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无趣的人——写在《吹云记》后面

风行水上 2019-05-31 12:21:08

《吹云记》这个书名是因为书里的一篇文章。大概是四、五年前的夏天,唐姐那时还在合肥上班,我们约了到查济去玩,同行的还有小柯。开车到了查济,快到傍晚的时候,停好车到处找旅馆。遇见一个中年妇女说她家开旅馆,问了问价钱还公道。并且还包一顿早饭。我们就决定跟上她家去住。

路上我跟她聊天,她说柴是帮一个画家砍的,他每年冬天上这儿来住。家里有个大壁炉,相当费柴火。我问她那个工钱怎么算,她说:“他每年给我两张画算工钱。”她家房子在山坡的上面,站在二楼可以看到山下黑压压的房顶,黄昏的时候蝙蝠在屋顶上绕来绕去。我们三个人准备到街上吃饭。走了一会我发现小柯不见了,又折回头去找他,他正跟一个画画的女孩子搭讪。他问人家:“你到这儿来写生吗?”那个女孩不理他。我跟唐姐掩口胡卢。他见人家不理他,只好自己找台阶下:“那你画着吧!不打扰你了!”等我们吃完饭回到旅馆,天就黑了。睡觉还有点早,我们就爬到三楼房顶上聊天。那天晚上具体聊什么,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了。

夜里从篁竹的丛中飞出许多萤火虫,像宣纸上甩出的墨点子。它们随着风在山涧上面悠悠忽忽地飞行,屁股上挂着一个小灯笼,黑暗中一眨一眨的。唐姐看了半天说:“我们一个人写一篇东西,来纪念这次旅行。”我说:“写什么呢?”他想了想说:“随便!你就把这次旅行想象成中世纪逃避瘟疫的旅行, 薄伽丘写了本书叫《十日谈》,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发起了人瘟,有十个男女就跑到乡下一个别墅里避难。呆的时间长了都觉得无聊。不像现在还有手机玩,于是约好每人说一个故事。住了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我们也仿他们每个人说一个故事。讲完了以后觉得有意思,回去就把它写下来,你看看怎么样?”我说:“行啊!这个建议有点意思。”

山里的夜很快就凉下来了,远处的山谷里有鸟凄厉地叫起来。在它鸣叫的间隙里,天地俱静。唐姐看看气氛很对,就开口说:“我先说一个故事。”那天晚上唐姐说了一个鬼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好,我称其结构为“旧瓶装新酒”,人物、地点都是真实的。《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常常采用这样一种叙事方式:比如说某某人,我的一个发小,他有一个哥哥,然后怎么来怎么去——遇到一件怎么样的事情。我们过去称这种说法叫有“鼻子有眼”,代入感很强。小的时候我在乡下,隔壁的邻居永明大伯也是这样讲故事的。他说某年某月某地我遇到鬼啦!他说的某地是我们经常放牛、割草的地方,白天看起来平淡无奇,怎么到他那里就是神鬼出没了?我们不敢问他。如果问他,他就嫌我们乱插嘴,不说了。非要三请四邀才肯说。说故事的人有一种矜持,老问会打乱他叙事的节奏。这就象老有人问我:“风老师!你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吗?你说的那个人是那里的?我可不可以认识一下他”。

永明大伯讲故事的收益是我们每个人吓得快要尿裤子,晚上不敢回家。只好请他拿着电筒一个一个把我们送回家。他收获了什么?现在我回味,他收获的是一种“创作”的快乐。文学的起源是什么?我怀疑就是这种讲故事的冲动。文学的才能就是有些人故事说得好,而有些人会把一些精彩的故事说得乏善可陈。许多民间文学作品,起初都是讲故事,比如长得要命的《格萨尔王传》三百多卷,《荷马史诗》二十四卷。它就得这么长才好。它产生的背景是基于“从前慢”这个时代特征下面的。有一年外乡来个人到我们村里说《隋唐演义》和《薛刚反唐》,这个人白天帮人家打井。晚上说书,全村打了七八眼井,书还没说完。他拴的扣一直到第二年才算是草草结了尾。但在等待过程中大人小孩子脑补了许多精彩的片段。等他说完了原版的结局,大家都觉得不满意。现在我想如果把他说完的书和中间哼哼哈哈整理下来怕不也有几十卷。

去年夏天我发愿读完了《战争与和平》,读完之后除了佩服托尔斯泰之外,还特别佩服他太太。托翁的夫人在校对抄录时,前前后后抄了四遍。 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写到托翁要将自己的版税以及土地都分给农民,与他的夫人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于是带着小女儿从家里出走,最终死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里。托翁一生纠结于爱与和平,纠结于农民的苦难与平等之间。他没有办法回答年轻人的质询。看俄国小说我经常有一种疑问:“日常生活他们是这要说话吗?这样多累啊?”幸亏后来看纳博科夫,他说托翁那些沉闷的道德说教,还不如一缕安娜的卷发。所以看完了《战争与和平》,我自己都像打完一场小型的战役,单里面的人名就弄得我头昏脑涨。我的立场有点偏向于托翁夫人,抄了四遍现在要捐掉?我也不能接受这种行为。

现代小说有些是写得很长但没有这种悠长的气息。很难想象一个终日与手机为伍的人,能有耐心接受十几页的风景描写。过去一个作家会很耐心地描写荒野上长的哪些草,哪些花。鸟是怎么叫的,风是怎么吹的。人物正从地平线走过来,他赶的什么车,穿的什么衣服,甚至连车轴没有上油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都要描写一遍。手机上完全没有办法做这种阅读,读完了眼睛还要不要了?另外手机对人有一种驯化作用,很多人只有在手机或者idad的幽幽蓝光中,才能凝神看东西。但是这种东西有个极限,超过多少字精神就涣散了。纳博科夫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极限,比如写到多少字就不行了。他说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神品。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以后就开始拖沓了。《吹云记》当中的《赶房人叶行一》算是我写得比较长的短篇了。其实如果进一步完善细节大概可以写到三万字,比如道家法术仪式描写,甚至穿插一些叶道长的爱情故事。写着写着觉得无聊了,索性就让他耍个流氓让一个火暴脾气的大妈一盆子给他打翻了来得直接。《菜地上的飞行师》是真有这么一个原型;下面县城一个好事之人。做了一架飞机,而且还真飞起来了。这个人就从县里把飞机开到省城,大概要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结果飞到省城一看没有地方降落,那那都是车和人。他就开着这个奇怪的家伙在天上绕了几匝。在郊区一片菜地上降落了。媒体的人立刻就去采访他,这个发明家是个老头。他介绍说他从童年起就想着自己造一架飞机,然后开着它到处飞。今天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正在他神采飞扬之际,警察也来了。因为他没有因何飞行资质,万一从天上掉下来可不是玩的。就算他不掉下来,撞到民航客机都不是一件小事。人拘了几天放了,但是飞机扣了下来。飞机现在还放在一个广场里生锈呢——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这些平平常常的事情。

因为约定每人写一个东西,那就先开始说。大概这个故事是个什么样的,能不能吸引人。等讲完了以后再写出来看看它会是什么样子。唐姐讲了一个鬼的故事,天上起了凉风。我跟小柯打了个寒噤说:“不早了,下去睡了。”早晨我醒得早,听到外面有人在磨刀,我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就爬起来去看。旅馆的老板娘坐在小凳上磨柴刀。她看见我出来对我说:“是不是声音大吵着你了?”我说:“没有!没有!这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转一转?”她站起来指着雾气茫茫的山上说:“那里有个亭子,风景还不错。他们俩还在睡?”我说:“别管他们,你们先吃早饭吧!我上山转一会。”

路上我忽然想到曹操这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听到人磨刀就把人家一家子杀掉了,想想熟睡在床上的唐姐和小柯,觉得这个倒是一个做小说的好材料。场景是我们三个人抢得一票金银财宝,在逃亡的路上又各怀鬼胎。这时听到磨刀的响声——不由得笑起来,我经常沉迷还自己的胡想八想当中。写东西要很丰厚的生活阅历吗?有,固然很好。没有,也没什么要紧的。一个外国作家说一个人活到十八岁,他的生活阅历就足够支撑他写一辈子了。经验写作就那么多,张炜曾经把写作比作是一个搬石头出屋的过程。屋子里就那么多石头,搬出去一块扔在门口堆在那里,到最后连屋门都封死了。从这种“搬石头”的状态中怎么走出来?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门坎。

一个人写作很容易被类型化。就像一个画家画画,他画的画很快被市场认可,就会形成一种套路。最后变成一种重复。重复变成一种机械的制作。我在看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时,非常惊叹她的想象力。逐渐消退的浪花是一种隐喻,但它想隐喻什么?说不清。我不想把有趣贴在脑门上,现实生活中我是个很无趣的人。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旅游。除了每天拿着毛笔在画台上写来写去,就是写写东西。下一回我想写写极其无趣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个人为了寻找庙里的宝贝,自己出了家。花了几十年时间去找。最终结果是没有找到。他自己也很平常,只是穿衣吃饭。老了变得慈眉善目的,谁也想不到他当初的目的是为了盗宝。我对写东西没有什么野心,更没有什么初心之说。我享受是写东西、改东西的过程。李可染先生说;“好画是改出来的!”,写东西也是这样。有时一个东西写出来只花了两三个小时,但是改它花了一天时间。我对那些发誓要写一辈子,少一天一刻都不行的作家非常佩服。但自己始终是做不到的。

那天早上我走到山上小亭子那里,景色远不如山下看来得好。风吹动满山竹篁,摇过摇过去。山谷下的云慢慢起来了。山下的房子有时能看得见,有时看不见。偶尔能听到村子里狗叫,或者山上伐木的丁丁声。我看着升腾的云气,想到浪漫的宋徽宗,他让人到武夷山用坛子装云。然后京城里每家发一坛子云气,约好在某个晴朗无云的月夜,一齐把坛子口启开,看着大宋的江山在云海中浮沉。天然一幅米家山水呀!既然这云能装,那么何妨驱使它来来去去呢?于是就写了这样一个东西。咒语和山歌都是自己胡想八想诌出来的。后来有人问我这咒灵不灵?我说你可以试一试,万一灵了呢。这本书前前后后也做了两三年,费了很多功夫。在此感谢本书的编辑王二和她的团队。谢谢周纳给我做的序,她在序里把我写得太好了。其实真人不是这样的!这年头做书不易!读书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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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风行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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