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节,我想给女儿讲2个故事。一个是郜艳敏,一个是马拉拉。

神经猫与挨千刀 2019-06-16 20:51:54

又是一年父亲节,社交网络上大家都似乎在纠结怎么过父亲节,我却在纠结,怎么做父亲。

自从16年有了一个女孩后,我就无时不刻的在想这个问题。

这当然不是什么时髦的话题,其实在1919年,鲁迅就在《新青年》撰文问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

当时千年帝制瓦解不久,旧秩序被颠覆,新秩序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鲁迅谈如何做父亲,看似小问题,其实大有深意。

因为,在过去的父权社会中,老子对子女们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

新文化运动,把“儿子”从礼教束缚中解脱出来,用鲁迅的话说,父母要“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孩子可以“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那一时期,不惟鲁迅,胡适等诸多先贤都谈论过此问题。中国几千年从没有过“健全人格”的概念,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发芽的。

一百年过去,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悲哀的发现,鲁迅所揭露的问题,依然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唯我生的又是一个女孩,就令这悲哀更深了一层,因为不管你承认与否,事实就一个中国的女生,一直都在遭受双倍于男性接受的训诫。一倍在学校,另一倍就是社会。

天啊,还未满三岁的她,只知道她的世界里只有爱她的爸爸妈妈,却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对女孩有多么不公平。

在中国,平均每一分钟,就有2.4名女性因性别歧视而“消失”。一年下来,中国“消失”的女性超过125万。全世界一年“消失”的女性超过388万。

“消失”是什么意思呢?

一是因为知道她们是女孩,就不让她们出生,她们在妈妈的肚子里已被杀,我们称这为流产或者堕胎;

二是她们出生以后,被虐杀、扔弃、病死或者饿死;

三是她们长大了,被欺负、羞辱、强奸、殴打和杀害;四是她们受不了这样的生活,自杀了……

她们犯了什么错吗?没有,她们死的时候甚至都不会说话和做事呢!

她们长大以后,有时人们以为她们犯了错,比如有些地方认为女孩说话大声就是犯错,有些地方认为女人出门不戴面纱就是犯罪,其实她们没有错,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

几年来,我很焦虑,不知道该不该给她描述这个残酷真实的世界,这个以后她必定安身其中的世界。

直到不久前,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畅销书作家布鲁斯・费勒,他引用心理学家马绍尔・杜克和罗宾・菲伍什的研究结论说,那些对世界知道得越多的孩子,就越有控制自己人生的意识,越容易克服困难,适应环境,因为这些孩子具备“代际自我”的能力。

鲁斯・费勒鼓励人们多跟孩子讲这个世界的故事,传递历史感,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我想,在她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我会先给她讲下面两个主角都是女孩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女主角叫郜艳敏,十八岁那年,打算出门远行——不是去旅游或探险,而是去打工。

她出生在河南农村,打工是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在中国,打工有这个意味:他们来自社会底层,潮水般涌向沿海地区,大多数受聘于工厂,工作繁重而收入微薄,生活枯燥,甚至没有人身自由。

郜艳敏却连这样的梦想都没能实现。骗子假装为她介绍工作,然后绑架了她,卖给别人,再被别人转卖,最后的买家是一个老大爷,他来自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老大爷用2700元买下她,带回去给儿子当老婆。

是的,就像猪、牛、羊一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地方,每天都有人在买卖妇女和孩子。

郜艳敏所在的那个四百余人的村庄,就有三十多个妇女是被买来的。她们被买主随意强奸、打骂、威胁、关押和跟踪,强迫她们干活,直到她们放弃抗争,逆来顺受。

郜艳敏多次自杀、逃跑,都没有成功。和大多数被拐妇女一样,郜艳敏后来怀了孕,生了孩子,因为舍不得孩子,就放弃抗争了。

她为什么放弃反抗?

和一个买了你,强奸(包括软性的胁迫)你的人生了孩子,怎么办?这是强奸受害妇女的世界性难题。

大多数被拐妇女都认同了这个男人的丈夫身份。因为社会习俗中有一种叫贞操观的东西,认为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后,就应该把关系坚持到底,不管这个男人是好是坏。

也有很多女人不肯顺从这个不合理的习俗,宁可带着孩子逃离,但是社会制度又不支持她们这样做。

在贫困的山村,买主好不容易筹集了一大笔钱,买一个女人回家,大家认为这是他应得的财物。如果这个女人跑了,大家会同情买主。

甚至受害者的亲人也这样看。

郜艳敏后来有机会回家看望父母,希望留在父母身边不回去了。父母的回答却是:希望你首先考虑公公婆婆他们一家人,如果你不回去,他们就人财两空了。

有人说,这就好比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把犹太人抓进集中营烧死,犹太人不应该逃跑,否则纳粹建集中营的人力财力都白花了,不愿被烧死的犹太人就没有良心。

郜艳敏放弃出逃之后,当了一名代课老师。在村里,初中毕业的她就是最有文化的人了。

中国贫富差距很大,城里人一顿饭可以花掉人民币上万元,而郜艳敏当了几年代课老师,工资才从90元涨到了600元,而且常常被拖欠。

但是她热爱这个工作,热爱她的学生,她由此为被损害被凌辱的人生找回一些尊严,也为中国贫瘠的乡村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郜艳敏的努力工作得到当地人的尊敬,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她被拐卖妇女的身份。人们不信任她,动辄怀疑她贪污。她的丈夫是一个文盲,热衷赌博,经常因为输了钱而打她骂她。

更魔幻的事情发生了。

有人发现地方媒体曾对郜艳敏进行大量的报导,称她为最美乡村教师。

2006年,她被评选为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获奖词说她是拐来的天使。

2009年,她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公映。

在不幸的遭遇中顽强生存,做了一名好老师,当然值得称赞。

但是,这些报导的主题不仅于此。它们还赞扬郜艳敏放弃反抗,说这是一种对公婆、丈夫和孩子们的大爱。

是的,这种宣传手段把坏事说成好事,媒体说多了,就会有人相信。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看了媒体对郜艳敏故事的宣传,人们会觉得,被拐卖也没有什么啊,只要自己努力也可以成为一个好老师。

甚至觉得,真该感谢人贩子,给乡村的孩子们拐来这样一个天使。

在这个故事里,我想我不仅会和她讲法律抑或道德,我会重点和她讲这种宣传,它究竟想塑造怎样的女性形象。

我知道,歌颂女性的逆来顺受,一直是中国上千年文艺中的一类传统母题,有太多的戏曲、话本、评书、小说都在反复为此类女性打造牌坊。

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早该扫进垃圾堆的价值观,为什么摇身一变,进了我们的主旋律。

这些主旋律一直对女性的苦难存有一种猥琐卑劣的偷窥心理和近乎变态的巨大热情。

苦难在主旋律里不是苦难,苦难的价值是为了召唤爱,是为了考验和升华意志,于是苦难可耻地成了催生崇高的伟大力量。

那么造成苦难的人呢?他们要么已经置身事外,要么正享受着苦难者供奉的人血馒头。

在这个故事里,我会告诉她,不要轻易宽恕,对恶的容忍,就是对善的残酷。

第二个故事的女主角叫马拉拉。

马拉拉今年22岁了,刚刚在英国读完大学。15岁之前,她生活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在那里,很多女孩都没有机会上学,马拉拉的学业也差点半途而废。那是2008年,她11岁的时候,有一个叫塔利班的组织占领了她的家乡。塔利班不准女孩上学,也不让妇女工作,还不许大家看电影、电视、唱歌和跳舞。

和很多人一样,马拉拉觉得不公平。她和父亲一起出席抗议活动,发表演讲,要求有受教育的权利。

随后,她为英国媒体BBC写博客,记录在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她写了女校被关闭,男校停课抗议,女校部分恢复等故事。

全世界很多人读她的博客。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找到她,她说:我没书看的时候真的很无聊。

随后,她接受了更多媒体的采访,呼吁女孩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成了一个知名的社会活动家。2011年,她获得巴基斯坦首届全国青少年和平奖。

2012年,她成立了马拉拉教育基金会,援助贫困的女孩上学读书。

塔利班对马拉拉发出很多恐吓信,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写在她的社交媒体留言中,有的从她家的门缝塞进来。她没有退缩。

2012年10月9日,马拉拉和同学坐校车回家,在路上被几个蒙面歹徒拦住。在认出马拉拉之后,歹徒们朝她头部连开三枪,其中一颗子弹穿过头部、颈部,停留在肩膀里。她的另外两位同学也中弹受伤。

事后,塔利班组织声明是他们干的。

枪声震惊了世界。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穆色拉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国际明星麦当娜、安吉丽娜茱莉等人都谴责塔利班的暴行。

马拉拉得到及时的治疗,并被送到英国继续治疗和康复。为了避免更多伤害,马拉拉一家移居英国。

马拉拉在英国上学,刚开始有时听不懂老师讲课,不会做作业,她还会哭。

2015年高中毕业时,在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SE)中,她获得六科A+和四科A的优异成绩。

2013年,马拉拉和英国记者克莉丝汀娜·拉姆合作,出版了回忆录《我是马拉拉:一位因争取教育而被枪击的女孩》。

评论家说,除了著名的《安妮日记》之外,没有什么比这本书更能让人遥想战争经历了。

为了表彰马拉拉为争取女童教育权利做出的杰出贡献,联合国决定将每年的7月12日她的生日,定为马拉拉日。

2013年的这一天,也就是她的16岁生日,马拉拉在联合国青年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她在演讲中说,恐怖分子以为子弹会让她沉默,但是她失去的只是懦弱、恐惧和无助,得到的则是坚定、力量和勇气。

她说,恐怖分子害怕书与笔,害怕教育的力量,害怕女性的声音。她呼吁全世界支持女童教育:让我们拿起书和笔,它们才是最强大的武器。

2015年,好莱坞名导演和制片人戴维斯・古根海姆拍了以马拉拉为题材的纪录片《他叫我马拉拉》。

古根海姆说,这部电影也是为他正在上学的女儿们拍的:我的女儿们有时会感到不安全,有时觉得无力发声。看到这个令人惊异的女孩,你一定会受到激励。

记录片中的“他”,指的是马拉拉的父亲齐亚乌丁・尤萨夫扎伊,一位诗人、校长和社会活动家。

他没有像当地其他父亲那样歧视女孩,而是对她寄予厚望。阿富汗传说中有一位勇敢的女英雄马拉拉,尤萨夫扎伊给女儿取了同样的名字。

有人问尤萨夫扎伊有什么教育秘诀。他回答说:不要问我做了什么,问我没有做什么——我没有折断她的双翼,如此而已。

将来的日子是艰难,是轻省,我想当然要看我女儿的造化。

但今天,我们留下了一个怎样的世界给他们,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这两个故事,与其说是写给我女儿听的,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的。作为一个伪自媒体人,每天都要面对令人窒息的时事动态。我想,幽默、笑话或能抒解我们对现实的不安,却不能让正义在生活里彰显。

若今天我们不再珍惜美好的事物,良好的价值观,对荒诞的现实漠不关心,或许将来我们的孩子将不再需要挣扎,也不需要辨别是非的能力。

因为他们将会活在一个平面、充满谎言、没有想象力的世界。

那时候,请你不要怪责他们,因为这正正就是我们今天的选择。

神经猫与挨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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