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古典文学的幻灭之美(附:中国古典文学对「无常」的抗衡)

王莫野|雲隱 2019-06-24 13:05:37

中日古典文学的幻灭之美

人之一世,莫大于生死。观叶落而悲秋,见花败而伤春,究其本源,皆是生死之叹。

中国与日本之古典文学,颇有相似之处。日本受中国文化浸染之深,不必多说。同时二者又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故而对生死之事的看法虽大有相似,然亦有区别,这些异同自然就体现在了文学上。

日本文学以幻灭之美而著称,「物哀」更是人尽皆知。大体说来,「物哀」即是由外物触发内心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大多是哀伤的。按照这个定义,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伤春」与「悲秋」俯拾即是,这也属于「物哀」的幻灭之美。

中国文学,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出现描述幻灭之美的诗句。

屈原的《离骚》中有:「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美不再是蓬勃的、繁盛的,而是濒死的、哀怨的。

同为中国文学之源的《诗经》,亦有对幻灭之感的描述。《小雅·頍弁》写道:「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意思是:「就好似下雪之前,飘飞四散的霰粒。死亡之日本就不远,又能相见几次呢。」

「美人迟暮」是说美的幻灭,「死丧无日」则是生的幻灭,除此之外,还有这些类似的句子: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谢惠连《雪赋》)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前赤壁赋》)

显见中国古典文学里的幻灭之感,源自于生的短暂。更确切的说来,这种幻灭,是在人生的短暂与外物的长久,这两者的比较中得来的。

苏子泛舟游于赤壁,遥想当年曹孟德「固一世之雄也」,却发出「而今安在哉」的感慨,继而便是那句「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三国演义》开篇引用的《临江仙》:「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亦是人世的短暂与青山的长久的对比。

类似的,「阁中帝子今何在」与「槛外长江空自流」的对比(王勃《滕王阁序》),「人生代代无穷已」与「江月年年只相似」的对比(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与「念天地之悠悠」的对比(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皆可以归为此类。

与之相对,日本古典文学中亦有对生死的描述,其幻灭感的来由,另有根源。

「物哀」最先被用作评论《源氏物语》,然而在平安时代诞生《源氏物语》之前就已产生了「物哀」的审美倾向。

类似于《诗经》的《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是日本文学的源头。《万叶集》成书较早,但也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后。中国文学中的幻灭感是自生的,但受到了佛教影响,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则是在中华文化和佛教思想的共同哺育下产生的。

《万叶集》中写得最多的是梅花,这和中国的传统咏物对象相同。到了《和歌集》则更多地歌咏樱花。譬如:

「春至花开日,花开盛极时。明年能见否,天命有谁知。」

「落花何独恨,举世皆无常。身与花俱灭,焉能寿且康。」

「万物皆无常,群花终必散。区区此寸心,愿逐群芳畔。」

及至《源氏物语》,当紫上病到深秋,想到自己若是死了,源氏将会何等悲恸,便写了首和歌:

「露在青萩上,分明不久长。偶然风乍起,消散证无常。」

在这时候,将人命比作风吹花枝倾侧、花上露珠难留之状,使得源氏悲恸不堪。(第四十帖《法事》)

显见「无常」二字出现频率颇高,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幻灭感即是源自于无常。因无常而陷入伤感,见极盛而落的花、青荻上未干的露,由此即身,幻灭感就产生了。

「人世无常」是日本古典文学中无处不在的悲凉雾霭,字里行间无不透着无常之叹:

祗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娑罗双树花失色,盛者转衰如沧桑。(《平家物语》)

徒野之朝露不消,鸟部山之烟尘不升,则世间之事何等没趣。唯有无常不定才是世间之妙处。(吉野兼好《徒然草》)

那主人那宅院互争无常的样子,说起来无异于喇叭花上的露珠。时而露珠落去花留着,留是留着,但一见朝阳即枯。时而花萎露珠未消,消是未消,但不待黄昏时。(鸭长明《方丈记》)

说起鸭长明的《方丈记》,也有一段对「逝川流水」的感叹。与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近于人生短暂之叹不同,而是发现了「无常」的道理,这一段是这么写的:

「逝川流水不绝,而水非原来模样。滞隅水浮且消且结,哪曾有久存之例。」

虽然都是幻灭感,一个因为「人世无常」,一个因为「人生短暂」,由是塑造了中日古典文学的不同性格。

《頍弁》的结尾,其实落脚于:「乐酒今夕,君子维宴。」虽然人生似雪霰,死丧无日,不如今夕共饮,欢宴行乐。这种思想流传后世,就有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及至李白,这种豪迈与洒脱到了极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笔锋一转就到了「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同样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下一句就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

由此,从人生短暂中,发现时间的珍贵,开始关注当下,从而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意识,造就了中国文学中的自由与洒脱。

但在人世无常中,谁知道当下的快乐会不会在下一刻变成痛苦,未来的不确定成了笼罩现在的阴翳,就无法放开来去体会现在,唯有死亡与毁灭是确定的,就转而追求一种基于死亡的极致之美。譬如樱花,较之含苞之日,莫若极盛而落、花如雨下之时。以及叶上初露,随着朝阳的升起而渐渐消失。

于是后来的日本文学常常描述死亡与毁灭,三岛由纪夫笔下被火焰吞噬的金阁寺,川端康成看到海棠花未眠而想到死亡,芥川龙之介描述的地狱变屏风,等等。甚至这些描述毁灭与死亡的作家们都选择了自杀。

幻灭之美,可以是中国式的洒脱,也可以是日本式的阴郁。虽然表面上相似,内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死观。

附:中国古典文学对「无常」的抗衡

「无常」源自佛教,中、日皆受其影响,为何「无常」在日本古典文学中体现得更多?

以《三国演义》和《平家物语》为例,二者内容上颇为相似,皆是政权争夺的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回:「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与《平家物语》开场诗:「祗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娑罗双树花失色,盛者转衰如沧桑。」二者对照来看,虽然都是政权、家族的盛衰,《三国演义》将其归结为「天下大势」,其盛衰则必有定数,实为「天命所归」,并非是《平家物语》认为的「无常」。

中国人的「天命论」诞生的年代远早于佛教的传入,孔子即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教导,由此抗衡了佛教的「无常」。这一点,在《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来。

源氏失势被流放须磨,「反复思量过去未来一切事情,但觉可悲之事不胜枚举。这京都地方已可厌弃,然而想起了今将离去,难于抛舍之情,实在甚多。……正如古歌所云『离情别绪无穷尽,日夜翘盼再见时』。如今一旦别去,则因世事无常,或许即成永诀,亦未可知。」(第十二贴《须磨》)

而秦可卿死前为王熙凤托梦,同样是在盛衰转折之时,则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常保的。……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通过比较,我们隐隐有一种感觉,《三国演义》与《红楼梦》皆体现了人的力量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犹似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内核,虽然命运无可改变,但仍旧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诸如五丈原诸葛禳星,明知大限将至,仍要逆天命而延寿。贾家已是公府末路,势败无可避免,却也要扶大厦于将倾。

但《平家物语》和《源氏物语》则更多的是因为无常不可避免,一切都将逝去,那么就消磨掉了主观上的进取,对于消亡反倒是主动的,继而产生厌世的情绪,这种情绪又常常被当做审美的对象。譬如平家灭亡,平清盛之妻怀抱外孙安德天皇与三神器一同跳海。而源氏对待那些和他有过纠葛的少女,更像是对待一件有着审美价值的物品,她们的死亡带给源氏的则是生死无常的感慨,甚少有贾宝玉式的共情。

当然,这两种文学中的思想倾向,并无高下优劣之别,就看读者对哪种更有共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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