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再享乐地身处这个时代

看理想 2019-06-17 14:36:15

「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是阿多诺在文集《棱镜》中写下的话,我想,提问“该如何理解这句话”是不对的,真正当问的问题是“这句话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毕竟奥斯威辛和阿多诺提醒着一些异国和遥远的符号,听上去和我们毫不相干。犹太人受苦的历史早已远去。这句话显得仅仅是一个空洞的修辞,因为那之后我们当然写诗了,不仅如此,我们塑造电影工业、铸就美食与商店林立的城市、培养夺目的偶像、开发令人沉迷的手机娱乐。

谁敢说这一切是「野蛮」的?

如果我的文章曾经给你启发,那么今天我恳求你更多的注意与理解,这不是为了我自己。

1. 患眼疾的人

尼采有一句很动人的话,他说让年轻人瞎掉很简单,你用多变而夺目的光辉照射他的眼睛,他就瞎了,成为一种“壮年的自我主义”。

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是瞎的,瞎到只能看到自我和那些黑暗中强烈的聚光灯,一般由商业企业和权力所有者控制,数量不多,但都极其巨大,被各种数字和排行榜不可质疑的证明着。让这些枯燥的夜像是白昼。

明晃晃的,让野蛮之行似乎镀上一层理智和文明的光晕。

我敢肯定,我们或多或少都是瞎的。

2. 「幸运的旁观者」之罪

所以阿多诺的话引我们看向生活中那些已经渐渐隐去的光亮,有的被时间隔绝,有的被一些别的东西,更多的甚至被我们自己主动隔绝,凝视这些光亮,可以恢复视力。

其实奥斯威辛后写诗的野蛮那句话和我们很近。我们常在因意外丧失亲人的家属口中听到一句话,他们说:“多希望当时是我就好了。”

理解这句话不复杂,有时厄运降临到那些“不该如此”的人身上,我们这些旁观者会深感“遗憾”。有时厄运太过巨大,且受害者是恰恰因为“真诚”落难,衬得我们这些“幸运的旁观者”倒像是侥幸苟且才逃过苦难,余下的日子多少显得“不配”,诗情当然野蛮。

在那些可以举的例子里面,第一个是林昭,这个名字年轻的读者已经不熟,她在中国的六十年代因为倔强地拒绝“违心认罪”而被处决,其后年月出生的知识分子,无一不生活在林昭的注视下羞愧不已。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
1957年因支持大字报“是时候了”被划为右派,因罪入狱
于狱中写了20万字血书,表达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

再来是2016年自杀的江绪林,这位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系讲师自缢身亡,引起了人们关于“知识分子的困境”的探讨。他在遗书中交待好书籍的去向后,写道:“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如今,你在豆瓣绝大多数大部头的著作下,都会看到他缜密详尽的读书笔记,数量之多令人震撼。

他的死让每个号称对生活和世界仍然求索的人扪心自问,活下去是自己真的乐观,还是胆怯。

总是有一些人,一群人,一些事件,他们如此真诚却惨遭厄运。以至于,当我们出门去,顶着明晃晃的艳阳,看着整洁马路上的车水马龙,看着我们自己这一身光鲜体面的服饰用品,无地自容的觉察到,这平静安稳的生活中深藏的侥幸和苟且。

那些该面对的黑云压境我们躲过了,那些该经历的鞭打泪水我们逃避了。

在他们的苦难后,我们的幸福安稳必然是带着罪的,若我们再付诸诗情画意,当然野蛮

3. 凝视人之“仁”

有一种叫“历史主义”的大灯晃着我们的眼睛,说,这样的罪感不过是一种西方情怀。

不是的,《论语》有云:“子食于有丧者之側,未尝饱也。子於是日哭,则不歌”——孔子在为他人办丧礼时,总是吃不饱。如果他那天哭了,他就不会唱歌。

孔子当然看到了,经历了丧礼的这天,如果再抚琴歌之,是野蛮的。

这不是因为墨守成规,孔子早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人没有仁之心,讲礼有什么用呢?懂乐有什么用呢?

我们总说儒家虚伪,但“仁”字的本意既是人与人之间本然的亲与意,是一种对人与人关系起码的真诚。

我懂“平安之罪”给人的第一感觉:我又没蓄意伤害他人,为什么要治我的罪?在这种“眼盲”中,我们的目光只瞥见人与人的关系是“不要彼此伤害”。我本想讲出一堆道理论证为何不能如此,但又觉得这种感觉绝不罕见,我们为观看他人而羞愧,尤其是他们的“奉献”而羞愧,这种“羞愧感”本身就够了,强烈地提示着在我们的自然本能里,对他人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

只是现实实在是软弱人互相推诿的社会,我们只需照瞎自己的眼睛,就可以不必看清他人

因此像孔子或阿多诺这样想是圣贤吗?我们便不必、也不可能做到了对吧。可这只是基础啊,我们并未要求孔子令丧者起死回生,也未要求阿多诺拯救犹太人于水火,仅仅是真诚的观看。

若是活于一个崩坏的时代,平安与享乐将是带着罪的,那意味着你其实没有承担那些该承担的重量。

这份重量当然被很多人承担着,他们运气差,或比我们更真诚勇敢

4. 最后的承担——祈祷

我们难免不扪心自问,在这个巨大的世界,到底要我承担什么呢?

一个个体的能量如此渺小,像是一滴水要去撼动大海,要怎样做才算是承担生活,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如果行文至此,这个问题浮现在你心中,那么你怕是已经触摸到问题至深的渊源,接近理解并感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个至深的秘密。

这绝不仅是小人物的烦忧,即便一位大人物,掌握着至高的权力,难道不会有一些问题,依然束手无策吗?当柏拉图向上触摸着“理想国”的至高,又深刻地领会着理想国那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理想国要变成现实中将要遭遇的所有野心和危险,他也某种程度上束手无策了。

在这时,柏拉图提到了「祈祷」。

那个“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他对柏拉图最大的批评即在于他过于“理想主义”,但在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中,他推理着“最佳政体”,依然走到了“祈祷政体”。该怎么理解这份“祈祷”呢?

这当然和基督教没有关系,亚里士多德是远早于基督教的。有人说祈祷是“精神的寄托”,有人说是“徒劳无用”的,有人说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其实亚里士多德也论证过神无法一一倾听并响应每个人不同的诉求。但我们先简单地设想,一个身处六十年代的人,面对林昭的处境,除了“漠视”或“祈祷”,他还能做什么呢?

这绝不是在主张一种自我安慰的仪式,我想这个祈祷,至少有以下三层意味和承担——

首先,依然凝视着这件事,不要移开视线,并凝视着最好的结果的可能;

其次,你排除了「实现好结果」中的“恶意”,如果面对一个处境:要屠杀尽一个城市的孩童,才能令伟大胜利降临。你选择不这么做,转而祷告;

最后,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分析的,「祷告」作为修辞即不真也不假,祷告不受外部世界的限制,在祷告中,人才真正自由。这代表他放弃任何现实的致盲,自由而纯粹的凝视真诚

抬头看,是城市的耀眼灯光霓虹,再往上看,是在大都会灯光下显得黯淡的群星,好了,现在你可以祈祷了。在过去我们觉得祈祷是走投无路彻底绝望时才做的事情,那么可以试试在满怀希望甚至信心满满时,依然祈祷。在看到星星之时,就该祈祷了。

这是这个或许渺小的个体,在这个巨大的世界,可以做的,最自由的承担。

他侥幸而平安地活着,祷告令他不以此为理所当然。祷告令他在面对自己的选择时,例如是否要吃饱,是否要诗情画意,即便他被迫诗情画意,也可以在内心自由的与丧者共悲。祷告让他面对那些不得不的“恶行”时(今天多少罪恶顶着“不得不”之名),可以放心停止恶行,转而祷告。

这听上去是不是像无力的自我安慰,但这是不是又是最有力的自我改变呢?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子曰:“丘之祷久矣。”

或许我们还认为祷告简单,就是心里想想,没有实际的负担。也许吧,在读完这篇文章时,你可能因为这个新鲜的触动而可以去试着祷告,便会发现祷告带着巨大的负担——承担平常之罪的负担,持续凝视着给你巨大压力事务的负担,承担着无法作恶的惴惴不安,承担着需要持续祷告的巨大紧迫感。

你可以一时祷告,你可以在落难时祷告,你能时时祷告吗?你能在享乐中意识到自己的恐惧而祷告吗?

5. 自知野蛮并祷告着

你敢越过那些巨大的探照灯,望向被阻隔遮蔽的幽暗星空吗?因此而意识到自己的诗情画意,不管这种诗情画意被什么样的文化包装着,是一种巨大的野蛮,意识到自己平安的生活是一种罪。

并因此学会祷告,并不住地祷告着。为那些代我们受苦的人们,那些我们早该受到的苦。

作者:李厚辰,编辑:提图,监制:猫爷,本文原载于看理想公众号《我无法再享乐地身处这个时代》,转载请联系公众号,谢谢。

李厚辰:「翻转电台」主理人,一个听上去很保守的自然主义者。身体力行的深度接触商业与互联网,因而批判商业与互联网。苦口婆心的劝人反对他们的生活,也反对他们自己。

翻转电台:一个比较严肃的电台,致力于将反思和知识,与人的生活联系到一起。你可以在Podcast,网易云,喜马拉雅等各个平台发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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