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阅读不再是禁忌,它也是想象的学问

思郁 2019-06-25 10: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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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经济观察报》采访伊朗裔美国女作家卡扎尔·纳菲西,最后一个问题提到她的新书《想象共和国》。如果说纳菲西的成名作《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下简称《在德黑兰》)让我们领略到在一个处处都是禁忌的国家中,人们对文学的需要有多么迫切;那么,《想象共和国》一书就是为了回答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我们对文学的认知有何不同:我们还依然迫切地需要阅读文学吗?文学依然有反抗压迫的那种精神气度吗?在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社会之中,文学是如何影响到每个个体生命的?

在《想象共和国》与《在德黑兰》之间横亘的绝非意识形态的鸿沟,因为在伊朗教授文学和在美国教授文学有很大的不同,环境、对象、心态、解读的经典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就算是重新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隐含的意味也大有不同。且不说纳博科夫本人极其反感批评家从政治角度解读他的小说,更多的时候,那些身在课堂上的学生也无法理解伊朗的现实与这本“爱情小说”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

《在德黑兰》一书最大的魅力就是传递一种处处不自由的高压环境中,纳菲西与她的七个学生之间用文学的民主精神建立起一个秘密的共和国。那是一个现实之外的平行世界,那个起居室中的世界美好,脆弱,可以自由翱翔,就像每个人都可以变成爱丽丝一样可以任意穿越幻境。就算外面世界炮火连天,就算她们的现实不堪一击,随时会被秘密稽查破门而入,甚至可能会送到监狱受到鞭笞和伤害,她们也想停留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因为这个世界是任何外界的残酷压迫都无法夺走的,这属于一个真正的想象共和国:“一个与真实世界平行的世界,居住者既不用护照也无需证件,唯一的入境条件就是一个开放的头脑、一份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一种无法定义的逃离世俗的冲动。”

但是,当纳菲西到了美国,成为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文学教授之后,这样的想象共和国还能存在吗?

撇开伊朗残酷的政治的境况,某种意义上说,纳菲西在美国教授文学的困境更加令人沮丧。在伊朗,纳菲西和她的丫头害怕那些强行禁书的人,“禁书”这个字眼升华了普通的阅读行为,赋予她们的阅读姿态变得神圣而紧迫;而在美国,她需要担心的是因为丧失了禁书的理由,大多数人不再读书,阅读只是众多娱乐方式中最枯燥没有吸引力的一种。对,这就是一种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它鲜少关心真正的人类幸福,它对于想象力与思想不屑一顾,而对知识的热情则被归为无关痛痒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表征,文学阅读丧失了意义,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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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换个说法看待这个问题,暂且不提阅读的式微,如果一个人在文学中度过一生是什么样子的?

我脑中首先出现的一个形象是约翰·威廉笔下的《斯通纳》。斯通纳,一生献身于学院,没有什么经典著作存世,死后的名字只出现捐献给图书馆手稿的纪念献词中。度过这样的一生,几乎可以断定,去世之后,已经没有几个人记住这个名字。因为他不是名作家,没有代表作,不是名教授,没有任何名垂青史的学术专著,也不是一名好老师,没有学生会对其感恩戴德,一次次感谢他醍醐灌顶似的教授文学的方式。这大概就是从事文学需要接受的现状。

纳菲西也可看作是一种典型。一生投身于文学批评,成为一名教授。我在想,如果她不是一名来自伊朗的流亡者,她的著作会受到同样的热议和关注吗?她会不会是另一个默默无闻的斯通纳?当然,著作本身也是如此,如果她不是来自伊朗的流亡者,如果她不是写作了《在德黑兰》用文学的方式抗争专制,她解读文学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在她讲述家族往事的自传《我所缄默的事》中,她提到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早已是伊朗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但是日复一日地写作文学批评很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学院化的批评模式中,日益地疏离现实,丧失生活的激情,成为越老越小的文化生产圈子的认同产物。

这个时候,她开始意识到光做一个文学批评家还不够,她渴望新的创作,渴望从小阅读到的波斯文学和伊朗文学重新焕发生命力,“我在当代小说和诗歌中,寻找我们面对和逃避现实的线索,了解我们如何用文字记述我们的经历,不是为了揭露自己而是为了隐藏自己。从当时到现在,我一直确信,通过研读当代的伊朗小说,我可以认识了解到政治和社会的真相。”这是写作《在德黑兰》的精神源头,她把文学批评的解读与讲述她的现实故事缠绕在了一起,就仿佛那些遥远的时间和地点中发生的虚构的故事成为现实事件发生的宏大背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想象中的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在现实中抽离出一刻钟神游万仞,把自己幻想成一个虚构的角色,可以脱离肉体的羁绊,翱翔于无边无际的时空中。这就是热爱文学的方式,成为文学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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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文学史上靠写作成名的作看似家数不胜数,但相对于漫长的历史中被淹没的无名的写作者,他们的数量也就是每本教科书中反复提及的几百位。更反讽是,很多经典作家,在每个时代中都有不同的境遇,有的只有名字常被人提及,但已经无人阅读,有的是昙花一现,在某个时代中大放异彩,但在后世中再无人提及。那些永恒的经典作家,每个时代都被反复重读,重新焕发生命力的作家和作品,少之又少。纳菲西在《想象共和国》中重点解析的几本作品,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以及后记中詹姆斯·鲍德温。有的甚至还没有成为经典序列中的常客,它们之所以成为纳菲西重点关注的对象,是因为每本书和背后的作者,都成为她在美国生活的现实注脚。

我们通过纳菲西的视角重新认识了这些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纳菲西为这些角色重新注入了活力。因为任何经典,如果没有人阅读和解读,他们的生命只能封存在记忆的图书馆里,只有通过这样在不同的时代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才能发现这些角色又复活过来,成为我们的陪伴对象。这是文学批评存在的目的,即要征服存在于经典所属的时代与我们时代的疏远与距离。只有通过文学批评的解读才能克服这种距离,使自己与经典的时代合而为一,才能够使意义为自己所有,使陌生成为熟悉,使他者属于我们。阅读文学就是理解不同的他者,透过理解他者而收获自己的成长。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斯通纳和纳菲西这样投身于文学的传道者角色。尤其是斯通纳,他看似是一个文学失败者的缩影,但恰好是这种失败的人生,让我感受到了他对文学的真正热爱。当然,你也许有疑问,难道我们时代,不正是一个崇拜成功者的时代吗?为什么还能从这样一个失败者身上发现文学的魅力?我记得我阅读《斯通纳》的时候,十分惊讶于威廉·威廉斯为这样一个文学小人物立传。这样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院派人物,一生做过最惊天动地的伟业不是写出了多么经典的著作,而是给一个旁听的学生不及格的分数,还为此不惜得罪自己的同行和领导。从任何一方面看,他的人生都是失败的,无论是事业、婚姻和家庭,甚至婚外情都是失败的——当他的爱情来了,他退缩了。但是我们唯一不能否认的是,斯通纳主动选择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并为此付出了一生的热情和努力,他对文学的热爱体现在从他自我意识觉醒的那一刹那,放弃了自己在农学院的学习,投身于文学的那一刻,他的巨大热情表现在只花了一年时间就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文。

斯通纳刚成为教师开始教授文学的的时候,有段话说明了在他身上文学发生的影响和变化:“当他的思想关注到思想的主题,当他与他所学过的文学的力量互博,并试着理解它的本质时,他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种永远的改变;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将目光从自己转向容纳着他的世界,他因而知道,他所读的弥尔顿的诗歌、培根的散文,或者本·琼森的戏剧虽都是以世界为题,但都反过来改变了世界,而它们改变了世界,是因为它们独立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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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阅读纳菲西《想象共和国》中,注意到了她也引用了《斯通纳》中的这段话,用她的话说,这是不朽的句子。我并不把这个简单的形容视作恭维,因为这里所谓“不朽”,任何一个真正的阅读者都深信不疑。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我们所读的书籍是虚构的,但是书籍中的人物所代表的形象,所传递的情感,所代表的力量却都是真实无比的。有时候我们甚至分不清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小说家翁贝托·艾柯还提到过这样的一个事例。1860年,在横渡地中海、追随加里波第出征西西西里的前夜,大仲马逗留马赛,参观了伊夫堡。他的主人公埃德蒙·唐泰斯(在成为基督山伯爵之前)在那儿被囚禁了十四年,其间在牢房里得到了狱友法利亚神父的传授。大仲马参观期间发现导游会习惯性地带游客去看所谓的基督山伯爵“真正”的牢房,还会头头是道地谈到唐泰斯、法利亚,以及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好像他们是真人一样。与之相对的是,同样是这些导游,却从未提到曾被囚禁在伊夫堡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奥诺雷·米拉波。

大仲马于是在回忆录里有感而发:“小说家创作的人物杀死了历史学家笔下的人物,真是莫大的荣幸。原因在于历史学家描述的不过是逝去的幽灵,而小说家创造的是有血有肉的真人。”

这当然不是个案,想想我们文学史中那些著名的人物,甚至大于它的创造者的影响。我们对荷马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阿卡门农、阿基琉斯、喀耳刻和海伦却是稳定的习惯性路标;莎士比亚的生平是个谜,然而,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卡利班、马尔瓦里奥和哈尔王子,都名动天下,熟悉如我们呼吸的空气,“没有这些人物,我们内在的过去将是装满无言死者的墓穴。从荷马和柏拉图魂牵梦绕的苏格拉底,一直到我们时代普鲁斯特笔下的夏吕斯男爵和乔伊斯笔下的布鲁姆,我们一直在从虚构中获取现实的路标。在不灭的幽灵和活着的人之间对话。给予我们语词共鸣的力量。艺术家最高的成就是完成永恒生命的奇迹。只有在那时,他才意识到苛刻的欲望为了超越短暂的人生而不得不忍受。尽管每个时期的艺术、诗歌和小说都会创造出无数的人物,但只有少数才迸发出优雅的火花,才能够跳过从短暂的实存到永恒的幽影之间的鸿沟。”(乔治·斯坦纳《梅里美》)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都需要各种精神和心灵的启蒙。文学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如同茫茫大海的灯塔,在远方指引着我们前行。我们将某个作家视作模仿的对象,我们以为它就是文学本身。我们倾心于这样的文学,甚至把我们的人生也按照文学的模样进行打造,是因为我们的人生选择的机会太少,而一种文学就是一种选择,我们通过阅读文学经典,学习不同的经验,经历不同的人生,丰富我们的阅历,慢慢成熟。文学可以是人生的指引,人生也可以是文学的参照,文学与人生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影响,而是互相的指引。

纳菲西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总是要面对这样的困惑,在卡森·麦卡勒斯的章节中,她提到从1997年他从德黑兰到华盛顿之后,她一直教授美国小说,学生的追问也从未停止过,读这些书有什么用?读它们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吗?它能交给我什么样的东西吗?这样的疑问基本贯穿了《想象共和国》的全篇,甚至延伸至我们的时代对阅读和文学的轻视。小说并不是我们某种技能的说明书,不是我们人生的指南,不是我们精神的阿司匹林——尽管很多时候,许多通俗小说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成为我们逃避现实,减轻生活压力的舒缓剂,但阅读那些文学中的经典呢,它们存在的意义好像只为了那些专业的批评家和大学课堂里的研究生为了撰写无生命的枯燥论文准备的。

用纳菲西的话说,在民主社会,词语不杀人,但是它们可以有效地麻痹我们的心灵和思想,直至我们变得能够忍受违背我们原则和价值观的事物。所以民主社会的阅读,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拓展我们的想象力,“事实上,想象的学问是实用的:它帮助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以及我们对自身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做决定的能力。无论我们是政治家、教育者,还是从商者,这种见识或是这种见识的缺乏,都影响了我们……想象的学问,从一种相当实际的角度来说,对于一个民主社会的形成、它的愿景和它的未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民主理想的存续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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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共和国》中,纳菲西在不同的章节中分别有不同的侧重主题,比如马克·吐温的章节涉及到的是美国的文明建基于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和个人主义的伸展;辛克莱·刘易斯的章节中侧重的是商业和消费主义对文明的冲击和侵蚀;卡森·麦卡勒斯的章节中侧重的是孤独的美国人形象,孤独成就了美国,但孤独也是消费主义大潮之下技术对个体的蚕食,造成的零落成泥的惨淡景象;后记中的詹姆斯鲍德温写到的民权运动,涉及到美国文明中的阴暗面,我们如何看到性别、种族和阶级这些大写的词汇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但所有的这些主题都与《想象共和国》中个体的想象力有关,而所谓的想象力,其实归根结底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在民主国家里,艺术虽然不大可能再威胁到国家,但你可能被引入一种意识麻木之中,一种智识怠惰的状态。在纳菲西看来,改变这种状态最合适的方式是阅读与思考的能力,因为“阅读小说是一剂解药,是一种对个人选择之力量的提醒。每本小说在核心处都有一个由至少一位主人公做出的选择,它提醒着读者,她可以选择做她自己,做与父母、社会或国家的要求相悖的事,并且听从自己微弱但至关重要的心声”。

其实这个话题已经是全球性的,阅读能力的式微,我们对文学的愈发轻视都和这种不能思考,不想思考的能力有关。波兹曼将这种思考能力的丧失归因于电视和因特网这种新的社交媒介发明之后,改变了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娱乐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一切思考都处在浅薄化、表面化、图像化的统治之下。任何阅读如果不符合娱乐的潜规则,都会被抛在脑后。阅读的日益小众化,出版经典的夕阳理论,媒体的愈发标题党故意的危言耸听等等,都与这种世人疏于思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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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针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问题上提到过一种“恶的平庸”理论。在我看来,这个理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并不仅仅指称那些在奥斯维辛大屠杀中只服从命令,毫无道德和羞耻感的纳粹军官。延伸到现时代,这样的人仍然存在,而且占据我们生活的大多数,这样的人,他不是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阿伦特在《思考与道德关切》(1971)一文对这种奇特的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

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思考的主要特征就是它总打断所有的行为和日常活动,“当我们开始思考无论什么事情时,我们就停止了其他一切活动,而它们也反过来打断思考过程,所以我们就像在出入不同的世界”。当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我们处在高速的流动和运转之中,我们只有不停接受讯息的过程,只有这种不停地筛选着讯息,根本停不下思考。

而思考的另外一个特征就在于,人们总是思考那些直接的感官知觉中没有的,或者从感官思维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这就是说,思考的时刻就是离开了感官,进入了一种抽象思维模式,思考是一种不在场的经验。所以思考这种行为才是危险的,因为它所呈现出来的思想是日常经验所缺乏的东西,甚至是推翻了陈规和陈词滥调。

这样的思考能力绝非是少数人的特权,它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和训练都可以达到的能力。而这种思考最大的收获并非获得知识,而是分辨善恶、辨识美丑的那种能力。

当然,正如纳菲西通过《想象共和国》所展现出来,想象力就是这种思考最大的表现,而阅读文学经典是思考能力的前提,用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话说,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么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读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即成长为一个能够会用自己的思考理性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个体。

布罗姆说,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而我们的时代中,阅读式微的最大结果就在于,我们成为了社交工具的奴隶,孤独求败而不可得。

思郁
作者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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