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我的书柜

林培源 2019-06-16 09:53:51

我的父亲,我的书柜

文 | 林培源


2011年,我大学毕业前夕,父亲第一次来深大看我。那天,我带父亲逛学校。南方的五月,天很热,校道两旁草木茂盛,蝉鸣阵阵。我们从正门进去,绕到图书馆,又漫步到文山湖,一路走到我“蜗居”了四年的宿舍。父亲见到我小小的书桌上堆了那么多的书,他问我,这些书毕业了怎么处理?我告诉他说,部分快递回家,其他寄到广州姐姐那里存着,等九月暨大开学了,再搬去新的宿舍。父亲若有所思,在我小小的宿舍来回走了几步,然后说,你先收拾一些,我带回去。

那时是五月,前一天父亲到广州喝外甥的满月酒,隔天临时起意,说想到深大来看看。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他是怕六月我一毕业,就再也没机会来了。我怕父亲拎着太重,又执拗不过他,只好从书桌上随手拿起几本,塞到父亲行李包里。父亲掂了掂,说太少了,再塞一些。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取下几本,一并放了进去。父亲看到行李包鼓了起来,这才满意地将拉链拉上。中午我和父亲吃了饭,便送他到校门口坐大巴回老家。

算起来,这是94年之后,父亲第二次来深圳。那时我刚上小学,暑假他陪我到深圳姑姑家。香港没有回归前,进深圳需持“边防证”。我和父亲坐的是乡里人的货车。第一次到深圳,人生地不熟,父亲的普通话不好,我当时识的字也不多,坐的士去罗湖姑姑家,的士司机好不容易才听懂了我们带着潮汕口音说出来的地址。我也不知最后究竟是怎么比划着手脚,让司机把车开到了姑姑家所在的小区。

那次父亲回去之后,我坐在宿舍,望着书柜上横七竖八摞成堆的书发呆。或许父亲并不知道,这几年我在深圳到底是怎么度过的,我怎么痴迷于读书,大部分的生活费,除了一日三餐,基本上都用来买书。我常常泡在学校的图书馆,虎视眈眈,像一头永远不知餍足的狼。这些,父亲当然不曾了解。他只知道我参加文学比赛获了名次,知道我拿了好几个学校的奖学金,也知道我出了书,还给他打了一笔钱贴补家用。但他永远也不知道,在深圳的四年,对我的文学之路,对我尚未明朗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回去之后,父亲张罗着,给我做了一架高高大大的书柜。

父亲年轻时当过木匠,后来转业干其他行业,但木工活一直没忘。我的第一架书柜,就是父亲亲手设计和制作的。我们家族没有正儿八经的“读书人”,算起来,我是家族祖上至今,学历最高也读书最多的一个。

我出生在80年代末粤东潮汕地区一个小镇,小时候镇上只有一两家书店,卖的大多是教辅书籍,“中外名著”被搁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蒙了层厚厚的灰,无人问津,也无人清理。我所在的地方,“读书”的氛围并不浓,想读一本书非常难,小时候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身上也没什么零用钱,父母给的钱只能用来买教辅书,想看其他课外书,只好想别的办法——或者找人借(也没什么人家中有藏书),或者到学校的图书室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家中的物资还是匮乏的,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四个,母亲市场买菜捎点水果回来,也要精打细算分着吃。物质如此拮据,精神食粮更不用说了。我的阅读启蒙很晚才开始,想起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家中现在藏有一册80年代旧版的《百年孤独》,那是我从同学家“顺”过来的,同学的哥哥在镇上一家小学当体育老师,那本小32开的《百年孤独》扉页有他任教的小学图书馆印章。我那时读初一,有次到同学家玩,看到这本《百年孤独》,我不知马尔克斯是谁,只觉得书名起得好,便将它借到家中。这本书后来被我据为己有,成了我的第一本《百年孤独》。2007年我到深大读书,这本《百年孤独》被塞进行李箱,随我到了大学的宿舍。

那时文学阅读的经验非常浅薄,为了弄清“马孔多”家族复杂的人物关系,我边读边拿纸在上面写下人物关系。一本小小的《百年孤独》我读得如痴如醉,尽管那时的我对文学一无所知,不知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也不知马尔克斯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作家(这些作家里头,就包括了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好多年后,当我也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读了余华、苏童、格非、莫言……我才知道,原来这些80年代出道的先锋作家们,都是马尔克斯的“徒子徒孙”,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其实早在读先锋小说之前,我就和他们一样,喝过拉美文学的“乳汁”。

2010年,马尔克斯正式授权他的作品在中国发行。我家中那本旧旧的《百年孤独》,终于成了“真”的“盗版书”了。那年我大学还未毕业,在深圳的大小书店,都能见到马尔克斯的书,摆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一套套,装帧设计精美得很,地摊上也继续有盗版出现。有一次我到华侨城逛“旧天堂”书店,撞见精装新版的《百年孤独》,激动不已,便将它买下——同时买下的,还有一套四本《加缪全集》。我把新版《百年孤独》和从老家带来的旧版摆在一起,一大一小,相隔二十个春秋,终于久别重逢。那年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三卷本也陆续在中国大陆推出了简体中文版,我记得,自己先是重读了《百年孤独》,再接着把《1Q84》前面两卷也啃完了。2011年夏天,我从深大毕业,毕业论文做的便是《1Q84》。现在想来,日本的村上或许不喜欢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但他们肯定从未想到,就在中国南方的深圳,有个年轻人,将它们添上了最爱的小说家行列。

高中开始,家中藏书愈发多了起来,买书最疯狂的时段,是在深大求学的那四年。直到我硕士毕业,赴北京求学,这十年间,父亲已为我做了四架书柜。父亲做的书架都很结实耐用,每一架书柜都有很多隔层,有的高些,有的矮些。高的拿来放大开本的期刊、杂志,矮的用来摆开本小的书。家中的藏书大部分是我从学校寄运回家的。父亲来深大看我那一年,帮我带走了大半只行李包的书,宿舍囤着的其他书,我陆陆续续打包快递回家。记不清寄了多少箱,只记得那时没什么经验,书都没包装好。寄回家的书大多挤得变了形——那本心爱的《百年孤独》也难逃厄运,拆箱整理书的时候,又心疼,又哭笑不得。

父亲为我亲手打造的书柜上,有我读的第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我读得痛哭的《活着》,有社科类的,有文学类的,有中文书,也有英文书,还有些是刊载有我小说和评论的文学刊物。但我自己出版的几部拙作,却不敢堂而皇之摆上去。书架对我而言,像神龛,圣洁、肃穆,供奉了我崇敬的文学大师们:鲁迅、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托马斯·曼、亨利·詹姆斯……我出版的小说集也好,长篇小说也罢,都只是我的习作。在这些大师面前,我只能是一个虔诚的读者和学徒。

书柜上还有港澳台书籍,大多是我去香港淘来的。在我的印象中,香港充当了深圳的“延伸”,我的阅读生涯,也跨越了深港两岸。我第一次到香港,是在2009年。后来我又去了好多次,每次都奔着旺角的“楼上书店”去。香港旺角一带铺租贵,书店都只能栖身于商铺楼上,地面一层是数码用品店。“乐文书店”、“田园书屋”、“序言书室”……我所能记起名字的这些,大多缩在二三层,有的甚至更高,上了楼梯,还要再搭电梯上去。书店的空间都极为狭小,书堆到了天花板,连地上也挤满了。那时深圳还能办一年往返香港多次的签证,于是,大多时候到香港,不是去逛街也不是去玩,而是去逛书店。在旺角的这些楼上书店流连,往往看得头晕目眩。有太多的书想买,但是资金有限,只能忍痛,精选些大陆“遍寻不得”的书。过关回来时还要战战兢兢,生怕被查出来没收了(所幸一次也没遇到)。这些港台书,起先放在深大的宿舍,后来我去念硕士,又被我带到了广州。记忆中,我的求学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搬书。硕士毕业那年,我把宿舍堆着的书用泡沫纸和报纸封好装箱,再快递寄回家。

而这些书的归处,就是父亲做的书柜。父亲做的书柜,不仅给我的藏书一个栖身之所,也给了我这些年的阅读生涯一个落脚处。每次回家,看到父亲做的书柜,我就会想起自己在深圳、在广州的读书时光,散落的日子,悉数落在了这几架朴素又耐用的书柜上。

父亲只有高中文凭,家中最早能找到的,是他年轻时候读过的武侠小说,可惜大都残破不堪,后来清理掉了。家中现有两三千册藏书,比起真正的藏书家来说,不过小巫见大巫。书不多,但我每次回家,都有“坐拥书城”之感,特别是动手拆封我寄回家的书,一箱箱,一包包,有的要拆开,才知道纸箱里装的是哪些书。这种感觉和拆礼物相似,可惜礼物是别人送的,而这些书,实打实,全是自己掏钱买的。

读书也是至乐。有一年冬天,我窝在深大的宿舍,读完了英籍印裔作家Salman Rushdie写的英文自传Joseph Anton。Rushdie详述他因《撒旦诗篇》被伊斯兰教头目“悬赏”之后的流亡岁月。读罢掩卷,感慨唏嘘,深感作为一个具有“冒犯性”的小说家之不易,后来我读他的《午夜之子》、《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以及那部让他惹祸上身的《撒旦诗篇》,才真正体会到,政治与文学的剑拔弩张,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言:“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

2015年,我到了清华念博士,宿舍是二人间,一人一台带书柜的桌子,比以前读书的宿舍宽了好多。即便这样,我还是很怀念那些逼仄的空间,深夜开着台灯读书,或者写小说。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样写下来的。到了北京后,课业压力大,写作时间一再挤压,再也没有那种肆无忌惮写作的挥霍感了。宿舍的书倒是越来越多,有时会恍惚,生怕书压下来,就像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里的老头汉嘉,因为床上边堆满了书,他时常在深夜噩梦连连,梦见书堆轰然倒塌,将他埋葬。所幸,这个梦只存在小说中,从未在真实生活中发生过。

我不知道读书能否延长人的寿命,但我起码确定了一点,那就是读书可以给人力量,去抵抗时间的压迫乃至生命的虚无。我在很多地方读过书,高铁上、图书馆、地铁、长途大巴、咖啡馆……有时兴之所至,便欣然起笔,记录读书心得。写作和阅读,相生相伴,谁也离不开谁。在我看来,写作是和他者对话,也是与自己对话。我不敢想象,离了书,也没有了写作,我存活在世上的意义何在。

我四五岁时,印象最深的一幕场景,是父亲在做木工,而我在客厅看电视。我们家那时还是平房,有一个大房间空置着,就被父亲用来做木工活。有时到了深夜,我还守着电视不肯睡,披了条毯子坐在客厅,盯着挂在楼梯间的电视屏幕看得入神。父亲就在大房间忙活,地上堆满了木屑,锯子的声音传到耳畔。直到父亲忙完,我的电视也看得差不多了,我们才双双进各自房间睡觉。

写作之于我,也是一种近似于木匠的手工活。柏拉图贬斥艺术,认为和理念相比,艺术是“影子的影子”,它远离了真实,不值得推崇,但艺术的力量恰好就在于此,以虚抵实,虚实相生。

阅读如此,写作亦然。

我要感谢的,是我那曾经作为木匠的父亲。我的血脉里因此有“艺匠”的基因,在隐喻意义上,我完成了一次“子承父业”;而父亲的书柜,是他这辈子留给我的,最朴实而庄重的礼物。


(亚马逊Kindle微信公众号专稿 201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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