眠才得以脱险。

重压之下,他只得南下,到杭州筹办艺术院并任校长。艺术院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成了中国美术家的摇篮,也流传着许多有关“林校长”的故事。

林风眠从不束缚学生,而是鼓励他们“放松一些,随便些,乱画嘛”,还对学生说“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

学生赵无极平时只喜欢西画,国画考试不到十分钟,在纸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题上“赵无极画石”,就收起画具扬长而去。老师潘天寿愤怒至极,认为是“目无师长,戏弄国画”,向校方提出开除赵无极,是林风眠极力说情,才让他免于开除。

学生洪毅然画画太理智、太冷静,他就劝洪在作画之前少量喝一点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

很多艺术院的学生认为,林风眠几乎用他的整个人格影响着他的学生。

可惜的是,林风眠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校长,他拙于事务,不擅应酬,在学生闹事时无法处理自如。他的画风被视为洪水猛兽,他的性格也不讨人喜欢,他领导的艺术运动最终寿终正寝,本人也不得不辞去艺专校长之职。

他一度爱画现实题材,试图以艺术为利器改造国民性。1931年,蒋介石到艺专来参观,见到了他画的《痛苦》,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说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这是促使林风眠画风转折的一个关键事件,此后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调转向明朗色调,写实转向写意。

离开艺专的林风眠,彻底从斗士变成了隐士。他先是迁居于上海,躲到一个仓库里去画画,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后来索性独自跑到重庆嘉陵江边的一间茅草屋里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据拜访过他的人形容,茅屋里仅有一张旧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块砧板,以及油瓶。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他不知疲倦地画啊画啊,一种全新的画风诞生了,因为个人风格太过强烈,被称为“风眠体”。

所谓“风眠体”,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诗意中蕴含着淡淡的哀伤。他笔下的风景不是现实中的景色,而是记忆中的景色,是艺术家主观表现的景色,是林风眠自我心灵的呈现,清逸缥缈但又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就像杜甫诗句“渚清沙白鸟飞回”中的意境,孤独地美着。

“风眠体”是在孤独寂寞、痛苦贫困中诞生的。

4

如果说之前上天给林风眠还算怜惜,那么到了六七十年代,命运便完全露出了狰狞的一面,鞭子如雨一般落到他的身上。

他的妻女去了巴西,留下他一个人在上海,经常一天烧一顿稀饭,配烧得发黑的霉干菜烧肉吃。这一别就是22年,他把女儿蒂娜的照片挂在客厅里,可照片如何能慰藉他的孤寂。

最伤心的是,在徐悲鸿式写实风格主宰的年代,没有人再欣赏他的写意画,甚至有人称他的画作不为社会主义服务,是“黑画”。

柳和清回忆:“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单的身影,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踟蹰,冷冷清清,孤孤寂寂……有一次,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

傅雷与林风眠是知交,曾许诺说要帮他写传。可惜,1966年9月,傅雷夫妇愤然双双自杀离世。听闻这个消息后,林风眠非常悲伤,他不是傅雷那种玉石俱焚的性格,于是决定亲手毁掉自己的画以绝后患。

我多么希望这一幕未曾发生过:

林风眠关紧门窗,烧画的烟把他的脸熏得乌黑。他怕烟囱冒烟被人发现,又改了办法,把画撕碎,泡成纸浆,然后从马桶冲下去。据义女冯叶回忆,林风眠的脸坚毅决绝,一反平时的和蔼可亲,帮他毁画的学生舍不得撕碎其中几幅精品,林风眠毫不犹豫地说:“我不要连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还会再画……”

画还没毁完,红卫兵就到了,他被关押起来。一关就是5年,他的双手被反铐起来,手腕肿得厉害,手铐都嵌进了肉里。吃饭时也不给解铐,他把嘴凑到饭盆边吃以求生存。他的许多朋友都自杀了,他说:“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5年后,在周恩来的关照下,释放了一批艺术家,其中就有林风眠。

他出狱时,已经72岁,没有人记得这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是名动一时的大画家。回到家,他取下女儿的照片,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说有外宾要见他。匆匆赶去,外宾竟是30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众目睽睽之下,林风眠正不知如何应对,赵无极已疾步来到面前,长跪不起。

师生当场抱头痛哭。林风眠事后说,赵无极这是要救他呢,身为外宾如此重视他,造反派自然不敢拿他怎么样了。

5

78岁那年,他受叶剑英关照去了香港,只准他带走34幅画。带不走的画他都送给了亲友,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不禁潸然泪下。

生命中最后十几年,林风眠是在香港度过的,妻女仍住在巴西,他去短暂探望过两次,还是两地分居。

孤独就像是他的宿命,晚年他已全盘接受这宿命,不再抵抗,而是自觉地与世隔绝,凭着记忆重画在“文革”中毁掉的作品,几乎一直画到生命的终点。

他活到92岁才去世,最终依风长眠于香江。临终前留下绝笔:

我想回家,要回杭州。

林风眠的一生,总让我想起苏轼笔下的那只缥缈孤鸿。他这辈子活得太孤单了,生前离群索居,死后声名也被遮蔽,最终,却是这份孤单成就了他。在清寂的天地里,林风眠宛若一只惊鸿,翩然飞过。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生性冷清的人,越到晚年却越喜欢浓郁、明快、通透的色彩。我喜欢他画中的秋天,大团大团的金黄色,那么明亮,那么绚烂,满是生命的热情和活力,只看他的画,你根本不知道他经历过那么多磨难。

诗人艾青曾为林风眠画集做了一首诗:

色彩写的诗,

  光和色的交错。

  他的每一幅画,

给我们以诱人的欢欣。

如果一个画家,披着满身鞭痕,依然能创造出给我们以诱人欢欣的画来,这样的灵魂,最后的归宿肯定是天堂。

慕容素衣
作者慕容素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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