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真相：文学让灾难以本来面目示人

美剧《切尔诺贝利》让大众再次关注到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然而真实的历史至今仍谜团重重。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展现了灾难曾经被遮蔽的灾难真相。2016年5月书评周刊曾做过专题，在此对相关内容进行摘编回顾。

撰文 |付如初

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今天的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135公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被释放到空中的辐射，相当于福岛核事故的14倍和广岛原子弹能量的400倍。超过33万居民被迫撤离，污染了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共56700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有多少人死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至今仍是一个谜。

直到5月6日，苏联党报《真理报》才第一次刊登了这一事故的详细报道。然而报道详细地描写了消防队员奋力扑火的情形，却并没有登出伤亡人数和辐射的放射量。

1986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谈到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灾难，他在演讲中说：这一事件表明，一旦核动力失控就会成为“害人的力量”。他谴责了西方借助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掀起一场“猖狂的反苏运动”，也承认了西方的批评加速了核事故信息的公开。

1992年，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官方公布，已有7000多人死于核污染。2005年切尔诺贝利论坛的报告中提出，将有额外4000人死于癌症。然而这个结论在西方饱受争议。

《切尔诺贝利》剧照（2019年）

如果没有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我们能想到的跟战争和灾难有关的叙事与现代人发生关系，只有新闻和好莱坞电影两个途径了。而“灾难如何以灾难本来的面目示人”这样的话题，仿佛只能留给文学。因为，文学从来就有一个最高的使命，那就是作为“人学”的人道主义立场。

诺贝尔奖给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是：“因为她丰富多元的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纪念碑”，而相对于“纪念碑”这样中规中矩的表述，我更倾向于用“文学的尊严”这种更道德化的词语来形容她的写作。她的作品，几乎都是与整个人类的命运有关的大题材。而驾驭这种大题材的方式，又从来都是小入口。

可以说，在记录大时代和体贴小人物之间，作家的写作从来都分为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不然，也不会有“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种说法；不然，也不会有御用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区分，当然也就不会有禁书——据报道，至今，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祖国白俄罗斯，她的书还是被禁止出版和阅读的。

拼贴地狱景观

一个白俄罗斯女儿的梦魇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是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完成于1997年，1999年就有中译本，但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作者以一个新闻记者的嗅觉和功力，更是以一个白俄罗斯女儿的痛楚，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四年后，自己的母亲因辐射双目失明，自己的居住区几百名儿童患病的情况下，开始奔走三年，采访数百人，包括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科学家、前共产党官僚、医生、士兵、直升机驾驶员、矿工、难民、迁居的人们等等，从中筛选出能够构成整个切尔诺贝利事件拼图的典型故事，通过一个个人物和家庭的“小历史”，勾勒出一种多声部喧嚣中的“大历史”。

或许可以说，没有一本书像《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样，以一种地狱般的景观，诱惑并调动着读者的想象力和辨别力。这种地狱般的景观，包括核爆炸和核辐射过后的诡异鬼魅——“辐射就像上帝，无所不在，可是你看不到”，它一夜之间摧毁了苏联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催生了一个充满了畸形儿的叫“切尔诺贝利人”的全新族群。还有隐藏在所有真实景观背后的谎言：体制的谎言、家国的谎言，乃至和上帝有关的谎言。

谁都没有想到，事故发生三年之后，辐射的后果正在逐步显现的时候，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家和人民”都发生了变化。一个接受采访的共产党员说：“留在隔离区铁丝网里的，除了土地和坟墓，还有我们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而塔吉克斯坦的难民，把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切尔诺贝利当作唯一的庇护所，因为“我们以前有祖国，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苏联人！但是那个国家——我出生的地方——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称为祖国的地方已经消失，那段时间也不存在了。我们好像蝙蝠。”与此同时，那些向往欧洲的人，也在感激切尔诺贝利，灾难使欧洲知道了他们。

家园、祖国乃至信仰和欧洲梦，就这样和突如其来的灾难交织缠绕成一个梦魇般的世界，而作为这个世界的拼贴者和记录者，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不发言。她故意把一个个故事之间的缝隙留给读者，留给整个世界，让你们自己去拼接：这是一场相当于350颗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有210支部队和34万士兵参与了救援和隔离。一种比战争更深的恐惧，在所有人心中扎了根。

记录悲剧处境

由人性、魔性而抵达神性

书写了那么多人的声音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自己是否抓住了真相，仿佛依然没有把握。她认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忠实记录。她忠实地记录下防护协会负责人说的“这场悲剧中泛滥着谎言，这些谎言就跟人们之间打招呼一样频繁！”她也忠实地记录下物理学家说的“他们把科学、医学和政治混为一谈！”

切尔诺贝利，仿佛已经由一个地名，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它指代着一个“恶魔实验室”，一个“白日梦工厂”，一个“记录真相的黑匣子”，一个充满了真相和谎言的历史事件或历史阶段，同时，它也是一个上帝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还会重复出现的名词。

正因为作者这种最大限度地隐身，所有的声音又相互产生了自发对话的效果。这本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不断出现的“我们”和“他们”。每一次，“我们”都是无助、无辜、无奈的代名词，而“他们”则总是入侵者、施暴者、蛮横者的代名词，只在很少的情况下，“他们”指向体制，指向当权者。

站在这个世界之外才发现，“我们”和“他们”原本都是受害者，因而二者彼此间如此的相互指认立时变得荒诞，因而各自的处境也立刻充满了更为深重的悲剧感。原本是一部口述实录，原本是由不可辩驳的证人和证词揭开灾难背后的体制谎言，但证人和证词之间的相互误判，又同时给这样一本书增加了更为深刻的维度——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最后的落脚点总是批判体制，那总归显得肤浅——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文学总是能够击中体制之外的人性魔咒，获得一种与宗教感相似的神性光芒——一本遍布痛楚的书，以爱情故事开始，以另一个爱情故事收尾，唯有“神性”才能解释。

某种意义上说，《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是一部借由人性、魔性而抵达了神性的作品。不仅因为它书写的灾难之酷烈，让人渴望接近神的意志，更因它本身所唤醒和感召了一种属于文学的尊严——一种绝不置身事外的尊严。

感召文学德行

“乌托邦史”后是人类的痛楚

要知道，“在传统俄国和新俄国之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差别，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怀疑和迫害则是共通的。”（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因而，在俄国作家和俄国作品的气质中，才充满了标志性的“忧郁和紧张感”。

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说：“你执着于你的责任，因为你执着于德行”，一个诗人的德行，一个作家的德行。或许，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作家如苏联时期的作家那样，在极端高压之下仍对文学秉持着宗教般的热忱，他们一方面在人间描绘地狱的模样，一方面又在地狱憧憬自由的光芒。而有一种说法认为，所有的俄国文学都建立在一种面对“无解的俄国问题”的大背景下，因而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一份忏悔书。

而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诺奖的领奖台上说：“我写了五本书，但是我觉得它们其实是一本书，一本关于乌托邦史的书。”

有研究者称，切尔诺贝利事件，也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笔下，在她所能找到和记录的证人和证词中，复活又死去。她说：“我居住的国家从小就教我们死亡。我们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一切，牺牲自我。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如果住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

对全世界的读者而言，无论你有多少的防痛储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所传达的，一个完整的世界被灾难和谎言轰毁之后的痛楚和余响都会戳中你的心，因为这是一种全人类的痛楚。而阿列克谢耶维奇以看起来很低端的“文献”性写作获奖，为文学、也为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更大的历史尊严。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作者: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出版年:2015-11。

作者：付如初

编辑：柏琳 吕婉婷；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