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被啄死的鸽子和一个失败的作家

云也退 2019-06-05 09:48:22

科辛斯基的小说在一种很低的水平上冒犯了别人,他为此的四面树敌也显得很没意义。在《被涂污的鸟》中,世人的苦,世人流血的卑微,被一个是非观模糊的7岁男孩用来滋养他怪诞的观察癖。

一只被啄死的鸽子和一个失败的作家

云也退

“你是地球上最卑鄙的侏儒之一。上帝啊,你就凭着你所自诩的一切受苦受难把世人当垃圾吧。”

谁要是收到一封信里写着这样的话,他一定会郁闷得吃不下饭去。耶日·科辛斯基恰恰收到了。他是一个移民美国的波兰作家,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被涂污的鸟》,被波兰政府查禁,却于1965年在美国发表。他名声鹊起,但口诛笔伐紧随而至,那封信便是一个读了这本小说后十分愤怒的读者写给他的。

《被涂污的鸟》写了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一个7岁男孩,在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波兰之后,在波兰东部地区的游荡和冒险。小说中写到了犹太人被追捕和迫害的情节,因此也被归为“大屠杀文学”,但典型的大屠杀文学,是埃利·威塞尔的《夜》、普里莫·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伊姆雷·凯尔泰兹的《无命运的人生》之类,叙述集中营内外的种种情状,或简洁动人,或以深沉的思考或辛辣的讽刺取胜。读者被震撼,心生不安:把一群人赶进毒气室,等他们死了,再剥下尸体的头皮做台灯,这还是人吗?当着别人父母的面,把他们的孩子弄死,这还是人吗?杀人的人难道自己没有孩子吗?我们震惊,不过,我们不会怀疑作者在虚构或夸大;我们相信作者写的是事实,我们不情愿承认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我们内心胆怯,不敢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不久之前发生了如此兽行惨剧的世界上。

可《被涂污的鸟》却不是如此。科辛斯基所描写的恐怖画面,并不是大屠杀这一人为的灾难的一部分,而是某种野蛮社会的自然残余。

7岁的小主人公,他的父母因为之前的反纳粹活动而将他送去乡下寄养,但接收他的人,似乎既无养育他的诚意,也缺乏为他负责的能力,自此,他就踏上了流浪生涯,寄宿到一个又一个的收养者家里。他一直说,这里的乡下人风传他是个灾星,谁收他谁倒霉,而事实上,他也有一种吸聚暴力的神奇天赋,只要他走到哪里,暴力行为就跟着他到哪里。

且看书中的第十章。“我”藏身在村里,德军的一个分队开始搜捕游击队,某个晚上,“我”的主人命令“我”逃往森林,并告诉“我”,德国人是来搜寻一个从战争爆发以来就住在这里的犹太人的,“整个村的人都认识他;他的祖父拥有一大片土地,而且深受村民的爱戴”。“我”就这样趁夜离开了(显得他这位主人是不是太轻率了?),藏到了谷物茂密的田地里,直到早晨,德国人包围了这片稻田。

接下来的故事你猜会怎样?“我”是不是屏息凝神地躲过了这一场搜捕?错了。士兵走进稻田,几乎踩到匍匐在地的“我”的身上,立刻用枪瞄准。“我”被带走,看管他的士兵没有二话,动手就打,打得他捂着肚子倒地。暴力来得直接而迅猛,文学对优雅、含蓄、抒情的天然许诺,以及读者对悬念的期待,顷刻落空。

小男孩最早被送去寄养的地方,是一名农村老妇的家。从这个名叫“玛尔塔”的女主人开始,科辛斯基的叙事就带上了那种民间故事里常见的妖鬼之气。玛尔塔的“长头发从不梳理,绞缠成无数个死结,永远也梳不清。她称自己的乱发为妖发,里面寄居着邪恶的精怪……”她从不洗澡,身体发出臭气;她养一些古怪的动物,有蛇,有鸡,还有松鼠会常来,这些动物倒是能相处,可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总也离不开暴力,有一天,他看见一只老鹰俯冲下来,啄一只鸽子,玛尔塔挥舞着笤帚赶鹰,鹰“叼着那只已毫无生气的鸽子”平稳地飞走了,但是,男孩的大脑皮层,已经把鸽羽染血的画面收了进去。

在科辛斯基的笔下,人间和大自然没有任何区别,不仅弱肉强食,而且强者欺负弱者不需要任何理由。尽管小说写的是二战期间的事,可就书中所描绘的波兰村庄及其中的人与事来看,说故事发生在中世纪也毫无问题。从玛尔塔开始,几乎每个波兰人都信魔法,信“恶眼”辟邪之类的东西;而德国人呢,他们和中国人记忆中全无心肝的日本鬼子区别不大,他们抓人,杀人,毫无出于人性的踌躇,也看不出任何现代战争的技术含量。

虽然科辛斯基解释了何谓“被涂污的鸟”——他说,那是一种乡下习俗,把一只鸟的羽毛涂上彩色后放归鸟群,其他鸟就会排斥它,欺辱它——我却认为,鹰啄鸽子的一幕才是书名的真实映射,也是全书所有主要情节的唯一缩影。且看作者的描绘:“(鸽子)还来不及飞起,一只长着尖利勾嘴的强悍的鹰已经把它扑倒在地并狠狠地啄它”,这里,科辛斯基刻意强调了“啄”这个动作,鹰不是来捕食,而是来故意蹂躏一个弱小的鸟的。鹰的行为是一种绝对的施暴,至于把鸽子吃进肚子里去,倒似乎只是附带之举了。

这的确会让我们想到集中营。集中营里上对下的欺压,用“大屠杀文学”代表作家普里莫·莱维的话说,其中充满了“过分的暴力”:看守不仅要强迫囚徒完成他想要他们做的事,还要滥用暴力,以获得凌驾于他人头上、摆布他人的快感。然而,大屠杀更受重视的一个特征,即对人的肉体执行有组织的、高效的消灭,以及那种富有现代官僚特色的系统性的冷漠,在《被涂污的鸟》里是完全看不见的,不管科辛斯基如何重申“东欧战争岁月的显著特点就是暴行和残忍,我对此的描写丝毫没有言过其实”,他都无法驱散怀疑,因为那种来自中世纪的、萨德式肉体虐待的气息,实在是太浓重了。

“我”动不动就被抓捕,被殴打,被活埋,“我”之所以还能活下来,只是因为没有被埋死而已,“我”看见乌鸦在上空盘桓,瞄准自己的眼睛;“我”被投入冰冻的池水里,“我”落进粪坑,里头爬满了又白又肥的蛆虫。“我”这种非人的遭遇,动物更不得幸免:一只兔子被活剥了皮,仍然能跑进院子里,血淋淋的肉噼噼啪啪地挂在身上;还有一个人掉进鼠洞,不久成了骷髅。

到底该怎样评价这种一味细化的暴力描写?

科辛斯基说,西方读者对这本书的评论都含有“不安的底色”,“声称我滥用了战争的恐怖以满足我自己那古怪的想象”,而相反,他的一些“老校友”秘密地读了此书,指责他“冲淡了历史真相”,把战时的事情写得过于田园牧歌了,因为他们的经历,或他们所知的他人的经历,比书中所写的还要残酷得多!

这话音里的沉痛,这种恨人怨事的口吻,隔着时空都能感受到。我并不怀疑他所说为真,但我不喜欢他,因为这个人,和书中的7岁男孩一样,仿佛都落入了某种魔咒,变得只能也只善于识别人际关系中暴力的、冲突的一面。你看他的用词总是充满了火药味:东欧国家官方的报刊“围攻”他,“指控”他,他被一个“极端民族主义阴谋集团”所憎恨,西方评论界不理解他,“反对”他的写法,“怀疑”书中情节的真实性,而那些好不容易读到禁书,且与他有着极为相似的战争体验的波兰读者,竟然也忙不迭地“责备”他,说他写得还不够残酷,不够惨。

小说出版后,很多和他一样来到美国的东欧人,给他写来了恐吓信,说他诋毁了东欧同胞;有人骚扰他的生活,甚至有一次,他用枪赶走了几个入室威胁他的暴徒——科辛斯基所说的这些事情,简直就是小说本身的续集,继续向读者证实,他所来自的那个东欧社会是多么的野蛮无知,不可救药。一本书给他招来了这么大的敌意,然而,这种敌意与《尤利西斯》、《洛丽塔》等作品引起的敌意是那么的不可同日而语:《被涂污的鸟》一书的格局太有限了,思维也太浅了,使得针对它和作者的敌意无法加增它的光彩,更无法证明艺术的伟大,艺术家的勇气。科辛斯基的四面树敌,不是因为他挑战了一些强大无比却又腐朽到家的观念势力,而是因为他捅了个实在不怎么样的马蜂窝——他招来的那些攻击也是低水平的。

即便相信他,同情他的遭遇,我也不乐意宽容他的趣味。继续读下去,会看到暴力与性的合流。男孩远未到青春期,但以他那种地毯式流浪的劲头,他当然不可能只遇到恶心的老妖婆,他会遇到真正的女人。在一个收养人(这个收养人也像他的其他主人那样,又是养野兽,又是想尽办法让他不好过)的家里,主人的女儿尤卡喜欢他,渴望从他那里得到性快乐。科辛斯基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绘“我”如何学习从感官和语言上让尤卡达到性兴奋状态:和尤卡在一起,

“我忘记了我作为一个注定被火烧死的吉卜赛哑巴的命运。我不再是一个用符咒迷惑小孩和动物的妖怪了,不再被农夫们嘲笑了。在梦中,我变成了一个又高又俊的男人,白皙的皮肤,蓝色的眼睛,头发像淡黄色的秋叶。我变成了一个德国军官,穿着紧身的黑色军服,或者变成了一个捕鸟的人,对森林和沼泽的秘密通路了如指掌。”

但性是一个潘多拉之匣,一旦打开,人会被它引向何处,就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了。尤卡厌倦了跟男孩的翻云覆雨,她还要和一头山羊交配,他的哥哥,一个绰号“鹌鹑”的内向的年轻人,则强奸了一只兔子。

这些身体性的丑行,也只能引起“我”对于身体暴力的想象。“我”经常幻想自己的眼睛被人挖掉。无论是索福克勒斯还是莎士比亚,都曾用挖眼睛这样的情节来给自己的悲剧拔升“悲”的强度;然而,在科辛斯基的书里,正如鹰啄鸽子的画面那样,挖眼珠非但与恐怖无关,相反还维系着一种痴迷。

科辛斯基

它始于“我”住在一个磨坊主家的时候。这位主人照例是个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半巫人,作者照例也不交待他那种无理由的暴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兴致盎然地告诉我们说,此人嫉妒心超常,嗜好鞭打老婆,还养一只下流的母猫。他雇一个长工,一个沉默的小伙子(天知道他怎么敢进这家的门),有一个晚上,在吃饭的时候,磨坊主掀翻板凳,将小伙子推到墙边,一只胳膊紧压住他的喉咙,膝盖顶住他的肚子。他一脚踢开了过来求情的老婆,接着:

“以飞快的速度把铁餐匙插进小伙子的一只眼中并顺势一剜,就像妇女们刮土豆皮时挖腐坏的霉点那样利索。那只眼珠像被打破的蛋壳中冒出的蛋黄一样,从他眼眶里一鼓而出,顺着磨坊主的手落到了地板上。”

然后是另一只。“我”虽然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却还想着把眼珠放回眼眶里去。猫眯起了眼睛,盯着地上的眼珠,“我”似乎有某种与年龄无关的、恋慕人体残片的情结,想偷偷地将它们带走,觉得它们有什么魔力,但磨坊主直接走过来,踢开了猫,用学子狠狠地踩碎了那两个眼珠。对此,“我”的体会是“一面能反映整个世界的神奇镜子被打碎了”,他说,“一种强烈的若有所失之感袭上了我的心头。”

很多作家都曾以孩子的眼光描写成人的暴力。在埃利·威塞尔的自传体小说《夜》里,集中营里的孩子被看守的残暴震撼,当父亲死于焚尸炉,他也瞬间成长了;而如果孩童对暴力视而不见,或者十分麻木,如在格拉斯的《铁皮鼓》里那样,那是因为作家凭艺术的名义和手段,将孩子转化成一种时代性荒诞的一部分。那么科辛斯基的“我”呢?他既不恐惧,也非懵懂,他像一个水晶球里的见证者,被一种痴痴地注视的习惯牢牢保护了起来。

不过,这个古怪的故事到底还是有一些人文性的思考。“我”是有成长的,“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如同一场噩梦,需要看清它的运作逻辑。在磨坊雇工被挖掉眼睛之后,“我”还有如下一番思考:

“我不知道,视力的丧失是否也能剥夺一个人对过去见过的每一种事物的记忆。假如是这样,那么失明的人甚至在梦中都是瞎子。假如不是这样,假如没有眼睛的人仍然能通过记忆之眼看世界,那倒还不算太坏。世界看起来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尽管人与人不尽相同……我在世上才活了七年,但我已经记住很多东西了。”

这番含糊的表述散发出了清晰的厌世感。“我”的想法是,这个人与人互相虐待的世界已让“我”的眼睛饱足,还不如瞎了的好。他很快就去求助于基督教了,他祷告,让自己沉浸在对天堂的向往之中,然而不久他便失去了耐心,他觉得,基于自己在短短七年的人生里“已经记住”的东西,他只能相信,世界是撒旦主宰的。而人,只要将自己出卖给恶,就能终生享受到恶的力量的庇护。

我不知道,科辛斯基是否指望读者都来耐心地分辨其中的思想,而不是一味地盯着那些“重口味”的桥段,不停地问“那里真的那么愚昧落后吗?”“重口味”,这个词如果提早半个世纪前就发明了的话,那么,这本书或许早就被归入“类型小说”,也不至于给作者招来这么大的麻烦。从小说到事后的追记,科辛斯基不得不反复告诉读者,那里真的是如此:

“东部地区那些村庄已被忽略好几个世纪了。它们远离城镇,与世隔绝,处于东欧最落后的地区。那里没有学校或医院,也很少有铺好的路和桥梁,还没有电。人们稀稀疏疏地住在那片土地上……那里唯一有效的法律,就是自古而然的‘胜者为王’。”

这番交待都放在了小说正文开始之前。但这些信息本该糅在故事里面,由读者自己去领悟和感受。它们事实上也被无视了,它们让人觉得,这是作者在挽救自己可疑的公信力。科辛斯基遭到的怀疑和攻击,迫使他不得不表态说,自己写的细节都有实据,但“我所用的人名和地名根本不能与任何特定的民族群体挂钩”——这简直就是徒劳地想两头占便宜。可是,他既然宣布自己所写的是真实经历,又怎能强要虚构的自由,而禁止他人对号入座的联想呢?

《夜》,正统“大屠杀文学”的一个模板

无怪乎那位读者会如此言辞激烈了。他被科辛斯基的“目中无人”给激怒了:“你就把世人当垃圾好了”,世人的苦,世人流血的卑微,被一个是非观模糊的7岁男孩用来滋养他怪诞的观察癖。是的,那些地方的确野蛮得不值一提,可文学的价值何在?难道不是从最卑微的存在身上找到可颂可羡、可悯可叹的地方吗?对比一下《夜》这种正统“大屠杀文学”的产品,你就会知道,活下来并讲述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是一件需要动用操守的事。

虽然威塞尔曾撰文高度评价《被涂污的鸟》,但读者并不买账。威塞尔被视为道德楷模,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2006年,《夜》还登上了欧普拉俱乐部的推荐榜单,再度畅销了一年多。相反,科辛斯基的声誉却一路下滑,1980年代以后,对他的真诚性提出质疑的人越来越多。1991年,58岁的科辛斯基自杀身亡,舆论对他最高的评价也就是“争议作家”,甚至还说,他是在丑闻的压力之下走上绝路的。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有没有后悔写了这本《被涂污的鸟》。

云也退
作者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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