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叙事与主题的必要性——关于林培源《诞生:一份小说手稿》|徐兆正

林培源 2019-06-05 17:06:53

元叙事与主题的必要性——关于林培源《诞生:一份小说手稿》[i]

文/徐兆正

林培源:《诞生:一份小说手稿》(短篇小说),《作家》2018年第4期。见“80文学研究与批评”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cn1TAvvVhuMW3HkbLqDuiA


作者决没有死去,文本会传唤他出庭作证。

在《诞生:一份小说手稿》中,主人公是一位老批评家。小说写到近来有两件事深深地困扰着他:第一件事,源于工作现状。“今年学校出台了项新教学政策,每个在编教师,无论职称等级高低,一周须匀出两个小时跟学生面对面,传道解惑”。但“他并不赞成这个愚蠢的规定”。为什么不赞成?因为“平日学生上完课就散了,也鲜少主动围过来和他探讨问题”,而“来访学生以理工科居多,他们有的连起码的文学素养也没有,又不肯多读书”。尽管如此,“每次他们像赶集一样,备着一堆疑问而来,提问,然后在本子上埋头苦记”。“他们提的问题,在中文系学生那里都是常识”。在这所“理工科闻名的大学里”,老批评家的文学研究,原本是边缘化的学科,因此突然冒出来“这么多文学爱好者”要他启蒙,使得他既不胜其扰,也不胜其烦。

第二件事,则大抵是对自身从事职业的深刻怀疑。他并不十分确信——也可以说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专业对于文学创作能有何助益(“顶多就是给这个贫瘠的世界增添几个话语和概念”)。看起来,这位批评家终于倒戈一击,攫住了反文学理论的良知。在这种怀疑的反面,古典主义也战胜了他对当代的兴趣。虽然他常教导学生:“做批评,首先要介入文学现场,多读文学期刊,鸡蛋里挑骨头,总会捡到几根好的,多介入,毕业论文也有线索了。这些年他就是这么指导学生的。但他自己,几乎不读文学期刊了,他宁愿从文学场逃开,宁愿花时间多读几页《杜甫集》。”两者合而观之,我们就为他的恍然不知所以理出了一个头绪:他因此觉得“世事变幻莫测,眼下的生活仍是一头雾水”。

我倒是觉得作者无意间透露的这位老批评家,本身即是文学理论的象征。作者的用意也端的在此:说他“眼下的生活仍是一头雾水”,指涉的正是此一学科的现实。他一面“清楚得很,理论对写作并无甚帮助”(为此他建议理工科的学生去读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面又因为某位青年作家“连巴赫和巴赫金都分不清”而“莫名心慌”(于是他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推荐给这位青年作家)。事实上,如果说批评家是清醒的,那么文学理论的困惑也并不少于任何一门价值难以自足的专业。[ii]更何况,钱谷融先生在那篇文章里对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化简就繁,岂不正说明了某些问题吗?在这种心境下,在题目中虚闪一枪的“手稿”,终于露出眉目。

此后作者特别注明,稿纸每一页的抬头都是“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看守所”。手稿从闽南寄来。在word文档中,《诞生:一份小说手稿》有十一页;在杂志上刊载时,小说有九页;而这份手稿有十九页。稿纸是米黄色的,“字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有的字写错了,有的还歪歪斜斜出了行”。尤其吊诡之处,在于信没有署名,只有一个寄来的地址;而《诞生:一份小说手稿》署名林培源,写于2018年初的美国东部城市达勒姆(威廉·斯泰伦的文学源头)。这封不明不白的来信也让那位批评家困惑:首先:两个天各一方、身份如此悬殊的写信者与收信人,究竟是怎样发生了联系?他暂时还想不明白;其次,他同样难以定义这份手稿的性质:是某个在押犯人闲来无事写的涂抹,还是迫切寻求忏悔的告解或独白?

在小说开头,作者提到批评家所在的学院现况:“这些年院系改了几次名,楼却还是这么一栋,三层,底层光线暗淡,每次推门,都像走进牢房。”恰恰是在此时,他面对着这封名副其实从牢房发出的信,“恍然发现,自己深谙的那套批评概念失效了”。他对照着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缓慢着读起信来,也因此他和那个有待查明原因的犯人/作者,展开了对话。《诞生:一份小说手稿》在刊出时没有分章,其实可以说,在故事层面,它包含两个大的独立语义段:第一个语义段述及一位被专业束缚的批评家,偶然发现了一篇浑然天成的好小说(A——B——C——D);第二个语义段,就是作为手稿的具体文本(a——b——c);而在叙事层面,作者将这封信插入,将两个故事重叠并置,于是便造就了眼前我们读到的情节:楔子——A——a——B——b——C——c——D。

如果说由闽南寄来的手稿,对于原本的叙事是一次入侵,那么它正好呼应了拉康关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规定:想象界总要侵入象征界。A与a之间没有连续性,抑或换个说法,a的楔入使得A与B在文本中丧失了连续性。同样的情形还涵盖可此后的b与c,它们分别中断了B与C,C与D。直到老批评家读完这部手稿,进而侦破这封信辗转到他手中的缘由,也查到了写信人的姓名,他才将小说推荐给某家杂志。如此一来,林培源便将这篇小说文本的内外一一交代清楚,小说也因此自我赋予了一种元小说的特质。不过,文本的制作过程其实并不重要——《唐吉诃德》《项狄传》无不自我指涉,只是在后世的作家那里,方把它发展为一门技术,试图以此平衡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局限。我们应当追问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侵入的元叙事,它所质疑的现实基础何在?将两个语义段纵横交错在一起,其必要性又在哪里?

一旦我们将这位索寞与热心的批评家视作小说的初级叙事(叙事框架),那么除了这份手稿,小说里还藏着另一个次级叙事(元叙事)。这便是那位因为“连巴赫和巴赫金都分不清”,而惹得批评家“莫名心慌”的青年作家。他新近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是,将这个人,与那位身陷囹圄的手稿作者并置在一起,除了刊登那部小说的期刊流落到闽南这一线索之外,作者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信服的理由——说明一个“连巴赫和巴赫金都分不清”的作家与一位可能连巴赫或巴赫金都不知道的作者之间,究竟有哪些奇妙的差异。当然,有一个细节的对比还是值得关注的,在不同的段落里,作者对这两位作家的描述有些不同:

写信人照理说未曾受过写作的训练,然而他好像天生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叙述口语化,张力十足,对细部的描写也相当精准。他留意到文中几次出现的方言词,如“厝内”、“外嫲”、“落力”等。

小说在编辑部引起了一些争议,争议焦点落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上。编辑部建议他将那些过于书面语的对话改得口语化些,但是这位固执的作者不从,他说:不要指责作家写的人物对话生硬、做作,不真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识字不多的人在提到 “半身不遂”的时候,用的不是标准的“瘫痪”,而是《庄子·杂篇》里的“偏枯”,你能说一个文盲不可能用这么深奥的词吗?他记得,当时写评论时,他也曾就语言的问题作了几点商榷,不过最后他还是肯定了作品叙事的野心和对人性恶的挖掘。

这是小说唯一可能抵达的主题,但也正是在这里,作者开始语焉不详。[iii]不过,在叙述语言的选择上,涉及的仅是作家在美学观念上差异,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塞万提斯与劳伦斯·斯特恩会觉得如此讲故事好玩,但他们尚且还有一个小说的主题;到了亨利·詹姆斯与康拉德的时代,主题的色彩渐渐隐没了。我所说的主题并不局限于道德困境,它指涉的是小说与读者之间共同构筑的心理基础;强调主题,同样不是要藉此凸显训谕或意图本身,而是指明了作家创作一部小说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意义发生的过程,是他维护一部小说得以成立的过程。

林培源的这篇小说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在叙事中发现意义,不只是批评家做的事情,——至少不是小说中的那位决心摧毁文学理论的老批评家会做的事情。防止过度诠释的最好办法,固然有批评家的反身与良知在里面;但对于一位自觉的作家来说,他同样无法置身事外。

2018年5月25日写好


[注 释]

[i]林培源:《诞生:一份小说手稿》,《作家》2018年第4期。见“80文学研究与批评”:https://mp.weixin.qq.com/s/cn1TAvvVhuMW3HkbLqDuiA

[ii]它本身源初于哲学,但又寄生于文学,结果是两边都不大情愿与它发生关系,只好闭门造车地生产出一大堆术语,仿佛能够昂首站在这经不住审视的刨花上。这种情形下,依附于理论的批评势必变异,而拒绝理论的批评似乎更是转瞬即逝。

[iii]我在上文提出的问题,至此可以更为具体地表述为:元叙事与叙事框架切实发生关系了吗?——元叙事是否在主题的意义上回指于叙事框架?这就是我所追问的必要性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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