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抵达之谜” ——郑小驴长篇小说《去洞庭》

林培源 2019-06-24 15:32:34

小说的“抵达之谜”——郑小驴长篇小说《去洞庭》

林培源

本文以《一起交通事故背后的当代世相》为题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2019-6-24 第40版),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去洞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

在“80后”的文学版图中,郑小驴是个带有异质性的小说家。和大部分初涉文坛的写作者一样,郑小驴以中短篇获取关注,以长篇小说彰显叙事野心。出道至今,他为读者贡献了《1921年的童谣》(2009)、《痒》(2013)、《少儿不宜》(2014)和《蚁王》(2016)等小说集。如果说中短篇小说是小型战役,求的是短兵相接、速战速决,那么两部长篇(《西洲曲》《去洞庭》)则是漫长的拉锯战,需要战略家运筹帷幄和高知远见。郑小驴创作于十年前的《西洲曲》聚焦的是计划生育的“问题”,而在新作《去洞庭》中,“问题”依旧是其关切所在,但“问题”依托于精巧的叙事结构,小说暗藏的机锋,在人物命运起落处熠熠生辉。


起始:叙事动力

捧读《去洞庭》的过程,如同乘坐越野车穿行在高速公路,途中险象环生,动人心魄,你无法预知前方等待你的是什么,你将要抵达何处。“牧马人”(书中人物之一史谦的座驾)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它是故事开头酿成“车祸”的肇始者,同时也是爱情和欲望的承载物:顾烨和史谦驾驶它到西藏无人区,而顾烨驱驰着它到洞庭湖与岳廉幽会。

《去洞庭》因此有了一层“公路小说”的况味,小说中的人物永远“在路上”:逃离,回归,在不同的空间(湛江、洞庭湖、北京、藏区)挪移与跋涉。当然,它不是《洛丽塔》式的“在路上”:这里不存在亨伯特和洛丽塔的情欲组合体,它更多的是交叉、缠结的人物关系,“顾烨—史谦—岳廉”是故事中最为核心的欲望三角。一旦欲望三角组合完毕,小说就如同故事中那辆开足马力的“牧马人”,它既能载着背叛者逃离,也能将背负罪与耻的人带向毁灭的深渊。

《去洞庭》的故事并不复杂,叙事的起点是一桩强奸绑架案,“无名者”(底层青年小耿)出于生理的本能欲望,强奸了南下的北漂女青年小鹿(张舸),挣扎中错手将小鹿砸伤。博弈的结果,是小耿将小鹿封口、绑紧,塞入白色标致408的后备箱,驱车前往洞庭湖畔一个叫雷击闶的小村。这是小说前两节营造出来的情节,它具集齐了犯罪小说的基本元素:施害者、受害人,案件的发生(通常伴随着暴力和血腥)以及发生之后如何收束等问题。案件的发生是包裹住故事核心的外壳。敲碎这层外壳,便露出骇人的内里。

从第3节“去洞庭的途中(一)”起,强奸、绑架和车祸的情节被叙事者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顾烨和岳廉始于洞庭湖的偷情(它为故事的未来走向埋下伏笔),以及史谦的发迹史、婚恋史,小耿的悲惨身世和小鹿的北漂生活。如此一来,在欲望的三角组合外,又多了小鹿、小耿的线索——尽管后两者是因为一桩偶然发生的强奸案才被栓到了一起,但在后续情节中,他们各自承担起极为重要的叙事功能。五个人的命运,被一场车祸直接或间接地联结起来。

从虚构的“真实性”来看,车祸的发生是偶然,也是必然。这是叙事的要诀,小说家要做的,是在接下来有限的篇幅中,“补缀”车祸牵连的诸多人物的身世和来历,引领读者去感知、体认、同情乃至反思人物的行为:他们是谁?来自何方?为何会走到这一步?

以上种种,牵涉到一个小说“叙事动力”的问题。何谓小说的叙事动力?从情节铺陈来看,它是小说的“扣子”(或曰故事悬念)。扣子一旦摆上台面,小说家便化身魔术师,它使用障眼法,将魔术完成,而谜底往往交托给观众猜测和揣摩。情节的展开,如同魔术进行的过程,这是一种双向互动——魔术师施展技艺,而观众的心被吊着,同时也调动其全部的智力和知识储备来完成对魔术的解密;从叙事意图来看,叙事者在抛出故事的谜面后,可以将时间截断、暂停乃至颠倒。时间在这样的叙事当中,成为一个机关,小说家对人心的勘探,对人性的揣度,对善恶的窥视以及对广阔的社会图景的俯瞰,都可借这个机关来施展。《去洞庭》的叙事动力,就包含在这两个层面当中,首先是车祸的发生和后续结果,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直接或间接与车祸有关的人物,他们从何而来,为何而来——这是小说家最为关切的部分,读者一旦进入小说家苦心经营的故事空间,并且对人物产生好奇,小说的叙事动力就成为牵引读者在密林中穿行的诱饵。至此,我们甘愿成为蒙眼的驴,诱饵系于我们自身,我们心悦诚服甘于为之奔命。


前行:流动的空间

《去洞庭》的第一个叙事闭环,出现在小说第6节“去洞庭的途中(二)”。此时,被中断的故事情节(车祸)重又接续上了。车祸的肇事者岳廉和顾烨发现白色标致车的驾驶者(小耿)不知所终,而后备箱被绑架的女人(小鹿)此刻正奄奄一息。害怕偷情败露的岳廉,说服顾烨逃离现场。但顾烨于心不忍,还是报了警。“尖峰岭隧道”的车祸在这里才真正地浮出水面,接下来的问题是,消失的小耿去了哪里?这是小说后续必须补缀的叙事空白,也是故事留给读者的一大悬念。

从“车祸”的发生,到车祸被发现,中间穿插了“北京”一节,述及北漂女青年张舸在北京这座“梦中之城”的工作、生活和恋爱遭遇。到这里,强奸案发生的城市(湛江),车祸发生的隧道、顾烨和岳廉偷情的洞庭湖——故事的大部分空间,都一一出场了。这其中,洞庭湖是最为核心的空间,它充满了隐喻的味道:每个人都和洞庭湖有关,洞庭湖也和每个人有关。

小耿的故乡在洞庭湖旁一个叫雷击闶的小村庄,其父患了尿毒症,贫苦家庭无力承担透析的医疗费用,小耿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洞庭湖是故乡,他却不得不与之割裂,绑架案和车祸发生后,又不得不逃离,洞庭湖于是成了回不去的故乡。犯案后,小耿流窜回长沙,在史谦投资的“洞庭鱼馆”打工,后来又受史谦雇佣,对岳廉施行报复,案犯地,就在洞庭湖;顾烨住在洞庭湖畔的民宿写生、散心并邂逅岳廉,岳廉“从小在洞庭湖边长大。那晚他给他讲了很多洞庭的故事。讲桃花水母的传说,讲夏秋时节在芦苇荡野合的男女,讲九八年浊水滔天的洪灾。”(第24页)对于张舸来说,洞庭湖是故乡,也是疗愈之地。她在北京和东北男子的恋情告终,随后相亲了一名军官,孰知对方是冒牌军人,张舸被骗财骗色,最后落得个患上幻想症的下场,自杀不成后,张舸重返故乡洞庭湖疗养。小说也在这里落下帷幕。

当然,小说还另外两处重要空间,一个叫“盐井”的藏区和一个叫双湖的无人区。前者是史谦和顾烨相识相爱的地方,而后者,则是他们婚姻终结的地方。此时得知儿子并非亲生的史谦万念俱灰,决定和顾烨自驾到双湖,开始了一场中断婚姻的告别之旅。小说的格局再一次得以打开,进入到一个充满异域风情(湖泊、沙漠、僧侣、藏人、牦牛、青稞酒等)的地理空间。但这次,藏区不是浪漫之地,而成了伤心之所。曾经的成功商人史谦,在遭遇妻子出轨、工厂倒闭、破产和背负巨额债务之后,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小耿,雇他完成对岳廉的惩戒。对史谦而言,洞庭湖是滋生罪孽和背叛的地方,对顾烨来说,洞庭湖“是张巨大的网,是潮湿的沼泽,是危险的隐喻。”(第204页)一切始于洞庭湖,又终于洞庭湖。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去洞庭》和其他当代小说的不同之处。在大多数当代写作者都汲汲于巩固某个“写作根据地”的时候,郑小驴却另辟蹊径:他不开垦一块固定的土地,也不执着于书写故乡——当然,他也没有一头扎进城市文学的漩涡中。《去洞庭》不是惯常意义上的城市小说,亦非传统的乡土文学,它是一部综合小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而这流动性,并非聚焦某一“游历者”身上,借其目光来打量和勘探,而是透过多位人物的视角,完成对当代社会的深度扫描。读《洞庭湖》的过程如同摊开一幅地图,人物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爱与恨,罪与罚,在此处萌发,又在彼处熄灭。

这种多重故事空间交错和位移的写法,令人想起波拉尼奥的小说:作为一个“世界人”,波拉尼奥笔下的人物涉足拉美、北美和欧洲,《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如是,《2666》如是,《智利之夜》更如是。可以说,郑小驴动用了他多年漂泊旅行的经验,将之化为小说真实可感的空间,人物身处其中,与其相伴相生。地域催生了人的精神面貌、气息和血性,同时,人也赋予地域以深刻的精神印记。洞庭湖(某种意义上也包括藏区)既是实的,也是虚的,同时是成长、归宿和救赎之地。


终结:元叙事,或一种“社会小说”?

将《去洞庭》归入为某种社会小说是否可行?这是通读这部小说之后,留给我的一个问题。上文述及的各种地理空间,其实也是文化和社会空间。以“小说家”一节为例,岳廉和张舸一样,都曾在北京这座“梦中之城”生活过飘荡过,相比在北京遭受情殇和精神折磨的张舸,青年作家岳廉是北京的宠儿,北京是其声名鹊起的幸运之城,他在那里“陆续获得了一些文学的名声和关注,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机会也逐渐多了起来。‘天才’‘希望之星’等赞誉接踵而至,他始料未及,很是惊愕。”(第206页)与此同时,他也是北京的“弃儿”,“有段时间,他频繁流连于各种酒局,俨然京城酒局上的新宠,在众人的夸赞中,浑然没察觉出周围的敌意。仿佛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众人诋毁的焦点。”(207页)在北京受尽屈辱和烦扰的岳廉,于是“开始怀念南方,怀念洞庭的冬日,怀念那段尚未出名时在民俗心无旁骛地码字的美好时光”(第207页)透过塑造岳廉这样一位青年作家的形象,郑小驴的笔尖触及到了我们时代隐秘的文化症候:文学的名利场、盛名和赞誉的诱惑,既光芒万丈,又暗藏危险信号。莽撞如岳廉者得以厕身其中,同时,也被这个巨大的名利场狠狠地甩将出来。这是小说的第一处反讽,南方和北方的落差,在这里构成对位。灯尽油枯的岳廉不得不回到故乡,不成想在洞庭湖畔重拾灵感,完成了一部有关报复的小说。

这是《去洞庭》精彩的一笔,或许我们可以把岳廉当做这部小说中作者的分身,岳廉也是一个乔装打扮过的作者,他身上携带者作者的基因,潜入小说的密林中,在其中穿行和冒险。到这里,小说“元叙事”的一面得以显露,“反讽”再次出现:叙事者将这篇小说(题为《去洞庭沉尸的途中》)穿插其中,制造出另一个虚构中的虚构空间。哑巴沉尸妻子的情节,暗含了情欲、背叛和报复的所有元素,何尝不是小说中“史谦-顾烨-岳廉”这个欲望三角组合的对位呢?虚构的小说中,哑巴妻子沉堕湖底,化身皑皑白骨,而“现实”中的岳廉(作为小说的作者)也惨遭不测,在试图逃跑的过程中,他被小耿逼入绝境,最后纵身一跃,葬身湖底。虚构化作现实,也强化了《去洞庭》的批判意味。

除此之外,小说还有另一出社会事件值得注意,这就是2012年发生于湖南长沙“平安堂”商场的抵制日货游行。小耿作为一名辍学者和底层青年,被某种狭隘盲目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裹挟,加入到浩荡的游行队伍并打砸日系车。这里显示出小说家对社会经验的敏感性,但光有敏感性还不行,小说家还必须将这种公共的社会经验通过艺术手法变成文学经验。郑小驴的做法是将其嫁接到虚构的人物(小耿)身上,让他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和转述者;与此同时,作者也让史谦同时出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作为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和商业资本的生意人,史谦在这场游行中看到的不是爱国热情,而是暴力和非理性行为。当他在“洞庭鱼馆”的年会上得知小耿也是游行队伍的一员时,他的愤怒来得如此“政治正确”。史谦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但在九十年代的商业浪潮中,他纵身一跃,投入商业、资本和欲望的世界。在这场游行中,他的相机被一群愤怒的青年砸坏了,对他而言,“不但是相机的损失,而是某种叫做精神的东西,在他心里碎掉了。他们就是一群流氓、痞子,未来你能指望这些人吗?他失望地想。”(第118页)作者所隐含的社会反思与批判意图,也在此处呼之欲出。小说并没有急于对事实做出判断,它“呈现”不同社会阶层分裂的价值观,让曾经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碰撞,让人性的自私和黑暗面涌动奔流。商人、艺术家、作家、小职员和打工者轮番登台,构成一幅当代社会的浮世绘。这点,在史谦和小耿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之间隔着壁垒森严的阶层界限,但在贪念和恶面前,他们又是平等的。史谦对小耿有知遇之恩,正是利用这一点,史谦成功说服小耿为他办事,最终酿出大祸,造成岳廉坠湖身亡。不会游泳的小耿,只能眼睁睁看着岳廉被湖水吞没。他“用力拍打着泥土,像醉酒的疯子,仰望璀璨的星空,心中一阵懊恼,想,这个世上,还有比自己更坏的人吗?”——这是小耿的忏悔和叩问,小说也在这里抵达了巨大的谜底:何为“平庸之恶”?

可以说,《去洞庭》触及了当代社会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的残酷现象:史谦、顾烨、岳廉、张舸和小耿,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标签,同时也背负着时代的印痕,他们的命运起落和生死爱欲,照亮了当代中国驳杂的人心世相。《去洞庭》揭开了小说的抵达之谜,彰显出作者极强的结构意识和叙事能力,小说的情节,一幕接一幕,如同围绕着花蕾的花瓣,次第绽放;它将人的贪欲、罪孽写得极为到位,洗练克制的语言,读起来有一种瓷器般的美感。在这个层面上,将《去洞庭》视为一部兼具艺术性和批判性的社会小说——“当代文学的《罪与罚》”——恐怕也是恰当的。

2019.5.24-25 凌晨初稿

2019.5.25 修改

清华园

作者简介:

林培源,1987年生,青年作家,广东汕头澄海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7-2018),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小说评论。曾获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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